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周智生;熊世平;

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云南师范大学科研处;

中国;;越南;;骆越文化;;流变;;分异

中越两国骆越文化同源异流,本文以对骆越史料的历史解读考辨为源引,分别论述两国骆越文化研究分异的源流,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于骆越研究目的、方法、观点的差异。全面梳理中越两国骆越文化研究流变进程,提炼融合不同论说的认知,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两国骆越研究的背景、过程与特点。深入辨析导致两国分异产生的原因,系统地呈现两国骆越研究成果,并对研究进程中双方的学术争议作出了回应和探索。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Luoyue cultures in China and Vietnam

YANG Jian;ZHOU Zhi-sheng;XIONG Shi-ping;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lege,Yunnan Normal University;Scientific Research Affairs Department,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Luoyue cultures in China and Vietnam originated from the same source but developed into two branches.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and collating the Luoyue historical document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research differentiation and their different research purposes,methods and ideas in each historical period.This paper also gives a summary review of their research backgrounds,processes,characteristics,differences and achievements.By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researches,this paper finally gives a systematical exposition of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and their existing academic controversies.

China;;Vietnam;;Luoyue cultures;;development;;differentiation

①[先秦]吕不韦等撰.吕氏春秋(卷二十)[M].张双棣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15~118. ②[西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2010:1543~1548. ③[西汉]司马迁.史记·越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1809. ④[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五)[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3849. ①#12 ②[东汉]班固.汉书(卷六十四、卷九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2011:954,648.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10:719. ④[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2010:253. ⑤[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10:835. ⑥[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郡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0:1016. ⑦[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M].陈桥驿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861. ⑧[唐]司马贞.史记索引[M].北京:中华书局,2011:2581. ①[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M].中华书局,2007:3255。笔者注:沈怀元所著《南越志》已失传,10世纪时其部分内容被传抄摘录于宋本《太平寰宇记》。 ②[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37. ③[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957. ④[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961. ⑤[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八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1:3967~3977. ⑥[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⑦[宋]赵汝适.诸番志注补[M].韩振华补校.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0. ⑧[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⑨[清]高熊徽.安南志原[M].河内:影印(河内)远东学院,1931. [清]黄世发.越巫鸡卜[M].广州:影印嘉庆三年刻本. 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资料选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①(越)陈世法.粤甸幽灵集.越南汉文小说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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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越)文新,阮灵,黄兴,阮董之,黎文兰.雄王时代[M].梁红奋译,梁志明校.河内:越南科学出版社,1976. ⑤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越南历史[M].上下册.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71. ⑥(越)文新,阮灵,黄兴,阮董之,黎文兰.雄王时代[M].梁红奋译,梁志明校.河内:越南科学出版社,1976:134. ①(越)文新,阮灵,黄兴,阮董之,黎文兰.雄王时代[M].梁红奋译,梁志明校.河内:越南科学出版社,1976:1. ②(越)文新,阮灵,黄兴,阮董之,黎文兰.雄王时代[M].梁红奋译,梁志明校.河内:越南科学出版社,1976:9. ③#12 ④#12 ⑤#12 ⑥#12 ⑦#12 ⑧#12 ⑨#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①#12 ②#12 ③#12 ④#12 ⑤#12 ⑥#12 ⑦#12 ⑧#12 ⑨#12 #12 #12 #12 ①#12 ②#12 ③#12 ④#12 ⑤#12 ⑥#12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5@ZH001)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百年来越南中国观演变研究”(12CGJ005)阶段性成果

SOCI1603

0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NSF

2016

01

53-1003/C

1000-5110

YNSF201601003

21-39

K28;K333.8

F092;F094;H124;

2;1;1;

