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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6月15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正式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而独立,随即马其顿和波黑步其后尘也宣布独立,南斯拉夫陷人四分五裂的境地。1992年4月27日,塞尔维亚麵山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麵(简称南联盟),自此,昔日繁荣、富强的南斯拉夫不复存在。南斯拉夫的解体,是社会主义力量的重大损失。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民族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及实践问题。学界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时,往往选取苏联、南斯拉夫和中国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或称之为“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和“中国模式V1政革开放以来,中国借鉴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模式,曾经派专家进行考察、学习,孰料十几年的时间,这座联盟大厦就轰然倾覆。“前车不忘,后事之师”,剖析南斯拉夫
解体中的民族因素,尤其是吸取其在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由抗P土口in牲太 南斯拉夫位于欧洲东南的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等六个共和国以及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组成。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2350万的全国人口中,50万人以上的较大民族有8个,其中最大的塞尔维亚族占34.8%,其次是克罗地亚族占18.9%,穆斯林族占10.1%,斯洛文尼亚族占7.5%,马其顿族占6%,黑山族占2.6%,阿尔巴尼亚族占9.3%,匈牙利族占1.9%。在南各民族中,斯拉夫人占88%,非斯拉夫人占12%。p铕斯拉夫国土面积并不大,但其特殊的民族结构,加之历史上长期的分割状态
和异族统治造成的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习俗、宗教、语言上的差别,民族问题堪称异常复杂。 (一)地理地貌复杂,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性格週异 曾有学者指出:“这是关于南斯拉夫的一条基本真理:要了解它的艰难动乱的过去和现在的问题,最重要的事是了解它的地理形势和自然特点。”[3从南斯拉夫的自然地理特征来看,崎岖多山、蜿蜒起伏的地表不仅影响到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与意大利、奥地利等西方国家接壤,与南斯拉夫其他共和国相比,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都更加接近西方,且通过对外航运与发展旅游业,成为南斯拉夫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共和国,因而这两个民族的性格表现出一定的优越性,民族自豪感强烈。塞尔维亚共和国位于欧洲东南部,也就是巴尔干半岛的中部,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个南斯拉夫居于中等水平,人口、土地面积、经济总量等指标占全国的2/5,塞尔维亚人一直想成为南斯拉夫的老大,属于领导型的民族性格。黑山共和国典型的气候特征就是热,每年五月到十月为夏季,不下雨,最高温度高达45摄氏度,因而无法进行农业生产。不过黑山有200多公里的海岸线,适合发展旅游业。特殊的自然气候条件影响着黑山人的民族性格,那就是非常懒惰。波黑地处山区,远离交通要道,经济较落后,四面环山,闭塞的地理环境造成了波黑人桀骜不驯的民族性格。 (二)战略位置特殊,长期被异族统治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 一提起巴尔干半岛,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它的代名词——欧洲“火药桶”,而南斯拉夫恰恰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中部和西北部,既是扼守东南欧的要塞,又拥有通往地中海的出海口,其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历来是大国必争之地,可谓“火药桶”中的核心。历史上,拜占庭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王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王国等国家先后统治过南斯拉夫地区,英、法、意、德、俄等外部势力也曾干预过南斯拉夫各民族事务,异族统治的结果是造成南斯拉夫各民族在宗教、语言、文字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分别从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那里接受了天主教文化,带有强烈的日耳曼痕迹,主要
使用拉丁文字,文化程度较高;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从拜占庭帝国接受了东正教文化,使用基里尔文字;波黑人在奥斯曼帝国人侵时就飯依了伊斯兰文化。“长期的异族统治,各种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使南斯拉夫五个主体民族在文化、艺术、建筑、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对本民族强烈的认同心理。”14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和民族认同心理必然导致各民族成员维护和追求本民族利益,特别是如果“站在狭隘、排他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并走向极端,因此未能达到民族和谐,而是削弱民族间的向心力而陷人了不可挽回的民族分裂。”[5]因而,特殊的地理位置极易引起西方大国之间的角逐,增加了其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可能性及解决难度。 (三)历史积怨深重,难弥各民族心理创伤 南斯拉夫各民族长期处于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而且长期处于东西方列强国家的争夺之中,在“分而治之”、“以夷治夷”政策的离间之下,“南斯拉夫各民族在历史上分分合合、恩恩怨怨的关系十分复杂,加之不同宗教的分野和不同文化的影响,各民族的民族性和价值观隔膜甚多”[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与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属于两个不同的敌对阵营,双方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进行过残酷的厮杀。“奥匈帝国的巴尔干军团,主力由境内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组成,他们多半是农民,思想比较保守,在奥匈统治阶级的蒙蔽、煽动和威逼下,在战争初期向塞尔维亚大举进攻,一度曾攻占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军队奋起抵抗,曾三次把人侵者赶出国境。但双方损失惨重,死伤约30万人。”1战后,随着奥匈帝国的解体,加之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从中幹旋,南斯拉夫各民族成立了统一的国家——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为南斯拉夫王国。王国执政者奉行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政策,不仅否认不同民族的客观存在,极力抹煞现实生活中的民族矛盾,还将斯洛文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说成是塞族的分支,不承认其他民族的存在,这种反动的民族政策,使得各民族之间矛盾日益加深,不断引发各种民族纠纷,一度导致民族关系极度紧张,离心倾向暗生滋长。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间的历史阴影远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逝,某
