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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人人皆知,司空见惯。但地名与我们人类社会的关系,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很了解。实际上,地名与人们的关系极为密切。位于广东西南端的雷州半岛,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厚重、特色鲜明,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和中华文化大观园的一朵奇葩。其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除了雷州话、雷歌、雷剧、雷州石狗、雷州换鼓、雷州陶瓷、雷州音乐、雷州傩舞等内容,半岛各处的地名也在突显其丰厚的历史内涵。毕竟地名作为表称地点的文化符号,作为称呼某个地方山水、城市、村庄的符号,从文化史角度而言,一地之名必定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不仅反映出该地区自然的地理环境,而且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记录了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民众的生存状态、活动轨迹和风俗习惯等,因此地名可视为是人们对其地理实体的精神寄托。笔者从广东雷州乌石“红毛番岭”一名之考析过程,从中折射出雷州半岛明清时期的某些历史文化之信息。一、雷州乌石“红毛番岭”广东雷州乌石“红毛番岭”这一地名,是笔者于2010年带学生三下乡开展半岛民俗社会实践中发现的。在调研该地信仰习俗时,见到一张雷州乌石房参村宝成寺志序:“宝成寺于一九九O年十一月一日,经湛江市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局批准同意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开放为合法的佛教道场。其宗旨……究其宗派为东山临济宗,撰其寺史已有二段:(一)始建本寺系从浙江省宁波府定海县南海普陀山前寺分支至海康县雷城雨花台、福田寺之后,同释本真大师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在房参村红毛番岭创建竹莲寺。(二)迁建雷城关部后街福田寺释善林大师与其徒释德三师视其原建寺院地址及其名称不佳,于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把竹莲寺迁到房参村平龙山岭上兴建,并改称宝成寺,原由善林住持,后由德三住持至今(一九九三年)……”。“红毛番”这带着鲜明历史意味的词语由此引起了笔者的兴趣。赵世瑜先生认为,记忆本身和其过程就是一个历史,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历史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可以凝聚在习俗和传说中或者转化为习俗和传说,它不同于征服者的记忆,而是带有凝聚了特殊经历的地方性色彩。[1](P655)一般而言,“番”、“番鬼”字样,从字源、词源角度言之,往往指代域外人士,尤其是西洋人。由明代来华的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整理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初到澳门的葡萄牙人被称为“番鬼”[2](P175)。其意义就如另一位清朝时期旅华的外国人理解的那样,带有明显的蔑视和排斥的意味:“我看见她做了一个愤怒的动作,诅咒那些奸诈的外国人。‘番鬼’,这个词出现在所有的咒骂中,在我耳边响起无数次。就在这时,我恍然明白了它的含义。‘番鬼’———字面意思‘外国的魔鬼’。当番鬼的船驶过中国人通常没有设防的边界时,好奇的而且往往抱有敌意的人群立即跑向岸边,跑上甲板;母亲们指给孩子们看,告诫他们要蔑视、仇恨这些蛮人。