骆越是自先秦时期生活在古代华南地区的百越民族支系之一,与华南地区西南方向分布的百濮民族也具有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现在骆越后裔族群分别跨居中越两国,骆越民族的起源与分布、文化特征及流变进程成为中越两国及国际相关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课题。本文将简要地梳理中越两国关于骆越文化的流变与重构研究,并做一综述。一、与骆越相关的汉文史料考辨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史籍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关于“骆越”(或“雒越”)、“瓯骆”族名、“交趾”、“文郎”(或文狼)分布区域和文化特征的记载。越南自14世纪以后的部分汉文史籍与文献中也出现了大量关于“雒王”、“雄王”、“文郎国”、“瓯雒”和“安阳王蜀泮”的汉字史料,这些文献都成为国内外研究“骆越文化”的珍贵史料,但由于其中部分古籍久已亡佚,或残缺不全,或传抄中出现讹误,下文列举出在国内外骆越研究学者辩论、引证最频繁的数则史料,以供读者在认知骆越文化研究流变时正确解读,甄别史实,去伪存真。(一)主要中国史籍摘录及解读差异中国史籍中最早出现“骆越”之名的记载出于《吕氏春秋·本味篇》,其载有“越骆之菌”一语,(东汉)高诱注曰:“越骆,国名。”1西汉司马迁《史记》是中越两国史学家研究骆越文化关注的重要史料,其中《南越列传》载:“岁馀,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2书中在《赵世家》引《舆地志》“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文身断发避龙。”3唐朝颜师古注《汉书南粤王传》“西瓯即骆越也。言西者,以别东瓯也。”4这几段文字均被中越史学家多次引证,中国学者一般认为骆越即百越一支,而对西瓯、骆越分属一支还是两支越人,现还存争议。越方普遍认为骆越人产生于春秋之前,而对“瓯”和“骆”的看法也还存在不同意见,现日益倾向“瓯、骆”同为骆越人。*1234[先秦]吕不韦等撰.吕氏春秋(卷二十)[M].张双棣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15~118.[西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2010:1543~1548.[西汉]司马迁.史记·越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1809.[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五)[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3849.另,《淮南子·人间训》载有秦朝军队攻打岭南越人的记载:“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出番禹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馀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从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中国学者多用该段史料说明西瓯与骆越的关系,而越南学者加以联想断言《淮南子》中提到的“越人”为“雒越”,是雒越英勇抵抗秦军的侵略。而这个名为‘桀骏’的将领不是别人,正是瓯雒国安阳王蜀泮,1并且将其作为推进骆越民族认同意识的重要支撑。《汉书》记载:“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汉书·贾捐之传》还载:“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2。相同类型的说法还有《后汉书》中所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又曰“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姓,夫妇之道。”3中国学者多以此为骆越之地尚未进入父系封建社会,不知礼法之证据,而越南学者都是将其作为中国封建王朝以“儒教伦理”为标准,贬低越南骆越地区为“蛮夷”的证据加以驳斥。此外,《后汉书·马援传》提到骆越铜鼓也被多名越南史学家提及:“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4尽管该文后谈到马援平交趾后,将在该地的铜鼓铸为铜马的式样后带回上表给汉光武帝表功,但越南学者却多将此史料作为交趾为骆越“铜鼓故乡”的史料证明。而我国学者则多引证此段指骆越在汉朝内属于中国,交趾为骆越人分布的空间,产铜鼓。《后汉书》中还有一段关于越裳国的记录,“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5目前,越裳国的具体位置尚存在争议,我国学者多认为越裳国应包含越南中南部和老挝部分领土。但越南学术界则认为越裳仅为现越南中南部地区,属越南骆越人早期建立的一个国家。《后汉书·郡国志》中载:“交趾郡(武帝置,即安阳王国,洛阳南万一千里)十二城”。6越南学者再引此作为越南在秦汉“入侵”之前已经具备自己民族“国家”的史证。除了上述史料外,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援引《交州外域记》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7唐代司马贞对《史记索隐》注引《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表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阳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寻此骆即瓯骆也。”8至10世纪的《太平寰宇记》转引《南越志》出现了与上述内容相似,但将“雒王”记为“雄王”的记载:“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以其田为雄田。”1以上史料因涉及“骆田、雒王、雄王、瓯骆国、安阳王”等与骆越民族起源、国家认同和骆越民族文化特征相关的研究范畴,该文更是频繁出现在越南学者的研究视野中。越南学者基本认为,雄王即为雒越人的第一代君王,建都峰州,名文郎国,后被安阳王所灭,再建瓯雒国。瓯雒国已经是越南历史上有史料证明的第一个国家。中国学术界多据此说明骆越人的社会经济状态,大多认为“骆、雒、碓、雄”几字同音或形似所以误写讹传,雄王和文郎国应为传说,实为骆越。骆越人当时建有的“国家”最多可称“古国”或“方国”,这与现代意义下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此外,对于骆越人所生活的地区也在不同的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如唐朝《通典》中引“峰州古文郎国之地”,而《旧唐书》云:“宣化州所治。汉岭方县地。属郁林郡。秦为桂林郡地。驩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呼郁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2《元和郡县图志》又曰:“宋平县,上。郭下。本汉日南郡西卷县地……安阳王故城,在县东北三十一里。盖昔交州之地。3峰州,承化。下……古夜郎国之地,按今新昌县界有夜郎溪。秦象郡之地。汉平南越,置交趾郡之麊泠县地也。”4《百越先贤志》自序中说:“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地也。”也载:“译吁宋旧壤,湘漓而南,故西瓯也。”清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入交趾海,皆骆越也。”中国学术界大多认为骆越分布于两广、云南和越南北部一带,即使建有“方国”,其性质仅相当于部落联盟。其中心位置尚存争议,部分学者主张中心应位于中国广西武鸣附近。而越南学术界则认为“安阳王建瓯雒国合并雄王文郎国即骆越人建的第一个有史可查的国家,中心应在河内东边的古螺城”。《太平广记》为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传说、道经和释藏等为主的杂著,该书的南蛮交趾条再引《南越志》却记为:“交趾之地,颇为膏腴,从民居之,始知播植。厥土惟黑壤,厥气惟雄,故今称其田为雄田,其民为雄民,有君长,亦曰雄王,有辅佐焉,亦曰雄侯,分其地以为雄将。”此外,书中还记载了南越攻打交趾的神话传说:“南越民不耻寇盗,其时尉陀治番禺,乃兴兵攻之。有神人适下,辅佐之。家为造弩一张,一放,杀越军万人,三放,三万人。陀知其故,却垒息卒,还戎武宁县下,乃遣其子始为质,请通好焉”。5该古籍中神话传说较多,因此在引证时需仔细甄别。但越南学者却频繁引证,以该传说作为雄王真实存在的史证。与此同时,也认为南越王赵佗取安阳王瓯雒国实际采取的为不耻之举。以疑传疑,佐证安阳王建骆越国的英雄“史实”。此外,在《太平广记》中还记载了一些越人、僚人的习俗,如“越人习水,必镂身以避蛟龙之患”等,也常被中越学者引证为骆越人的文化特征,只是中国学者将其作为骆越与百越同源而引证,而越南学者只限于说明这为骆越人的某些文化特征而表述。除此以外,中国还有《岭外代答校注》6、《诸番志注补》7、《文献通考》8、《安南志原》9、《越巫鸡卜》瑏瑠等史料中也有关于对骆越人及其文化、社会和经济的某些描述。这里,笔者还需提及《百越民族史资料选编》瑏瑡一书,该书花费我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众多学者的心血,涵盖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的史料文献,实为我国骆越文化研究需要参考的重要资料。(二)越南相关的古籍记载及解读差异公元10世纪后,越南独立,为与中国封建王朝“南北对等”,树立民族独立意识,逐渐开始出现关于其国家及民族溯源的民间文学及史料。公元14世纪《越甸幽灵》1中出现少量关于雄王的传说。15世纪,《岭南摭怪》里增至10篇神话涉及雄王时代。《鸿庞传》中关于雄王建国的故事:“泾阳王讳禄续,神龙氏之后也。壬戌,元年,初炎帝神农氏三世孙帝明,生帝宜。既而南巡至五岭,接得婺女,生王。王圣智聪明,帝明奇之,欲使嗣位。王固让其兄,不敢奉命。