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汉代出土灯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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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熊昭明

机构：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南宁,530022

中文关键词：
广西;;汉代;;灯具;;研究

中文摘要：
本文对广西出土的汉代灯具进行详细的介绍并分类分析，进而阐述其源流以及当时的使用 情况，许多资料为首次发表，对于研究本地区的灯具发展史及其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和民族融合都有较强的 借鉴意义。

引文：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北郊汉墓》《考古》1985·3。 ②④⑧孔晨等《古灯具鉴赏与收藏》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③原文对该行灯的复原应是少了灯把。 ⑤⑦⑨《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⑥李珍《广西古代滑石器随葬研究》(未刊稿)。 ⑩⒂《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⑾《广西通志·宗教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⑿《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版。 ⒀罗大坚《广西玉林县出土西汉羊形铜灯》,《文物》1983·10。 ⒁罗坤馨《铜鼓虎饰初探》,《民族艺术》1997增刊。 ⒃参见《中国灯具简史》,高丰、孙建君著。 ⒄黄启善等《广西昭平东汉墓》,《考古学报》1989·2。

光盘号：
SOCI0009S3

文献号：
0

中文刊名：
广西民族研究

英文刊名：
STUDY OF NATIONALITIES IN CUANGXI

拼音刊名：
MZYA

年：
2000

期：
02

CN：
45-1041/C

ISSN：
45-1041/C

文件名：
MZYA200002018

页：
100-105

分类号：
K87

专题代码：
F097;J153;

子栏目代码：
3;4;

