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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宋代中国与日本之间缺乏国家层面的官方交往,宋朝海商主导的宋日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当时两国交流的主要路径。留存至今的宋日海上丝绸之路遗物之中,陶瓷、铜钱等贸易物品数量最多、最为引人注目,然而,对日外销瓷和输日铜钱大多作为日常用品输入日本,而且由于体量小,一般经历了再移动和再流通的过程,故而仅仅依凭对此类遗物的考察无法完成宋日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景观的复原。近年,日本学界有关九州地区宋风佛教供养石塔——萨摩塔的调查,为宋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就萨摩塔的调查与研究而言,日本学者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其中,高津孝、井形进、桥口亘以及大木公彦等人对萨摩塔的分布、形制、年代以及制作地等问题进行过较为细致的探讨,同时指出,日本九州地区发现的萨摩塔应该都是以宁波梅园石为材料雕刻而成的,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宁波在宋日海上交流中的重要地位。[1]本文试图将萨摩塔放置于宋日“海上丝绸之路”的语境之中进行考察,笔者认为,萨摩塔不同于外销瓷、铜钱等易移动的日常生活遗物,其独特性有二:1.萨摩塔属于佛教石刻遗存,具有精神信仰内涵;2.萨摩塔体积和重量相对较大,是一种卸载之后不易二次移动的舶载输出物。作为一种特殊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萨摩塔,一方面标示着两宋海舶在日本沿海的航迹,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佛教在宋日海上丝绸之路的维续与拓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角色。1日本九州现存的萨摩塔首先需要指出,日本九州发现的萨摩塔,并非作为建筑单体存在的楼阁式或密檐式大型佛塔,而是一种陈设、供奉于屋宇内外的小型石质供养塔。日本学界对于萨摩塔的认知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8年,京都大谷大学斋藤彦松教授在调查日本九州南部鹿儿岛地区的石刻文物之际,注意到坊津萨摩塔形制的特殊性,并对其进行了实物测量。翌年,斋藤考察了鹿儿岛县南九州市川边町域内宝光院遗址、神殿、水元神社等地点留存的3尊萨摩塔,之后,鉴于当时发现的这种形制独特的石塔均分布于萨摩藩故地(鹿儿岛县),斋藤将之命名为“萨摩塔”。[2]1975年多田隈丰秋著『九州の石塔』(上卷)一书,收入了志志伎神社冲之宫六面形萨摩塔的资料,并指出了它与鹿儿岛地区几尊萨摩塔之间造型上的类似性。[3]1978年出版的『九州の石塔』(下卷)详细介绍了南九州市川边町域内神殿、坊津、水元神社3个地点保存的3尊萨摩塔。[4]上世纪90年代,在九州西北的长崎和佐贺也发现了萨摩塔,人们开始认识到萨摩塔的分布范围不仅局限于九州西南的鹿儿岛县域。2008年以来,随着中日石刻文物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九州发现和确认的萨摩塔数量迅速增加,目前统计数量已达到40余尊[5]。迄今发现的萨摩塔,主要分布于九州南部的鹿儿岛县、九州西北部的佐贺县和长崎县以及九州北部的福冈县。尽管萨摩塔最初发现于鹿儿岛,但以目前统计资料来看,位于九州西北端的长崎县现存萨摩塔数量最多,现已发现14尊,而且其中13尊集中于海道要津——平户市域内;与长崎毗邻的佐贺县发现了6尊萨摩塔,分布于武雄市、多久市、神崎市、神崎郡等地;九州北部的福冈县也是萨摩塔现存数量较多的地区,现已发现10余尊;九州南部鹿儿岛县域内的萨摩塔合计8尊,集中分布于鹿儿岛县西南,其中4尊现存于南萨摩市的坊津、加世田川畑、金峰、加世田小湊等地,3尊位于万之濑川上游南九州市的川边町,另一尊现存雾岛隼人町。