帝明于是立帝宜为嗣,治北方;封王为泾阳王,治南方,号赤鬼国。王娶洞庭君女曰神龙,生貉龙君。貉龙君娶帝来女曰妪姬,一胎生百男。一日,貉龙君谓妪姬曰:‘我是龙种,你是仙种,难自久居。今有百子,分五十子从母归山,五十子从父归南海。’此后,貉龙君封其长子为文郎国王,称为雄王。雄王定都峰州(永安省白鹤县境内),置文臣曰貉侯,武将称貉将,太子称官郎,公主为媚娘,各小官叫蒲政。”2越南最早关于“雄王”称谓的史籍是《越史略》,曰:“至周庄王时,嘉宁部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碓王,都于文郎,号文郎国,以淳质为俗,结绳为政传十八世皆称碓王,越勾践常遣使来谕,碓王拒之。周末为蜀王子泮所逐而代之,泮筑城于越裳,号安阳王,竞不与周通。”3但由于《越史略》后残缺不全,其中的一些内容被收录入黎朝吴士连所著《大越史记全书》4,因此,雄王建国传说最早被列入越南正史乃《大越史记全书》。书中记录雄王为“神龙氏之后也”,并且“封王为泾阳王,治南方,号赤鬼国”。后“王娶洞庭君女曰神龙,生貉龙君。此后,貉龙君封其长子为文郎国王,称为雄王。雄王定都峰州,置文臣曰貉侯,武将称貉将”。同时,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外纪》中还标注了:“安阳王讳泮,巴蜀人也,在位五十年,都封溪”。此后,19世纪阮朝的官修通史《钦定越史通鉴纲目》都继承了此种说法:“周郝王五十八年,蜀王既有文郎,改号曰瓯雒,都封溪(旧史谓王姓蜀讳泮,巴蜀人也)。”5越南官修史书多次将越南史料中关于雄王、文郎国、瓯雒国和安阳王的传说采入正史,以疑传疑,试图将对民族起源的想象化身为史实。越南学者结合历史语言学的分析后认为:“传说中的‘郎’现在越南骆越族后裔族群为‘人’的意思,而‘郎’、‘娘’很可能是渗入到汉语中的中国南方语言,带有郎的族名从扬子江以南一直延伸到越南中部,文郎族名可能是越南民族最古的族名之一,并在实际上成了雄王时代越南的国号。”6部分越南学者曰:“蜀泮是一支雒越人的首领,西瓯也是雒越人建的一个国家,所以在‘雄王—蜀泮之争’实质上是瓯雒人内部的一场战争。”7瓯骆国最终为南越赵佗所灭。该种说法被大多数越南民众接受。中国学者着力考证雄王年代、文郎国的真伪,以及安阳王蜀泮自巴蜀迁移的路线。我国学者基本认为越南史料中多数记载是抄录中国史料而来,“貉”字为“雒”字同音混写,而“雄”为“雒”字的讹写,且雄王传说中年代、地名前后矛盾,荒诞不可尽信。此外,在越南史书《安南志略》1、《大南实录》2、《历朝宪章类志》3、《大南一统志》4也有部分与骆越文化相关的零星记载,而《南越雄王玉谱永传》5多为民间关于雄王的神话和传说,现多为越南学者为巩固雄王信仰所采信。二、骆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自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依据中越两国史籍、我国华南及越南北方的考古发现,对百越民族起源、分布和文化同源特征做了大量考证,其中包含对跨居中越两国的骆越族源也做出了深入的研究辨析,驳斥了越南将本国“雒越文明”追溯至四五千年前的伪科学做法,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著作,大量学术论文得以发表。本文现对我国国内学术界对骆越文化的基本认知梳理如下:(一)关于骆越族源骆越族群是创作骆越文化的主体,而国内学术界对骆越的族源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大类观点:1.骆越属百越。这个观点得到了罗香林、石钟健、邱钟仑等大多数民族史学家的支持。罗香林认为,骆越是中国南方百越族群居住在岭南西部地区及越南北部的重要一支,且“安南本部诸种人固骆越遗裔,而明广西太平府所属种人,亦骆越遗裔”6。而石钟健则指出“在地理历史、物质文化、经济生产、风俗信仰、体质形态和语言词汇等方面来看,如此众多的文化特征的出现,充分证明越与骆越出自同源。”7邱钟仑也认为“骆越是先秦至东汉时期活动于岭南的一个土著民族,为百越中的一支。由于百越中的另一支西瓯与骆越毗邻和错居,因而史书上常常以‘瓯’、‘骆’并称。”8虽然国内大部分学者同意骆越属百越支系,但关于“瓯”与“骆”还是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一种说法认为:西瓯和骆越是不同的两个原始族群。罗香林指出“‘闽越、西瓯骆’实指三地,而非二地”。梁庭望认为“西瓯与骆越同为壮族先民,是构成壮族的两支岭南最重要的越人支系,西瓯是从骆越分化出来的农业集团。”9张一民认为:“西瓯、骆越是周秦和汉代活动于祖国南疆的两个不同支系的越人。”瑏瑠蒋炳钊具体谈到“分布于两广地区的西瓯、骆越均为百越民族中不同的支系。”瑏瑡梁敏则从其分布情况说明了“西瓯和骆越是百越民族中文化和语言等互相接近,在地理分布上有所不同,但又往往互相交错、重叠的两支越人。”瑏瑢此外,白耀天《骆越考》(1995年)、邱明《西瓯骆越族称辨析》(1995年)、《西瓯骆越新考》等文都认同骆越与西瓯为两支不同的百越支系。另一种看法认为,“骆”与“瓯”虽同为百越支系,但骆与瓯融合后产生了西瓯,所谓东瓯和西瓯不过是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称呼不同而已。李秀国谈到,骆越人基本上是持续独立地发展自己的文化,约在西周晚至春秋时期形成了自身的青铜文化。东瓯越人从闽海南下西徙到粤西南和桂南一带,与当地的骆越土著人杂居。战国时期,东瓯人迁到骆越地区后,骆越地区成为西瓯地区。瑏瑣覃彩銮也认为骆越是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岭南的一支属越族人,这支越人有西瓯、骆越、瓯骆等称谓。1覃圣敏指出应按照历史时期的不同来探讨两者的关系,同意颜师古“西瓯即骆越也”的说法,单从秦汉时期的族称来看是正确的。2王文光也谈到“综合现有的研究资料我们认为西瓯与骆越是同一个民族群体里的两个称谓。”32.骆越非百越“濮僚来源说”。徐中舒认为“雒即僚,雒民即魏晋以后的僚人,唐宋以后则通称之为革佬或仡佬。”4范勇指出,骆越属于濮僚系统的各族先民,商周时代居住在滇西地区,约在春秋之前,开始由滇西地区向东南方向移动。春秋战国之际,已分布在越南红河三角洲和桂西、桂西南。其分布在越南红河三角洲的部分与当地土著居民(即冯原、铜豆、扪丘期青铜文化的主人)发生融合,在融合过程中产生了东山期文化,骆越主体正式形成。5支持这一说法有王和平,他指出云南石寨山文化与东山文化的极端相似性,证明了两地文化的创造者很可能是具有很密切的亲缘关系的同一系统民族。滇西地区游牧的昆明人与石寨山文化的土著农业民族濮僚人发生冲突,致使大量濮僚民族迁徙,骆越可能是从云南来的移民。“骆越”虽有“越”称应属濮僚系统民族。6赞成这一说的还有何乃汉,他认为百越、百濮是对华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的泛称,骆越族与邻近地区以至中原地区的民族,均有过密切的联系,滇文化与骆越文化有许多共同的独特的文化因素,骆越族和滇族一样属于百濮族群。7“黄河来源说”。何光岳认为“骆越是由不同的民族结合而成,骆人自黄河南迁到江南以后,与早已先由黄河南迁到江南的越人(亦为夏人的分支)中的一支结合,在湖南境内逐渐形成了骆越。当迁入广西时,骆越部族已经形成,战国末年,又因自福建西迁而来的西瓯侵入骆越之地,引起瓯、雒战争,西瓯占领了漓江、柳江流域,把雒越更挤向西南,分布于今黔江、郁江流域,成为壮族的一支主要的先民。一部分南迁到越南的红河下游,成为越南的越族一支先民。”8“越南本源说”。潘雄认为越南族先民骆越生息在红河三角洲,而中国南方民族先民西瓯则分布在西江流域,西瓯和骆越应属不同的民族系统。两者之间地理分界基本上与今日的国界相似,在边境两侧有相互交错居住地。骆越是现代南亚语系越语民族的先民。9潘雄声明不能助长越南“大越民族主义”,但是其观点恰恰吻合于越南国内主张的骆越本土说的研究现状。潘氏因越南语类似南亚语系来断言骆越族源于本地,但越南语的语言系属尚存争论。完全忽略越南民族与华南越濮民族的迁徙融合是不科学的。再者,从考古文物的民族同源特征来看,臆想骆越民族起源的地理分界与国界相似显然过于武断。3.关于越与濮僚的关系顾炎武曾提出“盖越亦国名,勾践之国是也;而闽、雒则族称也。”意为百越中的“越”与闽越、雒越中的“越”并不完全相同,一个为泛称一个为具体族名。对此,国内民族史学大家蒙文通先生曾提出,“据《方言》所载百越地区之不同‘方言’,合百越各地之不同习俗论之,百越民族略可分为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四族。古皆尝有越称,故世有统称之为越族者,余窃以为未安。”瑏瑠由此看来蒙先生主张百越仅为概称而已。而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将中国南方古代民族划分为东南的百越和西南的僰掸(即濮僚系)。岭南地区正位于东南与西南的交界之处,所以分布在这一地区的民族族源自然也与越濮的区分有着密切的关系。濮越异源抑或同源?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中列举了百越的名称: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扬越、南越、西瓯、骆越、越裳、掸国、腾越、滇越、越巂、僰国、夜郎、夔越等。这样看来,罗先生认为百越里其实包含了通常称为的濮僚系民族,即越濮同源。此外江应梁教授也认为“濮即越也”。谢崇安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他指出将云南贵州上古青铜文化的族属判断为濮越系民族应当还是适宜的。桂西南及越北的“骆越”族,虽然其地处濮越之间,文化上具有过渡的性质。1由此可见越濮关系的探讨与明确,应该会是进行骆越族源确定以及其文化特征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二)关于骆越名称关于骆越民族的名称,除了认为骆为民族语的音译外,国内学者对此还做出了大量的考证,主要包含以下说法:“马图腾说”。谷因认为,“‘骆’是整个越族的别称和前称,其所以称‘骆’是缘于对骆马的图腾崇拜,而骆田是指一种缺乏固定水源的稻田而言,不是越人名‘骆’的原始。‘骆田’之骆和‘骆越’之骆两者涵义不同。”2“鸟图腾说”。很多学者认为骆应为“雒”,应与鸟图腾有关,何光岳发表了一个引人关注的观点:“骆越来源于黄河地区的骆人,原崇拜‘骆马’图腾,后当骆人东迁与东夷族杂居,因东夷族主要是以鸟为图腾,骆人即由兽图腾演变为鸟图腾,因此‘鸣雒与骆同,故诸书记雒王事,亦书作洛’。交趾之雒,乃洛水雒人南迁所形成的,已经是典型的鸟图腾崇拜。”3“路人说”。主张该说的学者一般都是源自《逸周书·王会解》中的“路人大竹”,王文光同意“路人即骆越”。