全文：
我国最早的灯具是在战国中晚期的墓葬中出土，如河北中山王墓的银首人确灯和十五连枝灯；ＩＷｈ年湖南长沙战国墓出土的陶豆形灯等。那么，广酉的灯具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据迄今的考古资料，最早的灯具出土于西汉早期的贵港罗泊湾一号墓；在平乐银山岭发掘的４５座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的墓葬中，出土了１５件陶灯、一件铜灯，而同一地点发掘的战国墓多达１１０座，无一灯具发现。这似乎预示着广西地区灯具出现的时间不会太早。广西出土的汉代灯具虽然为数不多，但不乏精美之作。作为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一个缩影，作为一个地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它的出现。源流及其使用情况，都有必要进行深人的探讨和研究。一、广西汉代出土的灯具及其分类目前广西已发掘汉代墓葬２０００座左右，出土大批文物。本世纪五十年代，为了配合基本建设，在贵县陆续发掘了汉代墓葬ｇｎ余座Ｐ１９５５年２、３月间，在贵县中学高中部发掘一座木棒墓，出土铜灯一件；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５月在城郊发掘汉代墓葬１２９座，出土铁灯盏四件；１９５４年９月至１９５５年１月，在贵县清理了７８座古墓，亦有灯具发现。另有部分资料没有发表：即１９５５年贵县高中工地的五号和十四号墓，出上涌座陶灯、高足行灯各１件；贵县粮仓十七号墓的兽足铜行灯；贵县新村四号墓的耳杯形灯；贵县火车站十八号墓的铜行灯；风流岭二号墓的铁灯等。进人七十年代以后，贵县一带又发现一批汉代灯具，包括罗泊湾一号墓出上的铜十枝灯，贵县北郊汉墓中出上了１件铜灯和２件陶灯以及近年在贵港火车站复线工地与贵港孔屋岭汉墓出土的涌座陶灯。汉代的另一郡治合浦也是灯具的主要发现地。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在望牛岭发掘一座大型木棒墓，主室中出土一对器型大小完全相同的铜凤灯，另一对是豆形铜灯；１９７５年秋，在合浦堂排发掘了４座西汉晚期墓，有铜灯二件，皆残，器型不明；１９９１年７－８月，发掘母猪岭６座东汉墓，其中一号墓出土一件铜行灯；１９９５年５月，在北海盘子岭九号墓出土白色泥质陶灯一件。合浦博物馆ｌｐｐｓ年发掘北插江盐堆西汉墓，出土一铜行灯和一豆形灯，风门岭十号墓也出土一件豆形铜灯。梧州出土的灯具也不少。云盖山汉墓的虎座陶灯和跳确陶托灯，大塘四号墓的羽人铜座灯，鹤头山出土的铜灯以及１９７７年４月梧州市一化厂门前工地和１９８０年３月市松脂厂出土的涌座陶灯，都十分精致。其它地点的发现，除前述的平乐银山岭和河东高寨汉墓外，还有昭平县北陀公社出土的铜人吊灯和两件陶灯，浦北县白石水乡在一个可能是墓葬陪葬坑中出上一件铜灯，藤县胜西矿场出土一件陶灯，玉林县郊区公社龙安大队出土一件羊形铜灯等等。粗略统计，广西地区汉代出上的灯具有七十件左右。从造型特征上看，这些灯具可分为四类，依次为仿器皿类灯具、人涌座灯、动物形灯和植物形灯。（一）仿器皿类这类灯具取形于日常器皿或加以变化，如豆形灯、行灯、耳杯形灯等。（玉）豆形灯豆形灯是广西汉代最流行的灯具，共发现四十件。这类灯上部为灯盘，中部有柄，下部为底座。盘中往往有一枚突起的尖锥形支钉，用来插灯芯，古人称之为火主产出土的灯具中，支钉多半已脱落，仅存一插支钉的小孔。陶豆形灯三十三件，可分九式。工式六件。敞口，浅盘，折腹，细柄实心，大盘足。银山岭肥３：４，高１４．５，盘径９．５厘米。Ｄ式九件。近似工式，但盘腹圆曲不起折。银山岭ｍ１且Ｉ，高１５、盘径ｉｃ厘米。皿式九件，直口微侈，盘较深，折腹，实心柱形柄，大圈足。贵港火车站复线工地加Ｄ：１５，高１８．５，盘径１１．６，足径１４厘米，仅见支钉孔。ｗ式二件。敞口，圈足，盘与足相似，可倒置。栖实心，较短。银山岭＊３３：１４高１３，盘径１２．５厘米。Ｖ式三件。柄、足实心，敞口，深腹，圆饼形座。昭平北陀乐＊ｉｃ：４，高９．５，盘径８．５厘米。Ｈ式一件。银山岭ｍ１７：１２，空心柄，残高１４厘米。瓜式一件。贵港孔屋岭出土，灯盘敞口，盘深，折腹，下连灯柱，柱体中空，无底。柱下向外展出如座，侧面似梯形，柱上有长方形搂孔两层，搂孔之间刻以叶脉纹，两层楼孔上下间以水波纹。通高１８．２，盘径９，足径１１厘米，支钉高约ｌ．５厘米。瓜式一件。