我保证,孩子们不会忘记这些过早就开始的教育。”[3](P6)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最早与西人接触的是广东沿海一带居民,所以明代———乃至明万历年后至1840年———在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仍沿用广东方言“番鬼”指代当时以商人和传教士为构成主体的来华西人。[4](P29)时至今日,广府方言的“番鬼”仍常见于日常粤语口语,如“番鬼佬”“番鬼婆”“番鬼妹”“番鬼荔枝”(佛头果,学名An-nona squamosa L)“番鬼凉茶”(啤酒)等等。据说,葡萄牙人初登澳门的地方被称作“番鬼塘”,至今仍沿用为当地村名。可见,“番”之一字似简实繁,其中隐含着某一地区与域外发生关系的历史。[4](P12注①)除了粤语(广府方言)口语中常使用“番鬼”或“番鬼佬”外,隶属闽南语系的雷州话,也有相类似的叫法。近代当地普遍流行的雷歌也以“番”字称呼外国人:“大家义气不怕死,去打番奴不怕它。死去得入忠臣庙,死早更强过死迟。”“番鬼无法多占地,知道人民无易欺。寸土当金与伊打,缩回西营(地名,现湛江霞山)建城池。”而“海康(今雷州)雷话的‘碱’(或‘番鬼碱’,肥皂)……皆明显来自粤语”[5](P243-244、88)。难道这么一个偏僻的小乡村历史上曾经有外国人来过?要知道,“地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每个地名都有它形成的年代、历史环境和历史的演变因素,并具有连续性的特征。地名的字面义常有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文化水平的烙印。研究地名时总离不开时间、地点和变化,如聚落形成、城邑兴废、政区的演变、湖海江河的变化、自然环境的改变,等等。”[6](P8)地名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它负载着很多经济文化信息,成为经济建设和经济生活中不容忽视的信息源。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历史上,雷州半岛一直存在着与海外交往的经验。《汉书·地理志》所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信息就是一个明证。房参村,目前隶属雷州乌石镇管辖的一个小乡村,距离乌石镇中心约六七公里。但奇怪的是,房参村的居民皆从来没有听说与相关外国人的故事,虽然乌石港与越南海防属同一纬度,也时常有越南渔民来到乌石港。他们说,从来没有听村里老人讲过有外国人来过,否认红毛番岭与外国人有关,说那里只是一个村名而已,传说那里一百多年前就有一条村,村名叫“红毛番岭村”。该村村民近几十年陆续搬迁,早在几十年前那村子已不存在了。但村民皆不知“红毛番岭”、“红毛番岭村”的位置,只能大概指出一个方向。据宝成寺僧人言,红毛番岭离此约三公里,离房参村约五公里。房参村靠近海边,以前是雷州重要的晒盐场,目前仍有一些荒废的晒盐场存在。也就是说,红毛番岭离海边大约六公里的距离。笔者根据村民所言的方向、僧人所言的距离,结合寺志中提及的寺院名称,在离宝成寺五六公里处找到一处新建寺庙。据言它是在旧寺庙的基础上建的。我们粗略环顾一下,见到庙宇的“大雄宝殿”已基本完工,里面已摆设好佛像,门口对联曰:“佛日增辉庄严国土,慈航普渡利益人天”。但旁边的“护法殿”还在修建。同时可以看到“大雄宝殿”前面的空地堆放一些瓷砖,其中有烧制的“竺莲”字样。据赶回来的老僧人介绍,这里附近确实曾有一条村叫红毛番村,山岭叫红毛番岭,之前有一寺院叫“红毛番寺”,是以村名命寺名的,其后村子败落,寺庙也随之破落,后改名为竹莲寺。现在建设就是恢复其寺院。至于红毛番村为何破落,至今无人知道,村民也不知所踪。为什么那条村叫红毛番村?这位60多岁的僧人言,小时候听村落的老人讲,是因为那条村子里有一位红毛番公,满头红发。他不是当地人,是某村的,但绝不是外国人。红毛番公很有钱。也是因为他有钱,所以人们将这村名叫为红毛番村。这位红毛番公有钱达到什么程度呢?传说,他嫁女时,天下了八天雨,路上极不好走。于是他将人担来稻谷铺在路上,让婚礼进行顺利。至于这位红毛番公哪来这么多钱,听说他是在开荒时,挖到金蟹的。听到这故事后,笔者想起了民间文学中的“母题”内容。