个民族中认为是民族英雄的历史人物,另一民族则贬斥为侵略者。”|8]因此,各民族历史上长期的积怨在短时期内难以弥合。 一古■肚明产机你nsTh的出、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将德、意等法西斯分子驱逐出去,1945年11月,建立了独立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k各民族在共同抗敌、解放自己国家的同时,民族之间空前团结,民族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铁托提出“各兄弟民族团结情谊万岁”的口号,鼓励民族通婚,实行民族和睦政策,南斯拉夫建国初期的民族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1989年,一位日本学者在认真研究了前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后认为,前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是非常公正的。但他同时预言:“南斯拉夫也许很快就会瓦解。”这位学者的预言不幸言中,南斯拉夫很快就四分五裂,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民族冲突与战争。可以说,南共联盟在实施民族政策、处理民族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失误。 (一)为摆脱苏联钳制而滑向教条主义错误南斯拉夫是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国家。二战结束初期,社会主义阵营中苏南两党、两国关系尚且不错,但是随着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所表现出的大国、大党倾向日益明显,双方的分歧逐渐增多。斯大林曾经说过:“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倒台。”w为此,苏联指责南斯拉夫走非马克思主义路线,没有对农民进行阶级划分和实现土地集体化,共产党隐藏在“人民阵线”后面等等,并动用各种手段给铁托施加压力,企图使南斯拉夫成为屈服于苏联的“卫星国”。而铁托在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方面一贯坚持的原则是“援助必须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否则概不接受”1'在对南斯拉夫施加了种种压力仍未见成效后,斯大林转而对东欧共产党组织了大规模的清洗活动,一方面是为了使南斯拉夫得不到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而彻底被孤立,另一方面是“杀鸡儆猴”,不允许出现与苏联抗衡的第二个南斯拉夫^在苏联的巨大压力面前,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力图证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1948年7月,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工
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全体劳动人民,即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人民知识分子和联合在人辦线腦敝錄雛劳动人民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的领导者。”M21同时,南斯拉夫开始摆脱苏联模式,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南共在批判以“斯大林主义”为基本表现的“苏联模式”的弊端时,却又犯了脱离本国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其一,在苏联的外部压力下,南斯拉夫国内民族问题暂时属于次要矛盾,致使南共认为各民族已经团结和睦,民族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据此,1953年,南斯拉夫议会取消了民族院,在南共联盟七大、八大两次会议中,南共联盟领导人都强调南斯拉夫的民族关系不存在任何问题,民族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其二,超前判断本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教条地应用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国家就会消亡,是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同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而言的,而南斯拉夫基本上是农业社会,教条地生搬硬套国家消亡理论而盲目推进社会主义进程,简化解决民族问题的过程,为日后民族问题的总爆发埋下了隐患。 (二)联邦权力下放助长了地方民族主义抬头 针对本国民族问题的历史和现实国情状况,南共在建立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实行联邦制,以期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基础上解决民族问题。南共认为,承认民族差异才能使各民族和睦相处,要给予每个民族处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力。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开始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模式,实行以“工人自治”为核心的自治制度,当时联邦的权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的。之后联邦中央的权力不断下放,到70年代,联邦制的特征已经大为弱化。1971年宪法的修改,对联邦同各共和国、自治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极大地减少了联邦的权力,增强了各共和国、自治省的权限。宪法规定,除明确划给联邦中央的权力外,其他的权力都由共和国和自治省行使。而属于中央的权力,如金融制度、货币发行、外汇制度、外贸和同外国的贷款关系、关税保护、价格监督、对不发达地区的援助和联邦财政等,在没有得到所有共和国和自