银山岭＊１２５：１几直口，浅盘，炳实心，盘外饰弦纹。Ｋ式一件。昭平北陀乐Ｍ６：５，子母口盘，内敛，浅腹，圆柱形实心柄，喇叭形高圈足。高１６，口径１１厘米。铜豆形灯六件，分二式。Ｉ式、五件。圆口，直腹，浅盘，灯盘中心有一支钉，柄呈圆柱形，有结节便于把持，喇叭形底，底一般大于盘。贵县高中工地ＭＳ出土的高足灯高３４．ｌ，盘径１４．５，底径１５．５厘米。１１式一件。ＩＷＳ年在合浦盐堆ＭＩ出土，似１式，但喇嘛形底下是留足，灯把上刻有雷纹。三角形叶脉纹和羽纹。通高１９，盘径１１，足径１９厘米，支何高约１．２厘米。滑石豆形灯一件，出自钟山县张屋汉墓，编号Ｍ２２：１，石质灰白。方形底座，柱柄上部为圆柱形，下部为斗形，口微侈，深腹。器身上都朝一侧倾斜，器表平滑，制作较为精致。（２）行灯行灯，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用手提在行走中照明的灯具。因此，这种灯形体较小，重量较轻，便于携带。一般灯体的高度不超过１０厘米，灯盘的直径也在１０’厘米左右。广西汉墓共出土１０件，其中铜质６件，铁质４件。铜行灯在银山岭汉墓（ｍ１２：９）、合浦母猪岭汉墓（ｍ：７）、北插江盐堆汉墓、贵县粮仓１７号墓、贵县中学高中部、浦北白石水乡各出土一件产母猪岭ＭＩ：７的行灯，长把，圆盘，直壁，平底，盘中心有一灯柱，三足。口径９．４，通高４．４，把长１０．４厘米。铁行灯是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在贵县城郊发掘出土的。据报告称，一种圆盘而浅，柄细长，盘中有一尖锥状的柱；一种直圆体，浅腹，腹下有三乳状足，口缘有长提柄，盘中也有一尖锥状的柱。看似是有足和无足之分。（３）耳杯形灯一件，铜铸。贵县新村４号墓出土，长１３．８，高５．２厘米，椭圆形，身如耳杯而带盖。盖分两半，后半与盒身同时铸成，前半分铸。以枢轴与后半贯连，可以启合，翻转反置成为灯盘，有流，中心有支钉，可以储油、插灯芯点燃照明。用后将它反折回来则成一器物，未用尽的灯油随之流回盒内。盖上追刻纤细花纹，可辩的有四神纹，四神一般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汉代流行的纹样。耳上刻的是三角形垂叶纹，底有对称四乳钉。（二）动物形灯共四件。其中铜凤灯两件，出土自合浦西汉晚期的木棒墓，器形大小完全相同，高３３，长４２厘米，背部有一圆孔，放置灯盘，凤颈伸高向后弯转，嘴含喇叭形灯罩。颈部作两套管衔接，可以拆开和转动，调节灯光；罩通颈部及腹腔，可容纳燃烧产生的烟灰，保持室内清洁；凤尾下垂及地，与双足保持器身的平衡。器身通体细刻羽毛，制作精巧，结构合理，造型庄重，美观大方，是难得的艺术珍品。铜羊灯一件，玉林龙安茶山出土，铸成羊的形象，昂首，双角卷曲，前腿后跪，后腿前屈，呈卧伏状，下颚有下垂的长鬓。头后安活页，可将羊背掀开翻置于头顶成椭圆形灯盘。灯盘一端有小流嘴，便于放置灯芯。羊的腹腔中空，用以储放灯油。熄灯时，把灯盘翻回，复原成羊背，灯盘里剩余的油也就势倒人腹腔内留存。虎座陶灯一件，梧州云盖山１９５８年出土，上为灯盘，下作虎座，中以灯柱和虎尾相连，通高１４．７厘米，虎座长１４．５，高５．５厘米，灯盘深２．５、口径８．７厘米。红陶，虎作蹲伏状，虎尾起担斜撑灯盘，底内凹作空腹以减轻灯的重量，虎的全身刻满花纹，象征兽毛。灯盘平唇，直身，见支钉孔。怔）人涌座灯七件。铜人吊灯，昭平北陀出土，编号风ＭＺ：３。铜人高鼻梁，大耳，深目，面部较瘦，头饰云雷纹帽。上半身裸露，下半身着短袍至肚脐。双手捧着圆底灯盘，双膝跪地，脚尖着地，脚掌外翻。灯盘底边尚有一蹄足，与铜人双膝形成三足鼎立状。灯盘中心有乳状支钉。铜人额前和头的后枕部各有一圆形钮眼。额前钮眼可穿一条钢链，链条的另一头有铜钩。铜钩既可以钩挂，也可以勾人铜人头部后面的钮眼，方便手提。灯盘口径９．５，高２．８厘米，铜人高１３．５厘米。提链由九节铜环构成，全长１６．５厘米。羽人铜座灯，两件，分别出自梧州的大塘４号墓和鹤头山汉墓，大小形制完全一致。通高３０．５、底径１２．８厘米。全灯可拆卸为三段：底座制成二勇士各骑怪兽飞跃奔腾的纹饰；中段制成一个高鼻，身披两页大羽毛的坐人，面部为猴面；上段为一椭圆形龙首柄，龙嘴衔着的小圆柱插进上面灯盘的套管，使灯盘能旋转自如。涌座陶灯，四件，均呈头顶灯盘形，但人的形态有所不同。贵县高中１９５５年出土的一件，灰黄色陶，质硬。涌头顶灯盘，扎扁带，裸体，挺腰，高鼻，张口吐舌，眉毛浓粗，裂目如三角形，脸划胡子，突乳，体形肥胖，划有胸毛，屈膝而坐，双手放于膝盖上，跌足。