历史上,大量的胡人商贾同中原人进行珠宝交易。他们的活动给中原人留下的印象是胡人普遍具有非凡的识宝能力,并且慷慨大方,出手阔绰,颇具豪侠气慨,带有古代波斯人的性格与习俗。对于“胡人认宝”的记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已有。东晋王嘉的《拾遗记》记述:“石氏(石崇)之富,方比王家,骄侈当世,珍宝奇异,视如瓦砾,积如粪土,皆殊方异国所得,莫有辨识其出处者。乃使翔风别其声色,悉知其处。”翔凤即为一个胡女。叶春生说:“这算是最早的洋人识宝传说。”[7](P36)南朝宋人刘敬叔的《异苑》中亦记载了二胡人识永康王旷井上洗石内有黄金鸟之事。而“广东的涉外故事,特别是识宝、盗宝故事,许多都与商业贸易有关”[7](P47)。也就说,这则民间传说及这里地名来源承载着早期雷州半岛与海外交往的历史信息。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曾说过,“地名可以当作古物的一种,地名研究的性质好比研究化石,古钱一样。”英国L.R.帕默尔说:“地名能提供重要的证据,来补充并证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论点”[6](P74)。二、“红毛番岭”考析之一:乌石的“番王信仰”笔者虽经过走访,获得了“红毛番岭”部分信息,但还是感觉不得其解。地名经常变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讲到地名,就有一个地方变化的问题。古今中外,地名变化是常常发生的事。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都知道,治史而不深究地名的变化,治史而不深究官制的变化,必将碰壁,闹出笑话,甚至出现‘硬伤’。”[8](P166)而地名的来历含义是地名历史文化内涵信息的主体,系指地名得名的年代、得名的缘由、所取语源及其所赋予的特定含义。[6](P75)随后在乌石民俗调研中,笔者又发现乌石地区存在着“番王信仰”。“番王”是乌石对三尊雕刻着外国人模样的称呼。三尊石雕神像,一大两小,大的在中间;其外表一看并非为汉族外貌,仍为一异族人的相貌。祭祀的神台位于民居的中央小巷内,比较简陋。当地人言,神台所在之处,原来是一座庙宇,后来发生火灾被毁。民众随后建起,但建了三次,三次都起火。后来邑人传说,神灵托梦,所戴的“帽”太小,它需要的是以天为“帽”。故自己放火烧之。传说他们是兄弟三人的番王,率兵从北方打到乌石,因驱赶敌人到海南岛而落地于此。后来民众对他们非常感恩,故雕像祭祀。但神台两侧所张贴的遗缺对联却揭示应是潮汕地区的三山国王:“国号宝国宁国丰国(下面字体残缺),山称明山德山恒山(下面字体残缺)”。据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研究,三山国王为广东省东部讲福佬话和客家话地区的民俗信仰,其地域范围包括整个韩江流域和韩江三角洲以西的沿海丘陵地区(以清代中后期的行政区域而言,大致包括潮州府、嘉应州的全部和惠州府的海丰、陆丰二县),台湾及部分东南亚地区也存在,而尤以潮汕地区最为普遍。成书于19世纪初的《韩江闻记录》所载:“三山国王,潮福神也。城市乡村,莫不祀之。有如古之立社,蠢春日赛神行礼,胙酣嬉,助以管弦戏剧,有太平乐丰提象焉”[9](P124)。关于韩江中下游地区有关三山国王民间神灵的“来历”,最早的一些系统化文字记载均见于元代后期,如《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皇庆元年(1312年),吉安路龙州书院山长、邑人刘应雄撰]、《潮州路明贶三山国王庙记》[至顺三年(1332年),翰林国史编修庐陵人刘希孟撰]和《报德堂记》[至正十一年(1351年),惠州路总管府从官徐来撰]。这些文献对三山国王都作出相关解释,它们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但最早使用“三山国王”一词并将三山国王故事系统化的,应是元代的刘希孟(庐陵人,曾任翰林编修)。所谓“三山”,指明山、巾山和独山,是潮州府揭阳县霖田都河婆墟(今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西面的三座高山。一般学者都认为,三山国王信仰的起源已不可考。