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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和“人类学纪录片”这两个名词都诞生于西方,“人类学”大约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而“人类学纪录片”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为国内学者所了解。虽说“人类学纪录片”这一词组构成是“人类学”+“纪录片”,但一直以来主要是在人类学界使用,影视界较少介入,其具体表现在我们从西方国家引进的几种关于“人类学纪录片”的不同称呼:Anthropologic Documentary(人类学纪录片)、Ethnologic Documentary(民族学纪录片)、Ethnographic Documentary(民族志纪录片)等等,无不蕴含着浓厚的学术色彩。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学纪录片的制作者和研究者都集中在学术领域,而影视从业人员相对而言对此并不热衷。一、中国人类学纪录片的两种类型对于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国内一直以来还没有一个相对权威的定义。影视人类学研究学者与影视艺术研究学者从各自学术界别出发分别进行了定义,而由这两种不同的理解也形成了人类学纪录片的两种类型。影视人类学研究学者认为,“人类学片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影视学的表现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形象化表述”。1早期人类学片也称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主要拍摄于1957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文献价值,但由于表现手法单一,几乎等同于原始素材。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近些年也涌现出一批可看性较强的优秀的人类学片,但从整体上说,影视人类学范畴的人类学片普遍存在过于强调科学研究的目的,而忽视视觉效果的现象,多数还
只是简单的记录,缺乏对视听语言合理有效的运用,看起来比较枯燥和沉闷。而在影视艺术研究学者看来,“人类学纪录片是科学成果与艺术形式的完善结合,是纪录片手段用于人类学研究,其纪录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人类学是内在的表述内容,是人类学家研究成果的产物,也是纪录片中的一类特殊类型”。2这类人类学纪录片运用艺术的手段对素材进行剪辑和加工,同时表现出编导对所拍摄的文化事象的感受和理解,以期引起观众的进一步思考。与其他纪录片一样,它的结构比较完整,剪辑比较细致,同时具一定的艺术表现力。然而,由于这类纪录片只是在某些方面包含或具有人类学的一些特征,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因此并不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影视人类学作品。在不同的指导思想引领下,人类学界与影视艺术界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选材拍摄,即便是运用完全相同的拍摄素材,不同的界别也能成功地制作出不同类型的人类学纪录片。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最后的山神》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最后的萨满》这两部纪录片,前期拍摄在一起进行,所获素材相同,后期制作是从完全相同的素材中剪辑出来的。前者按照制作者自己对鄂伦春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衰落及其残存影响的感受和理解,用影片表现了萨满教在鄂伦春族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在鄂伦春族群众心理上的历史积淀,生动真实而富人情味,在1993年亚广联年会上获奖;后者则详尽、客观地展示了萨满祭祀仪式,包括萨满所穿法衣,使用的法器,祭祀程序和活动细节等完整段落,为研究鄂伦春萨满教的现状提供了丰富可信的资料,1994年获选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界萨满教学术讨论会。3
表1中国人类学纪录片的两种类型比较供学术研究的人类学片具人类学价值的纪录片创作主体研究所、高校研究人员独立制片人、电视台编导专业背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专业创作目的作为人类学研究和教学工具作为艺术作品创作原则科学的、理性的审美的、艺术的追求效果重视学术思想的表达重视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受众群体人类学研究界专业人士普通观众相对于人类学界注重对影视人类学作品学术价值的追求,影视界所称的“人类学纪录片”主要是指片子本身的题材和内容而言的。本文中所探讨的“人类学纪录片”,并不是指纯粹意义上的,由人类学者拍摄、供学术研究和教学用的影视人类学范畴的人类学片,而是指由影视创作人员拍摄的含人类学信息或具人类学意义的纪录片。二、中国人类学纪录片对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人类学纪录片因其选材的民族性和纪录的人类学价值,题材上具有世界性的关注度,视觉上具有浓烈的东方色彩,因此在传播民族文化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是有效实现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一个良好载体。