通高２９．６厘米，灯盘口径１０．８，底宽１６．５厘米。１９８２年贵县新村Ｍ３出土的灰黑诵陶灯与前一件相似，不同之处是紧闭嘴巴，双手抱握。梧州市一化厂门前工地出土的灰黑色灯左足后屈，右足前踞，双手自然地放于膝盖上。云盖山出土的编号为格５５１的涌灯则颌下有须，箕踞而坐，双手合十。现藏广西博物馆的跪确陶托灯也是在云盖山汉墓出土，双手托灯盘于胸前，灯盘下刻出手指。双腿跪坐，夸张地曲成方座形，仅在背后见到脚指。（四）植物形灯一件，１９７６年罗泊湾１号墓出土，称钢九枝灯，有称十枝灯，扶桑树形。灯杆为圆柱形，上细下粗，下端为宝瓶形，底座为覆盘形。灯杆分上中下三层向外伸出弯曲的九支树权。权项承托桑叶形灯盘，盘内有一支钉。主干顶端置金乌形灯盏。主干、枝、叶、金乌分别铸成，用推铆套扣成一体，可以拆卸安装。灯高８５、底径２０厘米。枝干有长短，上层的长，下层的短，上下之间互相错叠。树干之粗端刻有“Ｘ”形符号。这种灯具当与古代扶桑树的传说有关。《山海关·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校。”另有六件灯具不明器式，有的是损坏严重，难以辨别，有的在五、六十年代的发掘简报中，语焉不详，历经文革浩劫，器物已难以找寻。二、广西汉代灯具的源流在灯具出现之前，广西地区估计经历了较为漫长的使用黄火或火把的时期。亚热带气候的广西，松树成林，这是一种廉价的照明原料，直到解放前，有些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还在使用松树劈片捆扎成束作为照明工具。秦统一岭南以后，为了加强对岭南的统治，并进一步开发岭南，秦朝向岭南进行大规模的移民，给这一地区带来先进的汉文化与生产技术，促进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说来，靠近郡治的地方，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广西汉代灯具亦主要出土在苍梧郡的梧州、郁林郡的贵县和合浦郡的合浦，加之从灯具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分析，广西灯具的产生应是汉文化的影响使然。中国最早的灯具应是豆形灯产从考古发现来看，战国秦汉的豆形灯，明显仿自战国的细把豆。楚地湖南湖北应是灯具的发祥地之一，从出土为数不多的战国豆形灯来看，楚墓出土占有很大的份量，如１９７４年长沙战国墓出土的陶更形灯，１９６５年湖北江陵望山二号楚墓出土的铜豆形灯等，都属于中国早期的灯具，故《楚辞·招魂》有“兰育明烛，华横错些”的句子。“橙”是一种放熟食的器具，指的是豆，偏旁从金，表明当时的灯多为金属所制。平乐银山岭出土的豆形灯数量达十五件之多，从型式上看，与长沙汉墓的器物有相同之处，盖因在汉初平乐属长沙国，尽管被南越王赵伦占据，但处于两个诸侯国边缘的平乐，受楚文化影响应是必然。钟山出土的滑石灯在其它地区还没有发现的报告。汉代滑石器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亦有发现，但最早作为随葬品绝大多数是在长沙地区的战国中期墓。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用滑石器随葬的习俗可能源于湖南卢广州汉墓５佣２：３７通体如圆柱形，上为灯盘，下连灯柱，柱体中空，无底，柱下四边向外展如座，柱上有长方形搂孔四层，各楼孔之间刻叶脉纹或方格纹户与孔屋岭汉墓出土的血型豆形灯相似。该式豆形灯在越人居住区的发现，说明了越人接受之后也有所创新。行灯也是汉代较为流行的一种灯具，河北、山西、湖南、贵州、广东、云南、四川等地西汉至东汉中期墓中均有出土。这类灯具灯盘敞口，直壁，浅腹，平底，中心往往立一支钉，盘壁外一侧伸出一长柄，有的作叶形，有的作龙头形，下附三蹄足。山西朔县汉墓出土一件行灯，铭文自名“行灯”，五凤二年造。传世品中所录铭文纪年有神爵元年、五风二年、甘露二年、汉元帝永四年。建昭元年、汉成帝建始二年等，均属西汉中晚期。广西出土行灯年代较晚，都是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但与其它地区的行灯大体相同。耳杯形灯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在广州汉墓５Ｑ刃：１中出土一件，盖面前半搂刻双龙，后半双凤，两两相对，双龙双凤之间，还刻有羽状及叶状纹饰①。