1994年,当代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人曾到实地考察,认为,三山国王信仰的起源当与中原人进入该地区之前古越人的山神崇拜有关。[9](P124)学者普遍认同于“肇迹于隋,显灵于唐,受封于宋”的经历,即宋时提升为封建王朝正式册封的神,成为替皇权服务的神灵象征。当时,其地域影响范围仍大体局限于潮州一带;至元朝,三山神的影响和地位更甚于唐宋,潮州、梅州、惠州等地均建有“三山国王庙”,包括当地民众、“远近士人”在内的祭拜者众多,“岁时”或“走集”都要前来拜祭。明朝虽有官府“毁淫祠”的举措,但三山国王这样的地方神明不知何故,却得以应对。清朝后,更是获得较大规模的发展。信众区域仍以粤东地区为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粤东各地已知三山国王庙200余座。数量位居前列的是:揭阳60座,汕头65座,潮州25座,梅州45座,汕尾19座。[10]乌石民众以操雷州话为主。从语系而言,雷州话隶属于闽南语系,与闽南话相似。但据调研,整个雷州半岛民众普遍提及自己是从福建莆田迁徙而来的,如吴川上郭村吴氏大宗祠有曰:“裔出莆田上郭枝连绵世泽自从闽地那江叶奕振家声”。此外,雷州乌石也是一个蛋民聚集地,是一个因港而成集镇的地区,三山国王崇拜(或曰番王信仰)是否与蛋民或者其他民众迁徙有关,仍是一个有待考察的问题。至于“番王信仰”与乌石“番鬼岭”存在何种关联,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却是无法提供切实的资料线索。但不管如何,神灵的雕像是外国人,多少显示出这里与海外交往存在着某种联系。如广州波罗庙就是民人因为波罗国人达奚司空来华传播文化,而立像祀之。《粤囊》“南海神庙”条下载:“中门之左,有达奚司空立像,黑面白眼,支而前望,若有所招呼。司空外番波罗人,随贾舶来,泊黄木湾,携波罗子植于庙,回望舶已举帆去,且望且泣,立化于此,庙人因其状加衣冠而像之。”[7](P42)田野史料,虽只是一个残件,但是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可以基本弄清某些历史线索、历史问题的。三、“红毛番岭”考析之二:文献记载的考察“因为历史传说毕竟是传说,而当其经过扬弃,升华为信史时,传说就走向了科学,就推进了人们有历史认识。扬弃就是历史研究、考证的过程。”[11](P243)上述的考察,再加上从雷州半岛的地理情况来看,雷州半岛并非目前时人所言的比较闭塞、与外界交往极少的情况。其实两千多年前的海上丝路始发港之实,早已开始了雷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先河;唐代李吉甫所载的民谚“欲拔贫,诣徐闻”[12](P1087),也从一个侧面佐证秦汉时期的徐闻确为商品集散地,市贾较一般地区繁荣。查明代欧阳保纂的万历期间《雷州府志》(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其卷三“地理志一”中有记:(雷郡)八十里曰愽袍山(高十五丈,盘围八里;故老传云昔番船夜泊见山石岩中有神光射天,乃舣舟寻访,闻有人声就而不见。番商告乡人立祠祀之,名射光岩,方广四丈许,因在愽袍村,故名。[13](P175)这里比较明确地透露出明朝时候,有外国番船来过雷州半岛,并与邑人有过接触。而这段记载,多少与上述竹莲寺老僧所介绍传说相似。红毛番是明清时期中国沿海人民对荷兰人的称呼。虽然老僧人强调红毛番公是外村人,并非外国人,不知是否与当时明朝政府实施海禁政策有关,荷兰人不敢讲自己是外国人,诚如16世纪葡萄牙人冒充马六甲人来华朝贡一样,但其红毛的外貌特征却是一个不改的事实。四、“红毛番岭”考析之三:吴川“番鬼井”地名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人类用于指代地理实体的符号或记号。地名的产生,源于人类社会开始群居和集体生活对地理实体共同认识和指称的需要。地名是“活化石”,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有关方面的真实记载。通过对地名的研究,可以找出某些规律。即使这种语言在这个地区已经消失,但从地名上仍可以证明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过的历史事实。