[6](图1)萨摩塔均以一种灰紫色的凝灰岩石材雕刻、叠砌而成,其基本形态是屋檐形塔顶、壶形塔身、须弥台座,塔表雕刻内容也遵循统一模式:塔身雕有佛龛、佛像,须弥座束腰部位刻有四大天王浮雕,须弥座上端则有栏杆图案浮雕。在具体形制上,萨摩塔又可以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种类型的萨摩塔大多体量较大,屋檐形塔顶和须弥台座均为六角六面,塔顶、塔身和台座一般分别雕制,最后叠砌为一体。其典型实物是现存于南九州市川边町水元神社的六角萨摩塔,该塔是现存完整萨摩塔中体量最大的,高193cm,塔顶挑檐处宽65cm,壶形塔身最宽处46cm,须弥座上端宽66cm,座底宽75cm。水元神社萨摩塔不仅塔顶和塔身系分制而成,须弥座也是三段叠合的(图2)。萨摩塔塔身的佛龛和佛像一般以浮雕手法表现,但六角型萨摩塔有一种异型,其壶形塔身的佛龛凿为空洞,内置单独制作的圆雕立体佛像,不过,这种异型萨摩图1萨摩塔分布图(转引自井形进《萨摩塔的时空》,花乱社,2012年,第55页)图2水元神社萨摩塔塔迄今仅发现1尊,存于平户市野子町宫之浦的志志伎神社冲之宫(图3)[7]。第二种类型的萨摩塔,一般尺寸较小,塔顶和须弥台座均为四角四面,塔体既有用一块整石雕刻而成的,也有个别部位单独制作再拼合为一的。南萨摩市坊津历史资料中心——辉津馆所藏萨摩塔即属第二类型,该塔高70cm,塔顶挑檐处宽28cm,塔身最宽处24cm,须弥座上部24.5cm,座底宽28.5cm(图4)。[8]萨摩塔是日本现存石塔中一个极为特殊的品类,仅见于九州地区,且数量不多,其基本形制与日本本土常见的层塔、五轮塔、宝塔以及宝篋印塔等石塔大相径庭,而造型、纹饰都表现出浓厚的中国风格。首先,就造型而言,屋檐形塔顶+壶形或卵形塔身+须弥座的基本样式,亦见于中国石塔,例如:浙江丽水灵鹫寺、浙江宁波天童寺、福建泉州开元寺均发现有类似形制的石制供养塔或舍利塔,不过,与萨摩塔相比,中国发现的类似形制的石塔体量硕大、造型更为复杂,丽水灵鹫寺石塔通高超过4米,须弥座为双重(图5)[9];其次,在塔表雕刻上,萨摩塔塔身雕有佛像,须弥座雕有四大天王像,也与灵鹫寺石塔一致。萨摩塔须弥座上端的栏杆浮雕、座底边角的如意纹装饰、天王像的虾鳞状护腕和胫甲[10],具有明显的宋代中国雕刻装饰特征;此外,萨摩塔的石材——一种质地细腻的灰紫色凝灰岩,与一般日式石刻的石材区别明显,被认为产自中国浙东,关于这一点,本文下节还将详细论述。毋庸置疑,萨摩塔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物证。关于九州现存萨摩塔的年代,首先,鉴于九州图3志志伎神社冲之宫萨摩塔图4辉津馆所藏萨摩塔图5丽水灵鹫寺石塔(转引自吴志标《浙江丽水灵鹫寺石塔》,《东方博物》2009年第1期)萨摩塔形制、石材的高度一致性,我们基本可以推断,它们属于同一时期的遗物。由于迄今发现的萨摩塔均为地面遗存物,所以无法利用层位学手段判断其相对年代。在目前确认的30余尊萨摩塔中,仅有福冈县久山町首罗山遗址萨摩塔的周边环境经过了田野考古发掘考察。井形进认为,与首罗山萨摩塔伴存的一对宋风石狮,可以根据形制断定为13世纪中期的遗物,另外,首罗山遗址发掘结果显示,该遗址在13世纪中期接受了大量的宋风文物,据此可以推定,首罗山萨摩塔系13世纪中国南宋时代的石刻作品。[11]另外,高津孝等人指出,与萨摩塔形制近似的中国丽水灵鹫寺石塔有南宋纪年铭(1216-1218),这可以作为萨摩塔年代判定的一个参考依据,进一步比照东大寺、宗像大社等中国石材制成的石刻文物的年代,大致可以推断萨摩塔的主要制作时段是12-13世纪。[12]笔者认为,宁波东钱湖周边梅园石制的南宋石刻,与萨摩塔有较多的共通之处,例如:萨摩塔天王浮雕的甲胄样式与宁波东钱湖周边南宋墓前武将雕像的甲胄基本一致;萨摩塔的栏杆浮雕、台座底部的如意纹蝶足,均与东钱湖南宋石刻享亭、勾栏等陈设以及建筑构件拥有相似特征。[13]另外,现存于宁波南宋石刻公园的延寿王寺塔也是萨摩塔年代推定的极好参照物,延寿王寺塔有绍兴三年(1133)纪年铭,该塔虽与萨摩塔形制有异,但其基本叠砌形式和萨摩塔一致:屋檐形塔顶+带佛龛的塔身+台座,台座中部有四天王浮雕。它与萨摩塔的区别在于,塔身为四方形,台座并非须弥座式,上下两端为仰莲纹。然而,从基本样式、细部雕刻及功用来看,延寿王寺塔应是萨摩塔的近缘石刻。鉴此,笔者也认为大多数萨摩塔应雕制完成于12-13世纪。