安徽寿阳县的东汉墓也出土一件，盒长１２．５、盒腹宽７．ｌ、盒深４．５厘米，盒身和盒盖都用三角形和龙形花纹作装饰，盖子的前端还刻有“子孙吉”铭文。日本大皈市立美术馆收藏的耳杯形灯③，与贵港出土的器物完全一样，可惜不知其出自何处。但从“四神”纹饰和造型来看，应是从中国流失的汉代文物。与梧州大塘４号墓、鹤头山汉墓出土的羽人铜座灯同一型式的有广州东汉后期墓５ｍ６：７ｏ出土的羽人灯，座足为浮雕式三只带翼的狮子，其下村以叶状纹。上坐一猴，作人身，双手按膝。灯柱从猴顶部连出，柱中的前后各伸一瓣，上端的灯盘断失ｏ。ｌｏｐ年在云南昭通白泥井东汉墓出土的人骑兽铜灯形制也极为相似。羽人是神话传说中带羽翼的仙人，与道教有关。铜人吊灯在广西汉墓中首次发现，与其它地区出土的吊灯也有所不同。如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人形铜吊灯，人的姿势作匍匐式，头较大，卷发束会，裸体跳足，双手托盘。当盘中油料高于５毫米时，便会通过等灯盘与人体之间的一个很小的方形输液口流回人体内。昭平铜人作坐姿，灯盘仿鼎，无另外的储油处，也仅有一直链钩住铜人额前的圆钮，不似湖南的人吊灯，最上一条短链，连着一只展翅的凤鸟，鸟下是覆钵形盖，盖下三条链连着人的左右肩部和臂部。相比之下，昭平人吊灯显得简洁大方。涌座灯在中原地区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如ｌｅｑｓ年河南三门峡战国中晚期墓葬出土的彩绘跪坐陶涌灯、１９７６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银首人涌灯等，到汉代更是普遍，满城一号墓出土的“当户灯”持灯源所刻划的是胡人的形象，短衣直襟左袒，衣后部束成长尾状拖曳于地，脚着长靴ｏ。与此不同，新中国成立后，两广直至浙闽沿海，于汉墓中出土一批奇特的胡捅，高鼻深目，颧骨突出，络腮胡子，裸或半裸，增坐或踞坐，头上托钵或手举，有学者认为是随海船东来传播佛教的西亚行僧ｏ。广西汉代涌灯中的源是这个类型。不过，与广州汉墓出土的器物也有所不同。首先，极少手托灯盘的类型出现，都是头顶灯盘的形式；其次，陶涌的做工较为细腻，从发现的几件来看，坯都经过打磨再烧，表面显得比较光滑；其三，人涌的面部、手的位置、坐姿等都有许多区别。比如广西桶灯脸部短圆，只有曲膝而坐或左足后曲，右足前踞与箕踞而坐三种，双手大都放于膝上等等。植物形灯最早是战国时期的河北中山王墓出土的十五枝灯，到了汉代，这种装饰性较强的灯具获得迅速发展，有铜质的、铁质的、陶质的，一般都是伸出弯曲程度不一的枝杆，枝头托起灯盘，灯盏数目从三到十五不等。其分布于迫于贵州、湖南、甘肃、河南、山东、江苏、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其中河南洛阳烧沟东汉墓出土的十二枝铁灯，底为覆钵形，中竖长灯柱，柱身有上中下三个结节，每个结节向外伸出四根弯曲的细枝，枝头托起灯盏。柱顶站立一小鸟，双翅张开，颈曲向前，可惜鸟头已毁，难以辩认鸟的类型ｏ。从造型来看，与罗泊湾一号墓的十枝灯相象。但在众多的多枝灯中，灯盘一般均作圆形，十枝灯却艺术加工成扶桑树叶状的桃形，下置瓶形座，与灯树更趋和谐，显得美观又有自己的特点。整个灯具或灯具的主要部分做成动物形的灯有不少，从形象上看有朱雀、熊、龟、狗、鱼、兔等。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一件羊灯，与玉林龙安茶山出土的羊灯无论从形态还是结构来看都极为相似，略有不同的是，玉林羊灯的下颚有长须，下垂至胸部。另，器形也和山东曲阜东关村的西汉羊形铜灯极为相似。廖古“羊”与“祥”通，亦即吉样之意。合浦凤灯是动物形灯中的精品，富有地方特色。山西朔县照什人庄酉汉晚期墓出土的雁鱼灯，形态与合浦的铜凤灯类似，作鸿雁回首衔鱼仁立状。虎形灯的发现，目前仅限于广西一地。有意思的是，在灵山型和北流型铜鼓的鼓身上也有虎饰，研究者认为是中原崇虎意识渗透的结果，是南方少数民族对汉文化兼容与创造性发展的结晶产综上所述，广西汉代的灯具是在中原、楚等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几乎每一类型的灯具都可以在这些地方早些时期找到源头。而接受内地传人的灯具的同时，岭南越人又创造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灯具文化，诸如见式豆形灯、滑石豆形灯、凤灯、虎座灯、羽人铜座灯、涌座灯等，都有自己的地方民族特点。