不知雷州半岛是否还存在着类似的内容呢?在雷州乌石有关蛋民、港口的线索,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信息。地处半岛海岸的另一个港口———吴川芷寮港,其旧址也存在着一处邑人称之的“番鬼井”,且吴川地区也居住着不少蛋民。两者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呢?吴川芷寮港位于吴阳镇西南5公里,鉴江下游东岸,东濒南海。根据光绪期《吴川县志》传递相关的历史信息,芷寮港兴于明代万历年间:“芷寮,初属荒郊,居民盖草寮。纸于岭头人目之,曰纸寮。万历间闽广商船大集,剏铺户百千间,舟岁至数百艘,贩谷米通洋货。吴川小邑耳,年收税饷万千计,遂为六邑之最……”[14](P391)另据梁桂全先生主编《广东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载,明代芷寮商贾云集,十分繁华,是福建、广州、潮州的大商船集散之地。并且设有福州、广州、潮州等会馆;还有两街、三巷、六行头(即正街、曲街,秀清巷、广成巷、牛儿巷,沙螺行、蟹行、谷行、虾蛋行、壳灰行和番薯行),茶楼、饭馆齐全。[15](P494)其后随着赤坎港的兴起,芷寮港始衰落。故吴川有民谚曰:“金芷寮,银赤坎”。芷寮港遗址在现吴川吴阳芷寮村与桥头村两地交错点上。遗址北面不远处有一口水井,在光绪期《吴川县志》中存有记载,因“昔有番鬼泊船于此浚而汲泉,其井虽浅,泉出不竭,味甚清”。当地人称之为“番鬼井”。[14](P43)至于为什么称呼水井为“番鬼井”,即使当地70多岁的老人也讲不清,只是一口咬定很久之前曾有外国船舶到过此而已。除此之外,芷寮村还有清代水师营、船厂遗址。据光绪期《吴川县志》载:“旧水师营在芷寮陈屋庙右,实控高凉化电之总口,其处沙角交牙,非大潮熟道舟不敢入。故旧置水哨舟师扼其地。康熙二年奉迁撤寨。”[14](P161)据言船厂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旧志继续载曰:清雍正三年设芷寮船厂,乾隆年间(1736-1795年)渐废。吴川话隶属于粤语,即广府语系,故与广州地区一样,普通民人自然习惯称外国人为“番鬼”。最早被以“番”“鬼”称之的欧洲人士是早期来华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自1601年始,荷兰人来华频繁,时国人不知道其从何而来,就据其“毛发皆赤”的体貌特征称其为“红毛番”,又作“红毛夷”,简称就是“红番”或“红夷”。明人王临亨《粤剑编》有一条记载曰:“辛丑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16](P92)明人张燮的《东西洋考》则载将“深目长鼻,毛发皆赤”的荷兰人称为“红毛番”,“一名米粟果”[17](P127)。“米粟果”指当时荷兰在东南亚的重要殖民据点———摩鹿加群岛。讲明代时期“红毛番”往往指的是荷兰人,主要是根据荷兰人外貌特征来称呼的。这样一来,也就牵涉到明代时期荷兰人是否到过吴川的问题。据查,17世纪20年代荷兰为夺取澳门,与葡萄牙发生冲突。屡遭失败后,在1632年,时任荷兰远东指挥中心巴达维亚总督的布劳沃尔(Hendrick Brouwer)提出企图用武力迫使明朝就范的计划,以达到开放中国沿海贸易、封锁澳门、孤立乃至驱逐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目的。1633年8月15日《东印度事务报告》详细记载了其计划的实施步骤:首先,占领从南澳到安海的整个中国沿海,消灭海盗刘香,拦截从暹罗、柬埔寨、北大年和交趾(Cochin-China)及其他地方前来的一切船只,从海上封锁广东、福建两省。其次,派遣“整个基督徒和中国人的力量前往广州湾”,武力胁迫广东地方官员准许唯一的自由无障碍的贸易权,同时承诺不再对澳门的葡萄牙人提供任何生活上和武装上的帮助。最后,如果广州、澳门的行动不顺利,荷兰人也许就将兵分三路,一路进攻占城,在卡姆比尔岛(Pulo Cambir)或马尔岛(PuloCecyr de Mar)、泰拉岛(Pulo Cecyr de Terra),拦截来往澳门和满剌加中国及葡萄牙船只;第二路将出击台湾北部村社麻豆(Mattau)和西部的小琉球(Lamey),打击当地土著;第三路则攻占台湾北部的鸡笼(Kelang)和淡水(Tamsuy)两个西班牙人的基地。