治省同意的情况下,联邦不能作出决定。|13|1974年 新宪法规定,在议会中坚持民主协商原则,在讨论涉及各共和国自治省利益的重大问题时,既不是 某个共和国自治省说了算,也不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办法,而是采用协商的办法和使用否决权的原则。114联邦权力下放不仅限制了南斯拉夫 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且随着各共和国和自治 省权力的扩大,助长了地方民族意识的加强,各地 方向中央要求更多的权力,形成分权一要权一再分权的恶性循环,联邦中央的权力被架空,地方民族主义逐渐抬头。于是,在国家决策中起作用的就有九个中心,那就是联邦中央、六个加盟共和国、两个自治省,联邦中央被置于同地方同等的地位,必定会伴随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矛盾。 (三)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援助政策使民族矛 盾公开化 如前所述,受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南斯拉夫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拉大。就拿人口总数大致相等的科索沃和斯洛文尼亚来说,1947年,科索沃的人均社会总产值为全国的49%,1987年降到24%,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则相反,由高出全国水平的62%上升到高出两倍以上,到南斯拉夫解体前斯洛文尼亚基本上没有失业,而科索沃的失业率为50%以上。—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差距拉大本就容易引发民族矛盾,再加上政策失误,极易使原本隐藏的民族矛盾表面化、公开化。针对这种地区之间,同时也是民族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从1963年起,南斯拉夫联邦政府采取了从发达地区抽调储备资金向落后地区投资的政策,并且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黑山、科索沃等国家和地区给予经济发展的优先权。南斯拉夫实行的这些政策对于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本无可厚非,但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原因之一在于落后地区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兴建的基础工业大都投资多、周期长、见效慢;之二在于落后地区存在的高生育率和文盲率。政策实施的结果使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均怨声载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发达地区认为每年拿出本共和国财政的20%来援助落后地区负担太重,拖了自己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南共联盟在欺骗他们,喊出了“我们不再受剥削了”的口号;落后地区则认为发达地区正是利用落后地区的原料发
展起来的,原料价格低,他们才是受到了发达地区的剥削,双方都对这一政策不满,使固有民族矛盾进一步公开化。 (四)塞弱则南强的策略引发新的民族问题 以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一贯坚持民族平等原则,但该平等是“基于民族群体的平等,即我们所说的‘事实上的平等’,其特点是不断趋向极端化、绝对化”M。在实际工作中,南共联盟却信奉“塞弱则南强”的策略,采取了许多削弱塞尔维亚共和国、塞尔维亚族的措施,这些举措加深了塞族与其他民族的隔阂,引发了新的民族问题。 塞尔维亚族在整个南斯拉夫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塞族人民淳朴豪爽、英勇刚强,具有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无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争取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成立后,塞尔维亚是其中最大的共和国,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塞族人具有一种民族优越感,再加上历史上塞尔维亚王国曾实行过大塞尔维亚主义,南共领导人特别忌惮大民族主义在塞尔维亚复活。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在联邦机构领导人的配置问题上,片面强调各共和国不论大小一律实行等额原则和“轮流坐庄”的做法,这对于占南斯拉夫人口41.5%的塞族来说无疑是一种压制与歧视。不仅如此,南政府还在塞尔维亚国内建立了科索沃和伏依伏丁那自治省,并通过几次宪法修改提高自治省的地位,相当于将塞尔维亚一分为三,人为制造“共和国中之国”。这种“塞弱则南强”的策略不仅没有发挥塞尔维亚作为最大共和国在整个联邦中的作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大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滋长了民族分立主义,为八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分崩离析埋下了隐患。 一棟沿圭 (一)铁托的离世 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二战中为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共同抗击法西斯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民族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强化,铁托也成为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面对苏联的威胁,绝大多数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和人民团结起来为铁托作后盾,这清楚地表明,游击队运动在战争期间已培育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
情,这种感情为铁托政权提供了最坚强的基础。为摆脱苏联模式,铁托另辟蹊径地建立起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它对于促进南斯拉夫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以及改善民生起到了重大作用,也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体制——自治联邦制。它规定了一个九人“集体领导班子”,由八个组成单位各派一名代表,再加上南共主席组成。八个组成单位中一人做一年总统,另一名做一年副总统。应该肯定这种干部轮换制对防止个人集权是十分必要的,但主要领导人犹如走马灯似的更换,加之所选代表往往只反映原组成单位的意愿,很难从全局的角度出发,这就使国家缺少相对稳定的领导核心。铁托在世时,由于他本人的威望和不容争议的领导地位,国家得以平稳运转。1980年铁托总统去世后,南斯拉夫人民失去了一位权威领袖,政坛出现了“权力真空”,许多原来被掩盖的问题开始表面化,逐渐演变成了危机。20世纪80年代后期,联邦国家和南共联盟的集体领导由于年年轮换而流于形式,特别是就如何实行协商一致原则成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中心问题,经济发达的共和国总觉得自己吃亏太大,强调独立自主,之后随着联邦总理米库利奇辞职,联邦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削弱。 (二)经济危机下西方势力的干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经济危机席卷了南斯拉夫,迫使南斯拉夫政府和西方国家进行谈判,而西方国家提供贷款的条件是要求南共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联邦中央因为该项援助附带政治条件而放弃。于是西方国家开始和各个地方政府谈判,利用那些立场不坚定的人指责共产党执政时的失误,给联邦政府、共产党施加压力。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南共选择与西方国家继续谈判,而此时西方国家又提高了门槛,除了要求搞多党制之外,还要求南斯拉夫共产党退出军队,军队非政治化,同时经济上搞“休克疗法"。南共不得不全面接受了西方国家的要求,导致国家经济大倒退,社会陷人了混乱状态。1989年10月,南共联盟第28次中央全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决议,宣布放弃“一党垄断”。1990年1月,南共 联盟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由于意见不统一,大 会被迫无限期休会,拥有70年历史的南共联盟从 此退出历史舞台。不到一年时间,南斯拉夫出现了 大大小小400多个政党。同年年底,各共和国相继