1、保存少数民族生活的珍贵影像如果说纪录片是人类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生动、最真实、最直观的表现形式,那么人类学纪录片在此基础上更具有了人类文化的形象档案功能,其价值之一就是对边缘状态下的个体和人群进行客观的纪录,内容包括人的生存状态、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理想追求等等,所获得的第一手影视资料和对原生态的记述,不仅仅只属于电视,也属于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具有资料价值上的共享性。4以《藏北人家》、《贡布的幸福生活》和《西藏一年》三部拍摄于不同时期的藏族题材纪录片为例。拍摄于1990年的《藏北人家》(王海兵),是四川台和西藏台合拍的系列片《西藏》中的一集,记录的是生活在藏北草原的牧民措达一家一天的生活。措达家有老人和孩子,还有将近两百只绵羊和山羊,四十多头牦牛和一匹马,在藏北属中等水平,他们长年生活在海拔四千七百米的纳木错湖畔,男子出外放牧,女子在家忙碌。该片在一天的时间里,表现了藏人的饮食、放牧、娱乐等日常生活特点和豁达开朗的性格特征,有着浓烈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印记;拍摄于1999年的《贡布的幸福生活》(季丹、沙青),讲述了藏民贡布一家一年的生活情状:生活贫困带来的压力,新生男孩带来的希望,对儿子打工没赚到钱的失望……生活中的烦恼围绕着贡布,但是贡布却仍然能从这麻烦重重的生活中寻找到乐趣;2009年7月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西藏一年》(孙书云),通过跟拍白居寺僧人、妇女干部、乡村医生、饭店经理、乡村法师等八名住在江孜的普通藏族百姓一年的生活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关注社会巨变给藏民传统生活所带来的冲击,及其产生的种种问题。在这三部纪录片之间,时间走过了二十年,摄像机镜头忠实记下了不同时期藏民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幸福、快乐、烦恼、困惑,不断变化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不变的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乐观的民族个性。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一些古老的文化正在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重大变化乃至消失的危险,人类学纪录片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抢救和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最后的马帮》(郝跃骏)讲述的是滇西北的独龙江峡谷中,居住着四千多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族公社”阶段的独龙族人。当时,国家为了保障独龙族的基本生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成立了一支性质为国营的“国家马帮”,每年运送600吨左右的粮食和其他生产、生活物资进入独龙江流域,以救助独龙族兄弟。1999年,通往独龙江的公路全线开通,当年年底,组建了四十年的这支国营马帮被正式解散。那支最后的国家马帮,永远地留在了本片的影像画面上……拍摄于1987年、完成于1990年的《怒江:失去的峡谷》(吕乐),拍摄了怒江沿岸的二十几个村落,牵涉到七八个民族和七八种宗教,是云南遭到产业性旅游开发之前的全面写照。在社会不断变革的今天,这一类纪录片会越来越多。相较于经济发展的滚滚车轮,一部纪录片对传统文化能做到的抢救和保存工作可谓微乎其微,但是多年以后,或许只能在相关的人类学纪录片中才能了解到当时人们生活的情景。2、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在我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在西部,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分面积也在西部。另外如青海以及及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也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中,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包括发展特色旅游业,反映西部民族风情的人类学纪录片正是实现旅游推介,进而推动西部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适当的媒介。云南泸沽湖旅游的火爆可以说是得益于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系列摩梭人题材纪录片这一推手。摩梭人世代生活在泸沽湖畔,他们至今仍保留着由女性当家和女性成员传宗接代的母系大家庭以及“男不婚、女不嫁、
结合自愿、离散自由”的母系氏族婚姻制度,俗称走婚,大家也称此地为“女儿国”。从1988年的《摩梭人》(宋继昌)到1996年的《甲次卓玛和她的母系大家庭》(郝跃骏)再到1999年的《三节草》(梁碧波),三部纪录片虽然创作手法和关注焦点大相径庭,但他们都反映了在泸沽湖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环境下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从人类学角度,展示了母系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这一波由人类学纪录片《摩梭人》挑起,各类旅游专题片迅速跟进的宣传攻势,促成了泸沽湖旅游的发端。1992年,泸沽湖正式开始接待国内外游客,短短几年间就发展成了一条旅游热线。《桃坪寨我的家》(冷杉)对旅游地的推介则是另一种方式。