2萨摩塔的制作地上节已经提到,萨摩塔不仅在形制上表现出鲜明宋风,而且其石材也与日本本土石刻的常用石材判然有别,这引发了研究者们关于萨摩塔石材来源和萨摩塔制作地的探讨。萨摩塔石材颜色呈灰紫色,结理细腻,断裂面有一种极细密的砂质感,非常适合雕刻加工。这种石材的表现特征与奈良东大寺南大门石狮的石材近似,而东大寺南大门石狮的石材很可能是宁波梅园石。[14]带着有关萨摩塔石材的疑问,自2009年起,大木公彦和高津孝等学者对萨摩塔石材和宁波梅园石进行了岩石学分析,他们首先对梅园石样料和坊津馆萨摩塔的化学成分组成做了比较,结果显示,坊津萨摩塔石材与宁波梅园石同为凝灰岩,矿物组成的分析值也极为相似。[15]进而,他们又对南北九州各地发现的萨摩塔的石材表面特征进行了细致观察,认为九州各地萨摩塔石材均与梅园石特征相同,萨摩塔应是以梅园石为石材雕制而成的。[16]梅园石是产自宁波市西南郊鄞江桥镇的一种建筑和雕刻用石材,这种灰紫色凝灰岩石材属宁波地区的特产,在我国东南沿海其它地区尚无发现。根据宁波地区现存的梅园石制的古代石刻遗物来看,梅园石的大规模开采和利用始自南宋初年。建炎之后,明州成为都城临安的东南屏藩,城市重建与扩建带来的石材需求,刺激了明州近郊石材的规模化采掘。由于梅园石质地细腻,且利于雕刻加工,所以除了用作建材之外也用作石雕材料,东钱湖周边南宋史氏家族墓前石刻中,以梅园石为石材的石刻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那么,萨摩塔究竟产自何地?是日本匠人利用宁波石材在日本雕制的?还是中国匠人在宁波雕制完成后将成品输入日本的?抑或是渡日中国工匠利用宁波石材在日本雕制的?笔者认为,中国匠人在宁波以当地梅园石雕刻完成后输入日本的可能性最大。理由如下:首先,假设萨摩塔系日本匠人在日本雕制的,那么萨摩塔的石材就不应局限于梅园石,理论上应存在以日本匠人所熟悉的本土石材制成的同形制遗物,且分布范围应该扩大到九州全境甚至本州。然而,事实上,迄今发现的萨摩塔仅见于九州,而且仅见于九州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且石材均为梅园石(至少可以肯定是浙东石材)。接下来,考虑一下萨摩塔系渡日中国工匠在日本制作的可能性,在这种假设之下,或许渡日工匠倾向于使用他们所熟悉的中国石材,但考虑到工匠、工匠弟子及其石刻技艺的流动性,从逻辑上来讲,九州东部地区以及本州也应出现与萨摩塔同形制的石塔。但目前萨摩塔分布范围的调查结果并非如此。最后,我们会发现,九州萨摩塔的特殊性基本表明萨摩塔的制作地即宋代明州(宁波)。萨摩塔具有三大特殊性:1、石材来源地明确,为宁波梅园石;2、所属时段短暂,仅一二百年,在日本本土尚未找到其源流与后续的遗物;3、分布地域集中于九州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概言之,萨摩塔一律为宁波石材,且在日本无传承脉络,仅存续于特定历史时段,这显示出萨摩塔的舶来性质,而上述萨摩塔集中分布的区域均是宋商足迹覆盖之地、宋舶航迹经行之所,在鲜有宋商、宋舶活动记录的九州东部和中部则未发现萨摩塔,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萨摩塔应是从明州港舶往九州的石刻成品,其制作地即宁波,制作者应是宁波或浙东本地工匠。在此,仍有一个遗留问题需要指出,江浙闽地区尚未发现与萨摩塔形制完全相同的石塔,上文列举的浙江境内的丽水灵鹫寺塔、宁波天童寺石塔,甚至包括福建泉州开元寺石塔,形制与纹饰都比萨摩塔更为复杂,而宁波天童寺石塔和泉州开元寺石塔的年代也还无法确定。但是,这并不表明宁波以及浙东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萨摩塔,现存实物资料的缺乏主要在于调查和认识的不足,未来应当在宁波及其周边地区关注石刻供养塔遗存,获得更多可以与萨摩塔相互比照的文物资料。3萨摩塔存置地点与宋日海上丝绸之路航线萨摩塔主要分布于日本九州西南、西北以及北部海滨或靠近海滨的地区,其存置地点大多是宋朝海舶经行之地和宋商贸易网络覆及之处,可以推定,萨摩塔是由宋商装舶输出到日本九州的,不同于外销瓷和铜钱等一般贸易品,萨摩塔反映出旅日宋人及其在日亲交社群的特殊精神需求,二次让渡搬动的可能性较小,故而对其存置地点的考察有助于宋日海上丝绸之路九州沿岸经行路线的探明。