举行多党制大选,除塞尔维亚和黑山之外,其他四 个共和国的共产党一败涂地,丧失了领导权。面对新形势,联邦主席团在1990年年底邀请联邦议 长、总理和六个共和国的总统参加扩大会议,共同 商议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经过七次会议仍没有结果,六个共和国决定自行其是,南斯拉夫联邦名存实亡。 (三)东欧剧变“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冲击 “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借用多米诺骨牌游戏来 比喻一种引起连锁反应的现象,该游戏将多张长方形的骨牌一张挨一张地排成一行,只要推倒第一张,其他牌就会跟着倒下去。20世纪80年代末到%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动荡,而且连锁式地使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被和平演变为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剧烈动荡最先在波兰出现,波兰团结工会上台执政;匈牙利实现“和平过渡”;东德柏林墙被推倒,西德成功吞并东德;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天鹅绒式革命”;紧接着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下台;罗马尼亚发生了武装暴动;南斯拉夫解体;阿尔巴尼亚政权更迭。从时间上来看,波兰前后共历时十年,东德大概用了不到十个月,捷克斯洛伐克十个星期,罗马尼亚只用了十天,这不能不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哀。 东欧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指的是位于欧洲中部和巴尔干地区的8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因其战略位置重要,冷战时期一度成为西方国家与苏联抗衡的前沿地带,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影响深重。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苏争霸处于势均力敌状态,东欧国家尚且能够维持下去,但进人80年代后,苏联在两极格局中明显处于下风,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东欧国家泛滥开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由来已久,东欧国家恰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薄弱地带,再加上民族关系复杂,对西方国家来说是战胜社会主义的良好契机。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迅速瓦解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把南斯拉夫视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欲置南斯拉夫于死地而后快,于是在战略上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的南斯拉夫也未能幸免,在“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巨大冲
击下,最终走向了解体。 >m7F' 历史是一面镜子。南斯拉夫这个在社会主义 阵营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最终走向了分裂和解 体,惨痛的教训对于同样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来 说,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近年来,西方学界和政要攻击发展中国家的 政党专制,认为一党专制容易导致集权和腐败,而国内一些学者也鼓吹实行西方的多党制,认为“根 治腐败的唯一办法是搞多党制”。实际上,政党制度作为政治上层建筑,是由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 并为其服务的。西方国家多党制的经济基础是统治阶级内部多元的利益集团,而我国无论在现实 国情,还是社会制度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决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唯一代表工人阶级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因此,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党的领导是国家和平、和谐发展的政治保证。 (二)必须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维护国家统一是至关重要的,要处理好民族多元与国家一体之间的关系,做到微观层面的本民族认同与宏观层面的国家认同相统一。近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也来之不易,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持社会稳定局面是息息相关的。在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外部势力的干预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务必要引以为戒,既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国际合作,又要坚持独立自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制外部力量的渗透,才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三)必须重视解决民族问题,坚持完善民族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因而炮制“中国威胁论”者有之,妄图分裂中国者更有之。民族问题是西方攻击中国的最好的突破口,2008年西藏拉萨发生的“3*14事