四、余论母猪岭汉墓的行灯出土时盘内尚有未燃尽的灯芯，除看见其条形外，难以辨别灯芯的材料。战国、秦汉的灯芯多使用晒干的麻茎、灯芯草等植物制成。其它材料也有，云南昭通桂家院汉墓出土行灯的支钉上还残存一些渣子和一小段燃烧过的灯芯，经观察，是用八九根细竹为心，外缠细纤维物，尖端略为收缩，圆径约１．４厘米。看来当时是把灯芯插在支钉上固定，点燃照明。而没有支钉的灯具，应是用软纤维做灯芯，搭在灯台上燃烧，一头浸在油里，一头在外。广西盛产灯芯草，解放前还普遍使用。至于母猪岭汉墓行灯的灯芯，极有可能是灯芯草。灯具的油料在前述的满城刘胜墓中出土的羊灯和危灯里都有残留，经化验分析，仅能证明含有油脂成分，属油质燃料。据此，可以推测汉代灯具所用的燃油大概是植物油或部分凝固点较低的动物油好。植物油据《齐民要术》、《农书》、《天工开物》等文献记载，主要有麻籽油、油菜籽、棉籽油、桐油等ｏ。南方应以桐油为主。除此之外，长沙汉墓出土的铜灯中也发现残蜡，根据文献和专家研究，这些蜡是融化后作油膏使用的，并非制成细技状蜡烛。我国东汉以前多使用胳膏为烛，燃烧以照明，细柱状蜡烛出现较为确切的年代是东汉晚期，广州汉墓Ｍ５０３２、Ｍ５０７７出土的烛台在圆盆中立一柱，柱上有一直槽，加以环形的箍，下有托以插烛。目前广西还没有这类烛台出土。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木续《从器志》记载陪葬品中有“傅做”一项，是灯台的意思，亦即十枝灯，并非烛台。在有的发掘报告中提及支钉用于插蜡ｏ，依据不明，值得商榷。出土灯具的使用痕迹诸如灯具呈黑麻点、盘残存烟垢等，使我们确认大多数灯具并非陶屋模型类专供随葬的明器，而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日常用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前面提到湘座灯的宗教属性，它应该不是象其它灯具一样摆放在居住处的器物，而是置于调堂寺庙的长明灯之类的灯具。但据我们观察，人涌灯都没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大概因为宗教的神圣和财产的共有使人们不得不仿造涌灯来陪葬，所以人涌灯是明器的说法似乎更能让人信服。灯具的出土仅限于部分墓葬，一般靠近郡治、交通便利的少数地区，说明了汉代灯具在广西地区使用并不普遍。铜灯具和精美的陶灯一般都出自大中型墓，如罗泊湾一号墓、合浦西汉木棒墓这种属于郡守豪强的大中型墓，小墓葬仅见一些陶更形灯之类简单的灯具，制作较为粗糙，一墓一灯占大多数。灯具的使用折射出贫富的差别。广西汉代出土灯具研究@熊昭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南宁,530022广西;;汉代;;灯具;;研究本文对广西出土的汉代灯具进行详细的介绍并分类分析，进而阐述其源流以及当时的使用情况，许多资料为首次发表，对于研究本地区的灯具发展史及其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和民族融合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①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北郊汉墓》《考古》1985·3。 ②④⑧孔晨等《古灯具鉴赏与收藏》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③原文对该行灯的复原应是少了灯把。 ⑤⑦⑨《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⑥李珍《广西古代滑石器随葬研究》(未刊稿)。 ⑩⒂《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⑾《广西通志·宗教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⑿《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版。 ⒀罗大坚《广西玉林县出土西汉羊形铜灯》,《文物》1983·10。 ⒁罗坤馨《铜鼓虎饰初探》,《民族艺术》1997增刊。 ⒃参见《中国灯具简史》,高丰、孙建君著。 ⒄黄启善等《广西昭平东汉墓》,《考古学报》1989·2。