九州北部的福冈县是萨摩塔现存数量较多的地区,现已发现10余尊萨摩塔,而且发现了5根可能是浙江石材制成的宋元碇石(现存于承天寺、栉田神社、筥崎八幡宫、圣福寺、福冈市埋藏文化财中心),另外,福冈县宗像市宗像大社所藏阿弥陀经石和福冈县博多区妙乐寺唐石,也都表现出宁波梅园石特征,很可能是南宋时期的中国石刻。福冈市是历史上中日贸易大港——博多津,11-13世纪,随着旅日宋人的增多,博多津一带形成了宋人居留地——唐房,福冈发现的萨摩塔无疑与博多宋人的活动有关。福冈萨摩塔之中,志贺岛火焰冢萨摩塔的所在位置值得一提,志贺岛位于博多湾北端,是宋舶进入博多湾的必经之地,志贺岛东南有一道沙堤——海之中道通往九州本岛。志贺岛萨摩塔应是宋商或其关联集团在这一地点的活动遗迹。九州西北部长崎县发现了14尊萨摩塔,其中13尊集中于海道要津——平户市域内,平户还发现了两尊宋风石狮,石材与萨摩塔一致,具有宁波梅园石的特征。平户岛志志伎神社冲之宫六角形萨摩塔残高1.51米,推测原高3米[17],体量硕大,它所在的志志伎神社冲之宫位于平户岛最南端,西南方遥望五岛列岛,具有航标作用,无疑与宋元海商的活动有关;平户岛白山比卖神社萨摩塔位于平户岛北部的安满岳山顶,从该地点可以眺望到平户岛西北的生月岛;平户市田平町海迹寺萨摩塔(现存于里田原历史民俗资料馆),其原置地——海迹寺位于平户大桥东端附近,向西可眺望到平户海峡西侧的平户岛。上述萨摩塔的所在地均为地处海道要冲的寺社庙宇,而这些社庙也都是与航海信仰有关的宗教性设施。笔者认为,萨摩塔是一种非日常性的且重量较大的舶载之物,一旦泊岸卸载之后,再次远距离陆上搬运的几率不大,因此,平户海滨发现的萨摩塔应标示着宋日海上丝绸之路在九州西北沿岸的经行路线。九州西南部的萨摩塔合计8尊,其中4尊现存南萨摩市坊津、加世田等地,3尊位于万之濑川上游南九州市的川边町,另一尊现存雾岛隼人町。在这些萨摩塔的发现地点之中,南萨摩市坊津是九州西南端的良港,附近的一乘院遗迹、泊浜等地点都发现了宋元贸易陶瓷;雾岛市隼人町向南面对锦江湾,附近的富隈之凑(浜之市港)是海船寄泊地,隼人町宫内地区(大隅正八幡宫周边)的弥勒院、桑幡氏馆、留守氏馆、泽氏馆等遗迹均发现有宋元时期的中国青瓷和白瓷;南九州市的川边町虽与海滨相距一段距离,但有万之濑川河道通往海边,而位于万之濑川河口地带的持躰松、渡畑、上水流、芝原、小薗等遗址均出土了宋元贸易陶瓷,其中,渡畑、芝原两遗址发现了与宁波宋瓦非常相似的中国瓦。[18]可以推测,万之濑川河口很可能是宋元海船的重要寄泊地,而坊津和浜之市港亦有可能是宋元海船的经行港湾。众所周知,宋日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干线是宁波(明州)——博多航线,根据萨摩塔等石刻制品的分布可知,九州西北端的平户应是宁波(明州)——博多干线的重要节点。检视九州西南发现的萨摩塔和其它中国系遗物,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推测,即浙东宁波与九州西南万之濑川河口之间存在着一条宋日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线,至少应当指出,万之濑川河口和坊津在宋日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4结语综上所述,日本九州发现的宋风石塔——萨摩塔主要分布于九州北部、西北部以及西南部,是一种形制独特、在日本本土缺乏传承脉络的佛教供养塔。萨摩塔所用石材应为宁波梅园石,制作地亦应是宁波,主要制作时段大致为12-13世纪。作为一种舶载输日的宗教性石刻制品,萨摩塔在九州的存置状况,是我们考察宋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依据。此外,目前为止,宁波考古与文物学界尚未披露过与萨摩塔形制完全相同的宋代供养塔资料,这种形制的石塔及其构件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期待本文的发表能够促动国内相关实物调查的全面开展。[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日藏浙江古质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海研究”(项目编号:15NDJC075YB);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项目“宋元时期浙东石刻艺术的跨海东传研究”(项目编号:14ZDDYZS02Y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注[1]高津孝·橋口亘.