陈杰也同意该说,并且进一步考证了路人及其后裔民族的“竹图腾”,认为“骆”的含义为“竹”。4“项髻说”。蒙文通认为“为髻于项上”雒越之人或即此类。5支持该说的杨凌也认为:“骆越之为骆,取意于汉字,是一种隐喻反映汉族对少数民族项风俗的直观印象,骆人项发髻在中南半岛可能一直存在到中古时期。”6“麓田说”。宋蜀华认为“骆越后裔壮族称山麓、岭脚之音为‘六’(Lok),‘六’与‘骆’音近。故‘骆田’就是‘六田’,即山麓间的田。古人就是把垦食骆田的越人称为骆越。”7“铜鼓说”。覃晓航指出,如将壮语“越骆”翻译为汉语词义便得出“铜鼓越人”的意思。这一意思正好与史载的“越骆有铜鼓,因得其名”相对应。8(三)骆越后裔族群及文化地域空间关于骆越后裔族群以及其为主体创造的骆越文化分布的地域空间在国内主要存在几种观点:1.“两广、贵州、云南、海南和中南半岛北部”弧形说。罗香林支持该说,认为“骆越居地以今日越南之东北部为中心,两广西南部及海南岛等皆其分布范围,其势力范围达到了老挝与交趾支那和柬埔寨等地。”1徐松石也认为:“古代越族分布甚广,骆越则分布在今两广”,而且“越南有传说可据的居民,是由中国经由湖南岭南移入,今日的越南族与少数民族,都隶属于广大的越民族系统内。”2梁敏也明确指出“骆越在广东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越南北部一些地区”;王文光教授指出“历史上的骆越分布区相当于今中国广东、广西、贵州东南部、云南省东南部、海南省以及中南半岛的东北部及相关国家。”32.“广西、越南中心”说。支持该说的蒋廷瑜认为,“骆越活动地域大体在左右江流域、邕江—郁江流域、海南、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其活动中心在中国广西左江—邕江流域和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一带。”4张一民也认为“骆越的活动地域则在西瓯之西,汉代郡东部和东南部,印度支那半岛北部;大体相当于左右江流域、贵州省西南部及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5。何乃汉认为,骆越族的主要活动区是在广西西部的左、右江流域和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一带以至于海南岛,广西东南的郁江、浔江沿岸以及广东西南的茂名等地是西瓯和骆越的杂居地区。6覃圣敏认为,骆越主要分布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一带,但“此时的骆越即使不是方国,起码已经是一个古国,因为方国是由古国发展而来的。这种‘古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73.广西中心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广西考古研究的深入,很多壮学学者开始认同广西为骆越文化的中心。《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2006)收集了从历史地理、史学、民族学、神话学、考古文物方面全面论证骆越古国都城位于广西大明山,并指出越南所指安阳王所在地只是骆越古国的一部分。郑超雄提出“广西武鸣是‘骆越方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8。上述第一种论说现为大多数学者认同,笔者也认为客观可从。目前,对于骆越后裔族群的分布国内学者看法基本一致。覃圣敏认为,“壮、布依、傣,越南的岱、侬、土、黑泰、白泰、坎梯族,老挝的老族、石族,泰国的泰族、泰老族、掸族、阿含族等为主要瓯骆后裔。”9但对于京族是否为骆越后裔,国内学者还是经历了较长的争论,主要是由于京族语言系属的干扰。笔者认为“按照谱系树或联盟树模式来判定京族语的系属是不完全合理的,而从其民族的起源梳理影响京族语演变的经过及其相互联系,是解析越语系属和族源的恰当途径。”瑏瑠何平描述了骆越人迁徙定居到红河三角洲的过程:越人的祖先最初居住的地方是宁绍平原,后来由于自然环境恶化,一些人才开始向岭南和今天越南北方红河流域迁徙。他们逐渐与当地的土著黑色人种混合,其中一些就是后来中国史书中记载的“骆越”或“雒越”,所以在现代越语中才会有“孟高棉语的沉淀”瑏瑡。王文光支持该看法,认为“京人是以百越后裔骆越、僚人为主体,同时吸收了南岛屿语系的占人、南亚语系的高棉人及汉族人而组合成的新民族群体。因此京人语言中多种成分共存,是语言学家难以确定其语言属系的原因所在”瑏瑢“而黑水河下游的生僚是芒族先民的一部分,由于地理环境的恶劣与孤立,随着京族的形成而独立为另一个民族。”1从20世纪初到现在,国内学者已经出版了大批专著与论文论及骆越后裔的分布与发展。如: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1939年)、《泰族僮族粤族考》(1947年)、周宗贤《关于僮瑶族史的几个问题》(1962年)、吴凤斌《百越族与京族的关系——京族族源初探》(1982年)、黄现璠《壮族通史》(1988年)、秦钦峙《中南半岛民族》(1990年)、王文光《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亚南部百越后裔的演变》(1993年)、范宏贵《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1999年)、吴小玲《北部湾地区的古代居民探源:骆越》(2001年)、覃圣敏《中国和印支半岛的瓯骆越人及其后裔》(2005年)、王文光,瞿国强《中国南部和中南半岛的瓯骆越人及其后裔》(2006年)、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从越、僚到壮侗语族各民族》(2007年)等。基本上认同骆越后裔族群为分布于中国、越南、泰国、老挝的壮侗语族和越芒语族。(四)骆越文化表征国内学者对骆越文化的研究最初是将其置放于百越文化的同源特征视阈下。罗香林《古代越族之文化》(1937年)、《百越源流与文化》(1955年)、陈国强《论百越民族文化特征》(1999年)、蒋炳钊《百越文化研究》(2005年)。这些论著大体概括了百越的共同文化特征:流行文身、使用铜、铜剑、铜鼓、善使舟楫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开始有针对性地对稻作文化、崖画文化、铜鼓文化、龙母文化等骆越文化表征展开深入研究,其中包括铜鼓、羽人形象、蛙崇拜、石铲、印纹陶、鸡卜、龙母、崖画等文化现象。对许多非物质文化形态如语言文字、民间文学、古乐、医药、节庆风俗等方面都有所涉及。笔者梳理后分述如下:1.骆越文化总体特征。覃彩銮以骆越后裔壮族为例,将骆越文化的总体特征概述为:青铜文化、歌谣文化、以拟蛙舞、翔鹭舞以及铜鼓、羊角钮钟、竹笛等乐器为代表的音乐舞蹈文化;织锦文化、干栏文化、语言文化;以那、板、陇等地名为中心的地名文化,以巫麽、鸡卜、雷神、蛙神、水神、蛟龙、鹭鸟、牛、犬、花神、竹神、生殖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骆侯、骆将、骆民为标志的制度文化,以及生活习俗上流行文身、岩洞葬和善使舟楫、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等方面。2对于骆越文化形成的外源因素,廖国一认为,古骆越文化在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中原等地以青铜器、铁器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在制陶技术受中原文化影响,创造了更加璀璨的文化。32.墓葬与青铜文化。在云南、广西境内发掘有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楚雄万家坝古墓、江川李家山古墓;广西有元龙坡墓葬,武鸣县马头乡墓葬等,墓葬考古大多只有发掘简报,没有形成研究专著。简报表明“万家坝铜鼓是我国发掘年代中最早的,为濮人鼓。”4“1955~1960年间出土的石寨山鼓的主人也是濮人。”5姚舜安认为“越濮同源,濮人鼓就是骆越鼓。铜鼓的发源地是我国的云南,也是骆越鼓的发源地,而不是越南境内。从民族上来看首先是濮人创造和使用,后来传给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高棉语族使用的。”6《武鸣马头墓葬与古代骆越》(1980年)一文指出,“从马头墓葬所反映的古骆越人文化包括:土葬和岩洞葬、崇尚东向、将随葬品打散、火烧墓坑、大量使用圜底器、文身和占卜。”国内学者将骆越地区发掘青铜文化划分为滇中南早期类型、桂西南类型以及越南东山文化类型。滇中南早期类型为骆越青铜文化重要影响源,而桂西南与越南东山文化时期基本对应,“东山文化早期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6~2世纪),晚期相当于两汉时期(公元前2到公元1世纪)。”1此外,叶浓新《武鸣马头古骆越墓地的发现与窥实》(1989年)、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1998年)、覃圣敏《特掘、广西商周文化和“骆越古都”》(2006年)、韦江《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2007年)、刘建安《考古新发现:骆越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2012年)等文中也发表了关于骆越考古很多新发现。认为当时骆越社会和文化发展程度为:氏族部落联盟、奴隶社会、古国、方国。笔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表述,我们都要明白此国非彼国,即与民族国家的“国家”并非同一含义,仅为前国家形态。随着考古研究的逐步深入,骆越青铜文化集大成于铜鼓研究,主要包括:蒋廷瑜《铜鼓史话》(1982年)、张增祺《晋宁石寨文化与越南东山文化的比较研究》(1985年)、覃彩銮《骆越青铜文化初探》(1986年)、蒋廷瑜《骆越青铜铸造工艺及其装饰艺术初探》(1987年)、蒋廷瑜《铜鼓艺术研究》(1988)、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青文化的关系》(1990年)、中国铜鼓研究会编《铜鼓和青铜文化的新探索》(1993年)、蒋廷瑜《壮族铜鼓》(2005年)、罗世敏主编的《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2006年)、谢崇安《滇桂地区与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研究》(2010年)、李昆声、陈果《中国云南与越南的青铜文明》(2012年)、王超超《越南东山文化及其起源的有关问题概述》、陈果《简论越南的东山文化》(2012年)、陈虞添《骆越青铜文化研究》(2012年)等。