龙小琼一家三代人生活的桃坪羌寨是一个古朴而宁静的小村庄,这里的人们世代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村民们住在祖辈留下来的房屋里,那是一种独特的用一块块石头垒砌而成的“古堡”,被认为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羌族建筑文化艺术。纷至沓来的游客给传统的羌寨带来了一些变化,年轻的羌族人也开始经营起了旅游业务。该片正面反映身处旅游大潮中的羌族青年,探究市场经济与外来文化对现代桃坪人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在面临发展旅游还是捍卫民族文化的矛盾中,该何去何从。由于本片关注的主题本身就与旅游有关,片中大量的画面和情节涉及桃坪旅游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另外,还有如《龙脊》(陈晓卿)般隐性推介的。该片叙述的是广西龙胜山村中一群瑶族孩子求学的故事,主题本与旅游无关,但无论是故事的发生地——作为当地一处著名旅游景点的壮观的龙脊梯田,还是片中作为段落串联的悠远绵长的红瑶山歌,都有意无意地对当地旅游推介起到了广而告之的作用。3、肩负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重任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传播分国内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传播,以及国际上代表中国进行文化传播。在国内方面,为人们关注度低的少数民族创作纪录片有着特殊意义。《六搬村》(欧阳斌)是一部反映云南少数民族苦聪人生活的纪录片。苦聪人只有六千多人口,曾经长期与世隔绝,一直过着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的原始生活。1956年夏天,解放军工作队在地处中越边界的原始森林里发现了苦聪人的踪迹。1985年,“苦聪人”被划归为拉祜族。2008年,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他们终于搬到了生活条件较好的平原河谷地带。对于一般人来说,苦聪人甚至是拉祜族都是陌生的词汇,通过纪录片达成人们对某个民族的一些了解,不失为少数民族文化有效传播的成功范例。
在国际方面,以国外关注热点题材创作纪录片将会起到很好的外宣效果,比如西藏题材的《八廓南街十六号》(段锦川)。八廓街是环绕拉萨大昭寺的主要街道,八廓街居委会是党和政府在这地区最基层的组织机构,藉由调解员处理居民不断来投诉的小摩擦,这些各式各样的小案件,反映了投诉者、被告者和调解者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一般我们看到中国的藏族纪录片常围绕在宗教和文化的题材上介绍,缺乏对日常生活行为与状态的深入观察与记录。本片无任何的采访与旁白,主要依赖耐心等待,捕捉现场自然流动的人、事、物,因此给观众留了许多的空间去揣摩与理解。5该片获得1997年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评委会的评语是:“这部影片不断地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足够广阔的空间,让我们自己主动地去了解今日西藏的真实现状,同时也展示了一个我们从来不了解的西藏。”6三、结语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中,人类学纪录片已经并将继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忠实记录了少数民族的生活影像,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人类学价值;通过电视媒体宣传、音像制品开发、网络视频点播、参与国际赛事等传播途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又为更多的观众认识、了解,这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和效果是其他传播形式所难以达到的。如何创作出兼具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人类学纪录片,也是值得影视制作人员和研究人员思考的一个问题。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人类学纪录片再认识@郭唯$福州电视台!高级编辑<正>"人类学"和"人类学纪录片"这两个名词都诞生于西方,"人类学"大约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而"人类学纪录片"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为国内学者所了解。虽说"人类学纪录片"这一词组构成是"人类学"+"纪录片",但一直以来主要是在人类学界使用,影视界较少介入,其具体表现在我们从西方国家引进的几种关于"人类学纪录片"的不同称呼:Anthropologic Documentary(人类学纪录片)、Ethnologic Documentary(民族学纪录片)、1 张江华、李德君等:《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 陈刚:《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
3 张江华、李德君等:《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4 傅乐群:《从文化人类学看边缘纪录片的价值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12期。
5 王慰慈:《大陆影视人类学纪录片的发展与现况》,“影像与民族志”研讨会,2001年4月11日修正版。
6 转引自张明:《记录正在消失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现代传播》,200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