薩摩塔小考.南日本文化財研究[J].2008,(7):20-33;高津孝·橋口亘·大木公彦.薩摩塔研究—中国産石材による中国系石造物という視点から.鹿大史学[J].2010,(57):25-38;高津孝.薩摩塔と碇石—浙江石材と東アジア海域交流.江南文化と日本―資料?人的交流の再発掘[M].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1:213-225;井形進.薩摩塔の時空[M].花乱社,2012:1-173.[2]高津孝·橋口亘.薩摩塔小考.南日本文化財研究[J].2008,(7):21-22.[3]多田隈丰秋.九州の石塔(上卷)[M].西日本文化協会,1975:217-218.[4]多田隈丰秋.九州の石塔(下卷)[M].西日本文化協会,1978:314、338-339.[5]在高津孝等人2012年论文的列表中罗举了35尊(含个体遗留构件),井形进著作附录中则统计有38尊(含构件)。但近两年又有萨摩塔被发现,其总数已超过40尊。参见:高津孝·橋口亘·大木公彦.薩摩塔研究(続)—その現況と問題点.鹿大史学[J].2012,(59):42;井形進.薩摩塔の時空[M].花乱社,2012:146-150;礒部修作.謎の石塔「薩摩塔」、南さつま市で新発見.朝日新聞[N].2014-10-23.[6]参见注[5]列举的论文和著作。[7]高津孝等人将这种异型萨摩塔称为“类萨摩塔”,参见:高津孝·橋口亘·大木公彦.薩摩塔研究—中国産石材による中国系石造物という視点から.鹿大史学[J].2010,(57):29-30.[8]关于水元神社萨摩塔和辉津馆萨摩塔的测量数据,参见:松田朝由.鹿児島県の薩摩塔.南日本文化財研究[J].2008,(7):11.[9]吴志标.浙江丽水灵鹫寺石塔.东方博物[J].2009,(1):6-9.[10]井形进指出,虾鳞状护腕、胫甲以及长裾甲等特征,几乎不见于同时代日本本土的天王造像。参见:井形進.薩摩塔の時空[M].花乱社,2012:63.[11]井形進.首羅山遺跡の宋風獅子と薩摩塔.首羅山遺跡—福岡平野周縁の山岳寺院[M].久山町教育委員会,2008:65-83.[12]高津孝·橋口亘·大木公彦.薩摩塔研究—中国産石材による中国系石造物という視点から.鹿大史学[J].2010,(57):30-31.[13]根据笔者分析,宁波东钱湖周边南宋墓前石刻多属公元12世纪70年代至13世纪中叶的遗存。参见:刘恒武.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M].海洋出版社,2009:133-138.[14]刘恒武.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M].海洋出版社,2009:139-141.[15]大木公彦·古澤明·高津孝·橋口亘.薩摩塔石材と中国寧波産の梅園石との岩石学的分析による対比.鹿児島大学理学部紀要[J].2009,(42):17.[16]高津孝·橋口亘·大木公彦.薩摩塔研究—中国産石材による中国系石造物という視点から.鹿大史学[J].2010,(57):35-36.[17]井形進.薩摩塔の時空[M].花乱社,2012:78-83.[18]鹿児島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渡畑遺跡(南さつま市金峰町)2[M].鹿児島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1:174、226;鹿児島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芝原遺跡(南さつま市金峰町)3[M].鹿児島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2:298.