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东山文化”是古骆越文化的遗迹。国内学者把越南东山文化出土的青铜器等文物,与滇桂考古研究进行对比,指出越南东山文化明显受到中原和岭南文化的影响,同时与东南亚文化有交流。张增祺认为“越南东山文化与公元前六至二世纪的古滇王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2。通过大量两地出土的青铜器对比分析后,王大道指出“滇文化与东山文化是不同的青铜文化,相互有交流,但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发展水平要高于东山文化,很显然是东山文化更多地接受了滇文化的影响。”3覃彩銮认为,骆越青铜文化产生于春秋晚期,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如中原、楚、滇等地区青铜文化因素影响,骆越文化发展中受滇文化影响较大。43.崖画文化。崖画文化也是国内学者研究骆越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一书将广西左江壁画分为四期,分别自战国早期到东汉时期,明确作画者应是瓯骆部族或者部落联盟中居住在左江流域的氏族,但其名称因史料缺乏而不能确定。5玉时阶指出,花山崖画是两千多年前活动于左江流域的骆越人在祭祀活动之后绘制的原始祭祀图,反映了当时骆越的社会生产、经济状况、生活习俗和思想意识等。6《广西左江岩画》一书认为:岩画是古骆越人用氧化铁加动物胶混合成的颜料,用毛、草类在岩壁上勾勒出赭红色的人或物轮廓,他们已经掌握了颜料的用法。7梁庭望认为从花山崖壁画面可知,骆越社会已经产生阶级分化,有了拥有铜鼓等财富的特权阶层,稻作经济已经主宰社会经济,狩猎经济已经基本退出人们的生活。84.歌谣文化。从古乐、歌谣和民间传说方面来探寻研究骆越文化是较新的一个角度,国内学者主要成果有:农学冠《论骆越文化孕育的灰姑娘故事》(1998年)、何芸《天琴:骆越文化一朵不朽的奇葩——古壮天琴文化初探》(2008年)、《旦歌:跨越中越边界的骆越天谣》(2010年)、李锦芳《壮族“坡芽歌书”及其文字性质》(2010)、李斯颖《骆越文化的精粹:试析布洛陀神话叙事的起源》(2011年)、秦红增《中越边境布傣天琴文化的变迁——喻天、娱人与族群标识》(2008年)、覃乃军《试论广西骆越古乐文化的形成与精粹》、《广西骆越古艺术的历史探源》(2014年)等。关于艺术文化部分的研究成果因涉及较多专业领域的论述,本文只着重介绍有关骆越文化特征与内涵的部分观点。傅光宇列举了骆越后裔族群壮、(越)岱依、哈尼族的民间神话及歌谣的相似情节,比对史料,推证“安阳王蜀泮自巴蜀迁徙后经巴、滇,经红河至越南北部与当地骆越后裔融合,瓯雒国的建立实为瓯与骆越的民族融合。壮和岱依人实同为骆越族源”1。而农学冠通过比较岭南骆越后裔民间传说《叶限》与越南《碎米和米糠》等故事,认为“灰姑娘母题类型”是分布在岭南至东南亚骆越后裔共同的文化特征。2李斯颖谈到,布洛陀神话应源自几千年前的鸟图腾信仰,带有浓厚的骆越文化特点。3农瑞群等学者从跨居中越边境的骆越后裔族群流行的《唱天谣》说起,论述了旦歌为古骆越文化遗存的缘由,并且认为旦歌是历史形成的骆越传统文化纽带,得到中越两国的认同与传承。4此外,近年来开始有少数学者主张骆越人创造过自己的文字,周国茂运用大量的四野调查资料,认为“布依族的择吉书古文字、水族水书和感桑石刻文字都说明骆越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创造文字的过程”。5但目前该说还没有得到太多学者的支持。5.宗教信仰文化。国内对骆越宗教信仰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壮族自然崇拜文化》6一书描述了壮族自然崇拜文化现象,如古越人对鸟、雷、蛙、水、花、土、树等自然事物的原始崇拜,也论述了壮侗语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间自然崇拜文化间的关系。对于如何挖掘和重构广西骆越文化信仰的问题,赵明龙介绍了广西壮族布洛陀文化如何重构并获得巨大成效的经验,同时也关注到越南在保护和重构雄王信仰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具成效。7近年中国学者对越南民间“雄王”信仰的研究不断获得新进展,徐方宇连续发表《试析越南公祭雄王的理据》(2011年)、《雄王公祭与越南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2011年)、《越南历史上的雄王叙事及雄王形象的嬗变——记忆视角的阐释》(2013年)等文,2014年出版了《越南雄王信仰研究》一书,深入探讨了越南雄王信仰的产生、发展及当代越南推进雄王信仰的做法。作者谈到“关于‘雄王’中外学界历来存在争议,主要集中在雄王的称谓及雄王建国是否属实等历史问题上,而对于作为‘社会事实’的雄王祭祀,国内学术界则关注较少。”8这无疑为国内研究越南的骆越信仰文化流变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6.文化遗产保护。目前,广西作为古骆越文化传播的中心,广西壮族对自身作为古骆越族群后裔的身份也较为认同,将骆越文化当作弘扬和振兴广西古代民族文化的标志来宣传。《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多篇论文都提出要对骆越国都城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2011年,广西民族出版社还出版了6卷《广西壮乡——武鸣骆越文化丛书》,从壮族的骆越文化传统、文化特色等方面全面展示了武鸣深厚的历史底蕴。广西目前已开设了骆越文化网,成立了骆越文化研究会,设立骆越祖神节日等,举办一系列活动,对骆越文化遗产保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关论文面世不少,如黄全安《武鸣骆越文化遗产撷英》(2010年)、蒋廷瑜《大器铜鼓:铜鼓文化的发展传承与保护研究》(2013年)、万辅彬等的《大器铜鼓:铜鼓文化的发展、传承与保护研究》(2013年)、赵明龙《骆越文化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2011年)等。(五)国内与越南关于骆越文化研究学术观点的争鸣郭振铎先生通过列举多位越南史学家关于越南民族起源问题的探讨,表示认同“越南民族的直接祖先是雒越人,雒越人是中国周代和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以南百越中的一支”的陶维英观点。同时指出:“越南在20世纪50~60年代时公认奴隶社会开始于蜀泮建立的瓯雒国。”1蒙文通先生早于20世纪中期就根据大量史料做出过详细论证,指出“交趾之安阳王即蜀开明氏后裔之南迁者也”,并且解释了“安阳”实来源于蜀王“开明”二字古音,蒙先生还指出“安阳王率兵三万讨雒王,其实是一次民族大迁徙,当中不胜兵者不下三万,南迁的蜀人对于后世越南民族的形成,关系至为重大。”2陈修和也认为“安阳王可能系蜀王的幼子,或其遗腹子……逃避于素与秦为敌之楚人势力范围之中,待机恢复。而介于黔滇中之土地贫瘠并有毒气,且与秦国势力接近,自然不是蜀王子隐身之地,乃向南发展,与气候温和,农产富饶之雒王斗争”3。徐中舒先生指出“安阳王来自蜀地,对越作战,可能暂时处于优势……西于王应是被安阳王打败后迁至广西境内,而西于王的都城后被当作安阳王的‘后王宫城’即现在河内以东的雒城。”420世纪70~80年代,越南不断挑起历史文化争议,中国学术界对此行径给予有理有据的回应。1982年,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撰的《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对中越古籍中相关“雄王”、“文郎国”的记载做了详细的整理,认为越南《大越史记全书》中的雄王和文郎国的记述应为编造的传说;同时,该书摘译和编辑50~80年代越南学者关于“雄王”、“文郎国”、“安阳王”等的研究,指出此时期的越南学者研究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服务现实政治需要的背景。5期间国内学者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文化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蒋国维提出,越南所称的“文郎”国应为濮人部落,因文身和图腾实为“文狼”,位于濮水(红河)流域。6周绍泉认为,雄王和文郎国传说都是吴士连杂糅了中国古籍中的各种传说和故事演绎和嫁接出来的,古籍中的国可为“邑”也可为地区,故文郎国仅为文狼部族。7范宏贵先生列举了越南登载于《历史研究》上的多篇文章,介绍了这一时期越南史学界否定前人研究,多次宣扬越南骆越民族主义,即骆越文化越南中心的不实言论。8杨立冰驳斥了60年代末以来,越南史学界把神话传说当信史,公然把越南自封为世界第五大文明古国:红河—湄公河文明古国的奇谈怪论。9秦钦峙指出,雒田因雒民而得名,雒候、雒将雒王是秦朝建立象郡以后才有的称号,而雒越社会还没有进入封建社会。并且表明“关于雒田及雄王时代的争论”,实际上还是用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越南在公元前3世纪是否有阶级社会存在,是否建立了国家的问题。如果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颠倒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结论自然是错误的。瑏瑠刘美崧再次以雒越铜鼓的特征、出现的时间,结合史料考证强调“把越南说成为铜鼓的故乡是没有根据的”瑏瑡。我国学者一致认为雄王建国荒远难稽,越南以疑传疑,不是治史的科学态度。21世纪以来,又有多名国内学者继续针对当代越南史学中关于骆越文化研究中的一些争议进行了考辨。于向东在《“雄王”、“雒王”称谓之辩管见》引证中越史料,明确认定雄王当为“雒王”误传讹写。1一些青年学者也撰文论述了越南历史的开端与中国的关系,叶少飞谈到,越南四个古史起源中,只有南越国起源说是采用信史,而黄帝时代十五部落、炎帝、雄王三种起源则建立在中越历史传说之上。