专辑代码：
H;F;J

专题子栏目代码：
F097_3;J153_4;

第一责任人：
熊昭明

出版日期：
2000-06-20

机标关键词：
汉墓;广西地区;陶灯;战国墓;中山王墓;西汉晚期;羽人;首次发表;扶桑树;圈足;

SYS_VSM：
首次发表:5268,陶灯:3741,汉代:3445,汉墓:3272,广州汉墓:2001,铜灯:1963,中山王墓:1883,虎座:1543,墓葬:1524,战国墓:1348,

页数：
6

文件大小：
460k

DOI：
CNKI:SUN:MZYA.0.2000-02-018

允许全文上网：
Y

允许检索：
Y

印刷页码：
100-105

原文格式：
O

下载频次：
445

被引频次：
14

FFD：
1.08213

文献标识码：
21

期刊标识码：
QS0101;

来源标识码：
P01;P0204;P0208;P0209;

影响因子：
0

专题整刊代码：
H124

复合专题代码：
F097;J153;H124;

网络总库专辑代码：
F;J;H;

语种：
中文;

年期：
200002

作者代码：
12346188;

机构代码：
0265807;

表名：
cjfd2000

TABLENAME：
XHZLPERIODICAL1_METADATA

他引频次：
0

机构作者代码：
0265807:12346188;

THNAME：
MZYA200002

CSSCI期刊：
Y

热度：
0

省代码：
0018

出版物代码：
CJFD_MZYA

行业分类代码：
128023226

SYS_NVSM：
东汉墓:15.5*50.2208;汉代灯具:7.2*42.8311;灯具:62.4*311.285;汉代:29.2*145.665;研究:13.2*65.8488;秦汉时代:29.2*72.8327;陶灯:12*34.6743;出土:2*4.52824;广西:12.5*27.4183;篇长:7858

NVSM_分组：
东汉墓;汉代灯具;

第一作者H指数：
4

CI指数：
380.236

第一机构：
广西博物馆

第一作者代码：
12346188

第一机构代码：
0265807

主要主题：
东汉墓;

次要主题：
汉代灯具;

机构作者名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南宁;530022_熊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