[18](P126-128)这样一来,也许就达到驱逐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独占南中国海的目的。另据相关志书记载,明时期称吴川一带的海域为“广州湾”。在明嘉靖、万历间修纂的《苍梧总督军门志》中,“全广海图”第三图雷州沙头洋外有“东海场,属雷州府”字样,第四图吴川县南仙门港外即为“广州湾”。[19](269-270)综合这些材料分析,荷兰人非常有可能来到“广州湾”、来到吴川,甚至“番鬼井”很有可能就是为当时荷兰舰队留下的遗迹。至于布劳沃尔总督提及的海盗刘香,原为明朝郑芝龙部下,后叛逃。即光绪期《吴川县志》等史料提及的刘香老。崇祯年间多次“犯限门”“登岸焚掠”。[20](P235-236)据笔者考证,光绪年间的《吴川县志》据盛志记为:“七年甲戍春三月海寇刘香老复犯限门”,似有误。这样一来,雷州乌石的“红毛番岭”也许与吴川芷寮的“番鬼井”一样,虽一地一物之名,竟极有可能承载着一段或许多与域外交往的历史;两地名都是历史上雷州半岛与域外交往而在民间留下的痕迹。五、结语地名往往是人类活动过程中的历史文化信息之一。透过地名,我们可以窥见某一地区自然、社会、民族、文化等的演变过程或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大致而言,根据我们上述的考察,17世纪,大约明朝期间,为争取中国市场,荷兰舰队曾经来过雷州半岛,同时遗留下一些历史遗迹,其中就可能包括雷州半岛两个历史地名:“红毛番岭”与“番鬼井”。本文主要是在人类学视野下进行考察的,也包括部分文献资料。试图通过雷州乌石“红毛番岭”这一地名的分析,对历史时期雷州半岛一段历史作一考察,阐述明清时期雷州半岛存在着与外域交往的可能性。也许,雷州“红毛番岭”其历史记忆指喻远大于其地理意义。实际上,自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各国借助海洋纷纷向亚洲进发;而雷州半岛地处南海沿岸,是距离东南亚各国较近的港口地域,自然地存在着与外域交往的可能性,它并不是蛮荒、闭塞之地。其实历史上,西汉汉武时期,汉政府已借助半岛的徐闻港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此已为史界之公认。至于为何后期雷州半岛被誉为蛮荒、封闭之地,其原因仍然有赖于史界之努力,将其各个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之变迁梳理清楚,我们也许才能对雷州半岛的历史明了一些。当然,我们也不能单靠一二次探索而过分夸大雷州半岛与外域交流的历史,“红毛番岭”、“番鬼井”等也许是明代雷州半岛与域外社会进行交往而落下的一处印记。它们只能为我们追寻到雷州半岛发展的历史,强化雷州半岛文化形成的轨迹,拓展雷州半岛与外面交往、交流的内容提供一二佐证而已。广东雷州“红毛番岭”地名考@陈国威$湛江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广东湛江524037以地名为据来考察地方区域文化是基于一种人类文化学的理念:地名之来源往往与当地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不同的历史环境,人们对所在区域的认知与命名自然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地名自然必有其鲜明的历史特征。从人类学视野的角度,将雷州半岛某处地名作为考察对象,有助于认识本区域某段历史。"红毛番岭"地名考察表明,明清时期雷州半岛曾与欧洲发生通航往来的历史,反映在地方文化上,区域内存在多处带有欧洲色彩的地名。"番"字地名特征深刻地反映了这段历史交往特征。雷州半岛;;域外交往;;红毛番岭;;番王信仰;;番鬼井[1]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A].杨念群,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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