2(六)中国骆越文化研究的特点我国学者对于骆越历史及文化的相关基础性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来看存在以下特点与不足:1.以往研究成果大多散见于百越研究。中国的骆越文化研究成果最初散见于在百越民族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中。如梁启超《中华民族之成分》(1923年)、郎攀甘《中国南方民族源流考》(1933年)、潘莳《汉初诸国越族考》(1935年)、岑仲勉《秦代初平南越考》(1936年)、林惠祥《中国民族史》(1936年)、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1943年),研究成果多针对百越民族起源、分布及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出现了针对百越文化的论著,如《古代百越文化考》、《古代越族方言考》、《百越源流与文化》等。百越研究历史基础深厚,积淀久远,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2.系统的骆越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缺少整体论述骆越文化起源与流变的专著。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骆越文化才逐渐成为国内学者独立的文化研究主体。起初只是在百越文化研究的范畴内撰写了一批着眼于骆越族源的论文,大量局限于论争西瓯与骆越的异同与分布区域。从某种角度而言,恰恰忽略了骆越文化研究的整体性,使得骆越文化研究产生局限。即使对于骆越文化分布地域空间内的各省市之间,也缺乏深入常态的学术交流,缺乏研究资料和考古资料的交流,未能形成全面统一的观点。由此,国内尚缺少论述骆越文化源起、发展和流变的专著,我国对该民族文化领域的史料、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甚至结合国际关系学等跨学科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整合。3.国际学术交流对话不够充分。目前我国学者对于越南骆越研究进展的情况、资料的掌握还不够全面系统。由于没有合理的宣传机制,中越双方对彼此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成果掌握得都不够充分,对两国骆越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缺乏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对双方推进骆越文化研究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果缺少有效交流与互动。三、越南骆越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越南骆越文化学术研究的开启20世纪初,越南历史学家陈重金指出“从泾阳王到雄王18世,共换了20个皇帝,那么从壬戌年(公元前2879年)到癸卯年(公元前258年)刚好2622年。取长补短算下来,每个雄王在世150年,纵然是上古之人,也很难有这样长寿的人。这样看起来鸿庞(雄王)时代应为不实。”3可见当时对于骆越民族的起源,也并没有引起越南史学家的注意。但随着法国殖民统治在越南的建立,法国的教育、宗教和文化对越南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法国远东研究院在越南设立后,西方考古学家在越南开展了大量考古研究,发掘了和平、东山等多处文化遗址。考古挖掘的成果助长了越南的骆越文化研究热情。此外,随着世界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越南民族意识高涨。法属安南圻的哲学家金定在《洛书的注释》中提出:“雒越时代没有文字,但我们有无字书——洛书,东山铜鼓这样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中国儒教进入越南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蕴含着多少哲理。”1金定文中谈到:“‘洛书是雒民的书’,这句话想了很久以后我才敢讲。以前都以为洛书是中国的,就算是已经知道了五行是属于‘越’(人)。我对‘雒民的洛书’中9个数字思来想去后,加上发现了芒族的风水师根据雒民的9个数字的算命法,然后又想到文郎国有15部(的事情),就更加清楚地知道,15是由于洛书的那9个数字魔方,从哪个方向加都是15。然后再来看(我们越人所说的)18代雄王,1万8千年的盘古,18尺高的荣圣。芒族民歌中讲芒族和越族祖先结合后生下了9个女孩和9个男孩。而越人的井耕田刚好形成了‘鸿庞九畴’,而这种井耕是越人而不是中国的。总的来说,洛书里的9个数字和五行中的5字都是从‘越’地发现开始的。所以,除了文字是来自于中国外,其所承载的内容完全是‘越’的,如果不是雒越也是百‘炎越’的。”金定的思想是典型的“大骆越民族主义”思想,南北越统一后,其关于骆越文化的看法被越南当代学者有所吸收。自20世纪50~60年代,北越政府也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学术界进行骆越研究,旨在构建统一的国族认同,进一步巩固对新生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越南著名史学家陶维英著有《越南古代史》和《越南历代疆域》等书,书中讨论关于骆越民族起源时,陶氏根据越南出土的玉镂铜鼓鼓面上的图腾纹饰——“雒鸟、帆船”等结合中国史料考证,明确地指出,雒越人必是来自于北方,而较可靠的来处,应是江南的沿海,他们必然保持着氏族“雒”姓的旧名,正因为这样,从此中国典籍遂称他们为“雒越”。另一方面,傣人从中国云南地区迁移到越南西北地带也碰到了印度尼西亚种的土著人。这些来自中国云南的傣人,他们的文化已进入石器时代的末期和开始进入铜器时代,其文化也较土著人的文化为高。印度尼西亚种人在受着两支强大移民的冲击之下,他们逐渐地被同化了。从以上所述各点来看,我们认为在当时,雒越人以及傣人都曾来到了越南的西北地区,和当时在越南所遇到的印度尼西亚种的土著人,都是同一个渊源的远世后裔。当印度尼西亚种人还处在石器文化时期时,而雒越人则由于多少接触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已经发展到铜器文化阶段。虽然如此,但由于有着一个共同的根源,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原有许多相近之处,所以雒越人对印度尼西亚人的同化才有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深刻。2文中陶氏使用上述中国史籍,越南古籍和法国考古资料,客观地论证了越南人与中越骆越文化的同源特征,这些观点也得到了大部分中国学者的认同。与此同时,陶维英指出:“瓯雒便是我们越人开始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包括瓯和雒两种种族成分,他们生活在横山以北的越南北部直到广西省南部地带。”另外,对于瓯骆居民,陶维英坚持:“现今中国广西省最重要的民族成份僮族和我国越北自治区最重要的民族成分岱依人,就是这支西瓯人的后裔。还应补充说:僮人(即西瓯人)进入越北形成各部落,他们的后裔现在就是岱依人。”3陶氏观点与某些刻意“追根溯源”式的“雄王建国”说,以及“瓯雒国安阳王蜀泮”与华南越濮民族毫无关联的历史认知有着根本性区别。但另一方面,出于民族文化性认同的需要,陶维英又指出:“所以可以确切肯定地说,东山铜鼓技术和铜器技术,完全是由本地人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技术,绝非由赵朝(南越国)或西汉时代中国人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如果他(V.戈鹭波)了解到当时居住在瓯雒土地上的居民是雒越人,而不是印度尼西亚人;如果他知道所有居住在岭南一带的百越人以及扬子江流域的越族人普遍都具有相当兴盛的铜器文化。”1在此,陶氏认同东山铜鼓的来源是受到了长江流域越濮民族铜器文化的影响,但又强调这绝非受南越国或西汉文化的影响,无非是想说明越南的东山铜鼓文化“本土”特征,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如果仔细分析其书中的论述,我们发现在陶维英的眼中,中国或者说“侵略过瓯骆国的南越、汉王朝”与百越不是一体,“汉人”与“越人”是两个对抗的族群。但众所周知,越濮民族是发源于华南地区的,即使是在汉朝,绝大多数百越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于越南,连陶维英这样的史学大家都试图将中国与百越民族剥离开来,由此可见“大越民族意识”在越南确实是有着巨大的温床。(二)越南骆越文化研究的逐步兴盛20世纪中后期,因为迎合民族精神昂扬需要,越南的骆越研究出现演绎推进的趋势,研究思维从神本向人本转变,雄王时代的真实性逐渐在越南民众心目中落地生根。20世纪60年代后期,越南著名历史学家陈国旺提出,在《越史略》中关于“雄王传说”记载的历史性,反驳了陈重金所言“18世雄王不可信一说”,认为“如按每任雄王平均25年,18世就是450年左右,那么第18世雄王在世的时间就刚好与东山考古的结论出现了一些吻合。”2这种推理得到很多越南学者推崇。随着南北统一的推进,越南民族意识高涨,1970~1974年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考古学院陆续推出了4册《雄王建国》,3这四册书里集结了越南古代史、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地质学和历史语言学在4次关于“雄王时代”专题会议的报告和论文,就“雄王时代的年代、社会、经济、文化,文郎国的疆域和雄王时代的居民,以及雄王和安阳王瓯骆国时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书中的论文大量采用法国殖民时期远东研究院关于对和平文化、东山文化的考古资料,将神话与考古研究随意取舍、混杂,将雄王建国时间向前推进为“4000年之久”。与此同时,越南社会科学院还先后推出了《雄王时代》4和《越南历史》5等专著。文新等人在《雄王时代》出版前言中提到:“1960年史学院开始研究雄王时代的问题。