件”,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7·5事件”,且不说有多少境外势力的支持,就拿西方国家的态度来说,竟然没有对中国表示支持和声援,而是利 用媒体大肆渲染和歪曲,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 知”。因此,党和国家必须重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 加快少数民族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坚持不断修订、补充和完 善各项民族政策,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应重视边 境地区的稳定 2013年9月和10月,习总书记分别提出建 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这一战略理念 是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前提下,顺应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信息全球共享性的发展潮 流,旨在加强与亚、非、欧及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 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边境地区是中国与其 他邻国的窗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不可忽 视的作用。因此,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新疆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国家交流合作的纽带,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近年来,境外“三股 势力”在新疆地区活动猖獗,多与“东突”恐怖势力 有密切联系。在“反华、乱华”这个共同利益的驱动 下,它们势必会利用“一带一路”的人、物、信息、资 金等因素,加紧破坏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进而威 胁我国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应借鉴南斯 拉夫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西方势力的破坏作用,具有忧患意识,警慑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确 保“一带一路”战略顺利进行。 总之,南斯拉夫作为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其 领导人在制定民族政策、开创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堪称是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 于南斯拉夫特殊的战略位置,历史上长期由异族统治,民族积怨颇深,民族关系异常复杂;加之南 共联盟在实施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存在 着严重失误,又有西方国家的干预,东欧剧变的冲 击,权威领导人的去世,导致昔日繁荣、富强、和睦 的南斯拉夫解体了。探析南斯拉夫解体中的民族 因素以及对中国的启示,无疑仍然具有极其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南斯拉夫解体中的民族因素探析@王换芳$包头师范学院!内蒙古包头014030$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2488
@熊坤新$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81南斯拉夫作为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其领导人在制定民族政策、开创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南斯拉夫特殊的战略位置,历史上长期由异族统治,民族积怨深重,民族关系异常复杂。南共联盟在实施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存在着严重失误,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干预,东欧剧变的冲击,权威领导人的去世,导致昔日繁荣、富强、和睦的南斯拉夫解体了。探析南斯拉夫解体中的民族因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南斯拉夫;;解体;;民族因素;;民族主义[1]周传斌.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1).
[2]金谷.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与民族问题[J].国际问题研究,1992,(3).
[3][美]乔治·霍夫曼,弗雷德·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0.
[4]孙恪勤.凝聚与离散,两种力量的较量——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原因再探讨[J].东欧中亚研究,(13).
[5][16]潘志平.民族平等:理想、空想和现实——从前南斯拉夫解体谈起[J].世界民族,1999,(3).
[6]郝时远.帝国霸权与巴尔干“火药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37.
[7]郝时远,主编.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中的民族危机[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8]扎晓玲.民族主义与前南斯拉夫[J].民族论坛,1993,(1).
[9][日]柴宜弘,著.郑信哲,编译.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J].民族译丛,1991,(1).
[10][法]让·艾伦斯坦,著.方光明,等译.斯大林现象史[M].北京:时事出版社,1986:154.
[11][英]菲利斯·奥蒂·铁托传[M].吉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299.
[12]党校科研办公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章程汇编[C].北京:求实出版社,1986:27.
[13][南]杜尚·比兰吉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618.
[14]冯绍君,詹真荣.论南共联盟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教训[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2).
[15]雷琳.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失败探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17][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斯拉夫简史[M].黑龙江大学英语系,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6:385.
①按照马细谱在《南斯拉夫兴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的表述,南斯拉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南斯拉夫”是从1918年至1941年的南斯拉夫王国;“第二南斯拉夫”是从1945年11月29日宣告成立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至1991年6月起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第三南斯拉夫”是指1992年4月27日塞尔维亚共和国与黑山共和国联合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并于2003年2月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标志着“南斯拉夫”作为国家名称退出历史舞台。本文主要研究“第二南斯拉夫”,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