萨摩塔与宋日海上丝绸之路@刘恒武$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陈竞翘$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宋代中国与日本借助海上丝绸之路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留存于日本九州的宋风石塔——萨摩塔是宋日间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本文首先论述了萨摩塔的空间分布、形制特征以及所属时代,进而对其石材和制作地进行了探析。根据本文研究结果,萨摩塔是12-13世纪宋朝中国工匠以浙东宁波梅园石为材料、在宁波雕制完成之后装船输往日本九州的佛教供养塔。最后,本文通过对于萨摩塔存置地点的考察,探讨了宋日之间海上丝绸之路在日本九州沿海的具体路线。萨摩塔;;宋日交流;;海上丝绸之路高津孝·橋口亘.薩摩塔小考.南日本文化財研究[J].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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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津孝·橋口亘.薩摩塔小考.南日本文化財研究[J].2008,(7):20-33;高津孝·橋口亘·大木公彦.薩摩塔研究—中国産石材による中国系石造物という視点から.鹿大史学[J].2010,(57):25-38;高津孝.薩摩塔と碇石—浙江石材と東アジア海域交流.江南文化と日本―資料?人的交流の再発掘[M].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1:213-225;井形進.薩摩塔の時空[M].花乱社,2012:1-173.
[2]高津孝·橋口亘.薩摩塔小考.南日本文化財研究[J].2008,(7):21-22.
[3]多田隈丰秋.九州の石塔(上卷)[M].西日本文化協会,1975:217-218.
[4]多田隈丰秋.九州の石塔(下卷)[M].西日本文化協会,1978:314、338-339.
[5]在高津孝等人2012年论文的列表中罗举了35尊(含个体遗留构件),井形进著作附录中则统计有38尊(含构件)。但近两年又有萨摩塔被发现,其总数已超过40尊。参见:高津孝·橋口亘·大木公彦.薩摩塔研究(続)—その現況と問題点.鹿大史学[J].2012,(59):42;井形進.薩摩塔の時空[M].花乱社,2012:146-150;礒部修作.謎の石塔「薩摩塔」、南さつま市で新発見.朝日新聞[N].2014-10-23.
[6]参见注[5]列举的论文和著作。
[7]高津孝等人将这种异型萨摩塔称为“类萨摩塔”,参见:高津孝·橋口亘·大木公彦.薩摩塔研究—中国産石材による中国系石造物という視点から.鹿大史学[J].2010,(57):29-30.
[8]关于水元神社萨摩塔和辉津馆萨摩塔的测量数据,参见:松田朝由.鹿児島県の薩摩塔.南日本文化財研究[J].2008,(7):11.
[9]吴志标.浙江丽水灵鹫寺石塔.东方博物[J].2009,(1):6-9.
[10]井形进指出,虾鳞状护腕、胫甲以及长裾甲等特征,几乎不见于同时代日本本土的天王造像。参见:井形進.薩摩塔の時空[M].花乱社,2012:63.
[11]井形進.首羅山遺跡の宋風獅子と薩摩塔.首羅山遺跡—福岡平野周縁の山岳寺院[M].久山町教育委員会,2008:65-83.
[12]高津孝·橋口亘·大木公彦.薩摩塔研究—中国産石材による中国系石造物という視点から.鹿大史学[J].2010,(57):30-31.
[13]根据笔者分析,宁波东钱湖周边南宋墓前石刻多属公元12世纪70年代至13世纪中叶的遗存。参见:刘恒武.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M].海洋出版社,2009:133-138.
[14]刘恒武.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M].海洋出版社,2009:139-141.
[15]大木公彦·古澤明·高津孝·橋口亘.薩摩塔石材と中国寧波産の梅園石との岩石学的分析による対比.鹿児島大学理学部紀要[J].2009,(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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