这项工作1961~1963,1966~1970年期间连续进行。”该书强调:“雄王拒绝臣服越王勾践,越人英勇抗战,最后击败秦军;瓯骆国人民反抗赵佗侵略的斗争等,都证明了雄王时代的越人仇恨外来侵略者,从不饶恕侵略者,从不在政治上接受同化。十个世纪的北属时期,不仅没有使越南人丧失自己的民族性,相反,使得这个民族性越来越铭刻在越南人的脑海里。越人的民族意识显然是出现在民族正式形成之前。这种民族意识是越南人在雄王时代卫国和建国的力量源泉,这种力量源泉使得他们在北属时期得以保存下去,并使他们在取得独立之后能够不断得到发展。”6可见,越南最初的“雄王”研究完全是基于构建共同的骆越民族起源,强化骆越民族主义精神,抵御外敌而展开的。同期,越南的《历史研究》杂志刊登了一系列关于骆越民族起源的论文:文新《越南民族历史上雄王时代的问题》(1967年98期)、《文郎国和瓯骆国社会》(1960年20期)、阮灵《关于探讨鸿庞时代的几点考虑》(1967年100期)、《雄王问题和考古学》(108期)等。此外,《历史研究》编辑部集体撰写的《应该研究鸿庞时代的问题》(1967年97期)号召“应该更加深入更有系统地研究鸿庞时代问题和雄王人物的问题”。1969年4月29日,越南《人民报》上还刊登了《范文同总理在雄王祭祀日的讲话》,宣扬:“怀念祖先,怀念那些在建国卫国事业中,立下功勋的人们。”至此,正如越南学者所说“关于雄王时期的故事,流传时间很长了,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古代传说,而是已经深入我国人民的感情和心灵,成为今天以神话色彩解释民族起源的故事。”1越南学术界坚信“一旦安阳王和瓯雒国被确认,那么鸿庞氏(雄王)时代就可以认定是一个历史时代了”2,越南民族的追根溯源也就找到了一个可信的根基。至此,越南对骆越文化的研究开始出现史料、民间文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结合,雄王建国,安阳王建瓯骆国的真实性逐渐在越南民众心目中落地生根。(三)当代越南骆越文化研究现状当代越南学术界将骆越文化研究以学术化演绎后,大力推进大众普识化进程,使“骆越研究”以“越南文化本色”的面貌不仅体现于国家意识当中,也不断在民众生活和民间信仰中得以体现和强化。越南不断强化东山遗迹的考古挖掘,国家历史博物馆在《越南历史博物馆在对越溪墓出土文化的发现》3基础上,又连续出版了《古螺城的发展》(1982年)4、《在越南发现的东山铜鼓》以及郑高想《河内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1982年)5、阮文雄的《古螺遗迹概况》(2000年)6等考古丛书。80年代,越南社会科学院推出范明玄著的《东山铜鼓》(1987年)7、黄春征主编的《在越南的和平文化》(1989年)8、《越南东山文化》(1989年)9、何文进主编的《越南考古学》(1998、1999年)瑏瑠、阮维馨《越南国宝铜鼓》(1994年)瑏瑡、段南生的《关于东山—雄王》(2002年)、朱光直的《越南上古史和民族雕刻艺术》(2001年)瑏瑢。在学术演绎下,古都螺城、雄王庙、东山铜鼓等现存的考古遗迹,被成功地塑造成为骆越文化乃至越南文化起源的象征。越南加强对属骆越后裔民族历史、语言发展史方面的研究,陆续出版了阮维馨的《一些关于越人亲属民族的资料》(1982年)瑏瑣、吴德盛的《埃黛人的俗风法规》(2001年)瑏瑤、《越南傣人的俗风法规》(2003年)瑏瑥、《越南民族的俗风法规》(2003年)瑏瑦等专著,试图从越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寻找与骆越民族文化的共同点,巩固文化性的民族认同。阮才谨的《越南语语音史教程》(1995年)瑏瑧、阮光红的《音节和456789瑏瑠瑏瑡瑏瑢瑏瑣瑏瑤瑏瑥瑏瑦瑏瑧2000.1998.语言类型》(2002年)1、阮文康的《越—芒语字典》(2002年)2、阮玉珊、丁文善的《古越语字典》(2002年)3等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使得越南的骆越文化研究扩展到了语言学界,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越南语语音与其他骆越人后裔民族语音中的相同点,强调越南语语音诞生于“汉朝统治越南之前,独立时期就已经有了骆越民族自己的语言了”。通过民族语言学领域的进一步开拓,越南民族间的历史文化关联得以加强,从而完善和巩固骆越民族文化认同体系。进入21世纪,面对中国的崛起,疑惧被同化的心理再次主导了越南骆越文化研究方向——努力稳固和助推国家和民族认同意识。阮维馨的《雒越文明》一书共445页,其中用了196页的篇幅论证了中国史料中所载的骆越记载实为越南的骆越人。全文跨学科运用考古学和语音史资料,论证骆越文明是由越南本地人创造的文明。强调:“很可惜的是,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汉化的术语,如骆越、雄王(均为汉越音)。这些术语只是带着某种外来色彩的外壳,而其内涵完全是本地的。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我国的居民已经存在这块土地上,这块土地孕育的骆越文明向东南亚辐射光芒,骆越文明不是由长江流域的越人创造出来,那里已被汉朝征服统治。越南民族奋起反抗(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大越政权,因为这里已经产生阶级社会,骆越文明使其可以维持本色,又具备接收中华和印度文化的前提,(越南)才可以建设一个新的文明:大越文明。”4越南当代著名的文化学者陈玉添教授也指出骆越人“原始空间位于南—亚人种(即百越民族)所居住的区域。可以把它视为北边最远到扬子江,南边到越南中北部。在这个地区,一年中有春夏秋冬分明的四季。这里是水稻种植业的发源地,同时也是驰名的东山铜鼓之发源地。这也是传说中的鸿庞氏(笔者按:即雄王)建国之疆界”5。文中同样是利用雄王传说中建国的疆界与百越文化区域等同,将越南骆越文化辐射范围推至中国长江流域。除此之外,从90年代开始,许多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开始从民间民俗文化的角度进行对骆越文化的研究。如:陈国旺的《古螺城、瓯雒国和安阳王再探——建立在1982年古螺城的发现》(1982年)6、《寻找河内的民间文化遗产》(1994年)7、丁家庆的《在东南亚背景下的越南民间文化》(1993年)8、《越南民间文化与越南社会的发展》(1995年)9、阮维馨的《城隍信仰》(1996年)瑏瑠、吴文富主编的《雄王和雄王庙会》(1996年)瑏瑡、武英俊的《在越族、岱依和泰族文化关联中理解的安阳王叙事》(1998年)瑏瑢等。当代越南多名历史文化学家围绕着建设越南民族文化本色,撰写了多部专著与书籍:如潘玉《越南123456789瑏瑠瑏瑡瑏瑢阮维馨.雒越文明[M].河内:文化通信出版社,2013:443.陈玉添:《越南文化基础》,河内:教育出版社,1999:30.文化本色》(2001年)1、《了解越南文化的新方法》2、陈国旺《越南文化基础》(2008年)3、陈玉添《从文化类型学的角度探寻越南文化本色》(2008年)4书籍推陈出新,使得当代越南的骆越研究不再局限于民族学、考古学等深奥的学术专著中,而从专项研究解构为“文化本色特征”进入越南文化学者的研究视野。很多越南学者均强调,面对中国汉唐和近代法国两种高度发达的文明,越南仍然没有被完全同化,其中的原因正是已经具备了灿烂的骆越文化。骆越文化已被视为一种民族文化本色的源起,成为一种人人皆可读懂的文化读本,转化为民族独立和文化发展的原因与动力,在个别相关学术作品中甚至出现了极端的骆越沙文主义。(四)越南骆越文化研究的特点与趋势1.服务于“本土化”的骆越民族溯源。越南史家充分利用中国与骆越相关的各种文献古籍,结合越南的民间文学和神话传说,将汉字史籍中的记载译为现代越南语过程中,以建构本土化的骆越民族溯源为目的,选择性地进行历史再叙事。利用史料中某些关于“骆民”的记载作为“雄王”存在的历史依据。而对那些不利于骆越本土溯源的史料记载,便借口封建史家的局限性,不足取信,自行取舍。同时,越南充分结合和平、东山文化等考古遗迹,把大量考古学成果和神话、史籍虚实结合,以疑传疑,将“骆越民族起源于越南本土,骆越文化以越南北部为中心,辐射向华南”的想象通过文化研究化身为史实。2.助推以骆越文化认同传承为纽带的国家认同。骆越文化研究成果已在越南政府力量的推动下全面杂糅进入历史教科书。历史教科书素来集中表现一个国家国民意识、历史观以及文化传承。越南中学历史教科书《历史》,明确将越南的建国时期题为“文郎—瓯雒”,书中指出:“古史把东山文化的居民称为雒越人。文郎部落是当时最富有、强大的部落。受到北部和北中部平原各族长的拥护,文郎部落成为一个国家。古史记载:进入公元前7世纪,在富寿嘉定地区,有部落首领自称为雄王,定都白鹤,定国号为文郎。”5该历史教科书附以考古资料插图、遗迹照片说明,将雄王、雒候、雒将、蒲政粘合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历史古国体系,成功地把雒越起源越南的想象化为史实。在该章结尾还用国家领袖胡志明主席语录再次强化国家认同意识:“雄王建国功业,子孙世代护卫”。《越南历史大纲》再次强调:“根据东山考古遗迹所发现的,可以确定的是文郎国的古越人,范围相当于当今越南北、中部地区(其页下注:文郎国还包括中国广东、广西的一部分)。”6越南把骆越文化源起的中心表述为雄王所建的文郎国,而推定骆越人居住地是从越南北部辐射至中国华南地区。尽管这种理论可谓本末倒置,但越南通过历史教科书这种特殊的合法载体,对促进越南青年一代形成骆越国族认同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2002年起,越南政府制定了国祭日来祭祀雄王,其重要性仅次于国庆。2009年越南还颁布关于“祭雄祖日纪念各位雄王仪式”的指导文件,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越南全国都进入到雄王信仰认同体系中,并启动了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程。2012年,雄王祭袓已经成功获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南共有54个民族,主体民族为越族(京族),约占全国人口的80%。其他民族按语言系属的不同分为8个族群:越—芒、孟高棉、岱依—泰、卡岱、苗瑶、南岛、汉语和藏语族。越族和其他30多个少数民族都被越方认定为骆越后裔与本地居民经过融合后形成的相关民族。越南具有进行骆越文化现状整体发展研究的可能,并且利用该优势正在实践全民普及宣传骆越文化认同。3.大力促进骆越文化研究国际化传播和交流。虽然缺失骆越文化形成初期的史料,但越南有取舍地借鉴我国史料,利用民间传说成功建构民族起源和建国正史。近代以来,又依托法国远东研究机构完成的大量考古资料,开始对和平、东山文化遗迹进行了深入挖掘和解读。借此,越南学术界与国际相关学术界的交流不断加强与拓展。进入21世纪后,越南每隔2年就举办一次“越南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界不断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将骆越研究拓展成为一个多元立体的文化范畴,把“东山铜鼓、稻作文化、雄王信仰、羽人形象、蛙蟾崇拜”等骆越文化因子作为学术研讨的重点。出版发行了一批英文、法语,甚至日语版本的越南文化书籍,代表骆越文化特征的东山铜鼓已经成为越南国家形象的重要表征,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及宣传纪念品上,不断强化着国际上对越南骆越文化的认同。总的看来,经过越南官方和学术界的长期双重推动,骆越文化在越南民间生根发芽,人民对此具有较浓郁的认同情感和心理归属。为了巩固国家认同,强化越南文化本色体系建设,骆越文化将继续成为越南国家力量推动下的一项常态性重点研究工程,本土化、国家化、全民化、国际化始终是其研究发展趋势。骆越后裔族群跨居中越两国,同源于古代华南地区濮越民族。骆越文化积淀着迁移的濮越族群和本地土著民族的智慧结晶,同一民族文化的发展往往会随着民族融合,以及居住地历史进程的演变发生流变。骆越文化属跨国境、跨民族、跨学科的研究范畴,中越两国文化安全主张的分歧自然会引领双方文化研究产生分异。探究产生分异的原因,寻求中越两国合理共享骆越传统文化的方法与途径,应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中越两国骆越文化研究的流变与分异@杨健$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 @周智生$云南师范大学科研处!云南昆明650500 @熊世平$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中越两国骆越文化同源异流,本文以对骆越史料的历史解读考辨为源引,分别论述两国骆越文化研究分异的源流,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于骆越研究目的、方法、观点的差异。全面梳理中越两国骆越文化研究流变进程,提炼融合不同论说的认知,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两国骆越研究的背景、过程与特点。深入辨析导致两国分异产生的原因,系统地呈现两国骆越研究成果,并对研究进程中双方的学术争议作出了回应和探索。中国;;越南;;骆越文化;;流变;;分异①[先秦]吕不韦等撰.吕氏春秋(卷二十)[M].张双棣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15~118. ②[西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2010:1543~1548. ③[西汉]司马迁.史记·越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1809. ④[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五)[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3849. ①#12 ②[东汉]班固.汉书(卷六十四、卷九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2011:954,648.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10:719. ④[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2010:253. ⑤[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10:835. ⑥[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郡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0:1016. ⑦[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M].陈桥驿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861. ⑧[唐]司马贞.史记索引[M].北京:中华书局,2011:2581. ①[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M].中华书局,2007:3255。笔者注:沈怀元所著《南越志》已失传,10世纪时其部分内容被传抄摘录于宋本《太平寰宇记》。 ②[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37. ③[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957. ④[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961. ⑤[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八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1:3967~3977. ⑥[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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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越)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M].钟民岩译,岳胜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34~46.笔者注:该书越南语原版1963年出版。陶维英在此引用了我国学者顾炎武的看法“僮则旧越人也”。徐松石的看法“僮族最初移入印度支那的,乃掸族佬族的祖宗……后来留在云南的又析为哀牢僰人等大部族”。还标注了“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与僮人有关,即与越族有关,因此云南的老人和车里人在他们的传说中,还流传着有关越裳国向周朝献白雉的传说,这绝不是偶然的”。 ①(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M].刘统文,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336. ②#12 ③#12 ④(越)文新,阮灵,黄兴,阮董之,黎文兰.雄王时代[M].梁红奋译,梁志明校.河内:越南科学出版社,1976. ⑤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越南历史[M].上下册.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71. ⑥(越)文新,阮灵,黄兴,阮董之,黎文兰.雄王时代[M].梁红奋译,梁志明校.河内:越南科学出版社,1976:134. ①(越)文新,阮灵,黄兴,阮董之,黎文兰.雄王时代[M].梁红奋译,梁志明校.河内:越南科学出版社,1976:1. ②(越)文新,阮灵,黄兴,阮董之,黎文兰.雄王时代[M].梁红奋译,梁志明校.河内:越南科学出版社,1976:9. ③#12 ④#12 ⑤#12 ⑥#12 ⑦#12 ⑧#12 ⑨#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①#12 ②#12 ③#12 ④#12 ⑤#12 ⑥#12 ⑦#12 ⑧#12 ⑨#12 #12 #12 #12 ①#12 ②#12 ③#12 ④#12 ⑤#12 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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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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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越;文化类型;安阳王;百越;文郎国;西瓯;青铜文化;罗香林;研究成果;石寨山文化;

骆越:9963,骆越文化:483,安阳王:419,流变:333,分异:183,百越:171,西瓯:164,青铜文化:160,文郎国:151,考辨: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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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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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越文化:91.4*451.714;骆越人:21*72.6246;分异:12.4*59.8321;流变:16.2*78.1678;越南:268*1293.15;中国:52.8*31.8801;中华人民共和国:52.8*31.8801;中越两国:13.2*74.9329;篇长:2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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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Jian

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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