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认同的血缘性重建——以海村京族人为例
作者：
吕俊彪
机构：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南宁,530006
中文关键词：
族群认同;;表述危机;;重建;;京族
中文摘要：
本文对1949年以来海村京族人族群意识的变化进行了考察。认为,客观文化特征的不断消退,族际交流与族群互动的日益频繁,族群认同上功利性取向的不断增加以及“法定”的民族属性对京族认同的冲击,使海村京族人的族群认同面临表述上的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海村京族人不得不重新利用血缘关系的不可替代性来重新构建其族群认同,并以此为基础复兴京族传统文化,强化族群成员的族群意识。
英文篇名：
Blood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on of ethnicity acknowledgement
英文作者：
Lü Junbiao
英文摘要：
This article has been investigated to the change of the ethnicity consciousness of Jing in Hai village since 1949. The author thinks the disappearingconstantly of objectiv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the frequency day by day of the internationalities exchanging and ethnicity interacting, the constant increaseof the orientation of utility at ethnicity acknowledgement and "legal" national attribute impact to the Jing's acknowledgement, make Jings' ethnicity acknowledgement in Hai village face to the crisis of stating.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the Jing people in Hai village have to reutilize unsubstitutability of blood relationship to restructure their ethnicity acknowledgement, and rejuvenat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Jing based on this and strengthen ethnicity consciousness of ethnicity members.
英文关键词：
ethnicity acknowledgement; crisis of stating; restructure; Jing nationality
引文：
①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整合式革命:新兴国家里的原生情感与公民政治》,《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Van den Berghe,Pierre L·,he Ethnic Phenomenon,New York:Elsevier·1981
②Abner Cohen,Customand Politicsin Urban Af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9·
③Bracketter Williams,“AClass Act:Anthropology andthe Race to Nation Across Ethnic Terrain“·Annual Reviewof Anthropology,18:401-44·1989·Peter Worsley,The Three World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英)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在海村,关于镇海大王的故事流传很广,说的是在很久以前,如今湾尾岛对面的白龙尾(岛)上有一条蜈蚣精,凡是往来该海域的船只,都要送一个人给它吃,否则它就会兴风作浪把船吞没,京族人深受其害。镇海大王知道此事后决定为民除害。一日,镇海大王扮成一个老乞丐,坐上从东兴到北海的船。当船经白龙尾时,蜈蚣精果然出现在船边,正待它张口准备吃人的时候,老乞丐把早已煮得滚烫的大南瓜迅速塞进蜈蚣精的嘴里。蜈蚣精吞下大南瓜后被烫得上下翻滚,整个身体最终扭断成三截。蜈蚣精的这三截身段沉入海中之后,不久就变成了三个小岛,而这三个小岛,就是现今的“京族三岛”,湾尾岛是其中之一。
⑤《防城县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4页;韩肇明著,《京族》,民族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6页。
⑥本文所指的“海村京族人”、“海村的京族人”或者“海村人”,若无特别说明,皆是指“正宗的京族人”。
⑦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防城越族情况调查》,1954年4月,第14页。
⑧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防城越族情况调查》,1954年4月,第186页。
⑨〔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周大鸣校,李远龙复校,《族群与边界》,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1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3、40页。
1、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防城越族情况调查》,1954年4月。
2、〔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周大鸣校,李远龙复校,《族群与边界》,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整合式革命:新兴国家里的原生情感与公民政治》,《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6、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7、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
8、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2期。
9、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02期。
10、张应强、朱爱冬,《都市社会的族群认同及其表述实践》,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01期。
11、兰林友,《论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3期。
12、彭兆荣,《论民族作为历史性的表述单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02期。
13、张海超,《微观层面上的族群认同及其现代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03期。
14、张永红、刘德一,《试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02期。
15、Van den Berghe,Pierre L·,The Ethnic Phenomenon,New York:Elsevier·1981
16、Abner Cohen,Custom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9·
17、Bracketter Williams,“A Class Act:Anthropology and the Race to Nation Across Ethnic Terrain”·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8:401-44·1989·
18、Peter Worsley,The Three World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基金：
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南方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之一。
小标题：
一、海村:“正宗的京族人”与“文字上的京族人”
二、京族:族群认同与民族属性的偏离
1.京族认同:由掩饰到自我强化
2.“京族”:民族身份的获得与族群认同的偏离
3.“法定”的民族属性对京族认同的冲击
三、京族认同的表述危机
四、京族认同的血缘性重建
1.血缘关系被置于族群认同上的核心地位
2.信仰的重建与民间组织的制度性安排
3.京族传统文化的恢复与发展
(1) 传统祭拜仪式的恢复与“规范”。
(2) 歌唱传统的重建。
(3) 京族文字的开发和利用。
五、结果与讨论
1.族群认同的现实困境:认同如何表述?
2.族群认同的血缘性回归
光盘号：
SOCI0511
文献号：
0
中文刊名：
广西民族研究
英文刊名：
Study of Ethnics in Guangxi
拼音刊名：
MZYA
年：
2005
期：
03
CN：
45-1041/C
ISSN：
1004-454X
文件名：
MZYA200503010
页：
70-77
分类号：
C95;
专题代码：
H124;
子栏目代码：
1;
全文：
现代交通与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在此一过程当中,族群认同这个曾一度引起人类学广泛关注的问题,也以新的形式显现在当代族群的互动关系之中。一般认为,族群认同是以共同的(或者构建的)历史记忆为基础的不同人群之间的认同方式,这种认同,或因共同的血缘和继嗣关系而产生,或因某些共同的客观文化特征而形成,或因某种原生性情感与生物属性而与生俱来,①或因资源竞争的需要而被利用,②或为国家意识形态所建构。③在流动性不断加强的现代生活中,文化逻辑的趋同性倾向使族群之间的许多客观性文化差异逐渐减少,为获取资源竞争上的优势而产生的工具性的族群认同大量出现,族群认同的危机感日见紧迫,在此种情形之下,如何重新构建自己的族群认同,开始成为一些族群,尤其是人口数量较少族群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1949年以来海村京族人的族群认同的变迁进行考察,探讨海村京族认同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表述危机以及海村人的族群认同重建问题。一、海村:“正宗的京族人”与“文字上的京族人”海村是一个京族人聚居的渔村,座落在北部湾西北角上中越边境线附近的一座名为“湾尾”的小岛上。在海村京族人的传说中,湾尾岛的形成与镇海大王为民除害的壮举密切相关。④湾尾岛原是一座浅海孤岛,离大陆海岸约6公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岛上各族居民在政府的组织下完成了浩大的“围海造田”工程,使湾尾岛得以与大陆连成一片。根据当地京族人的口述资料及相关的文字记载,大致认为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沿海一带的京族人是从16世纪开始陆续从越南的涂山、春花、宜安、瑞溪等地迁入我国境内的。海村京族人在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订立的乡约中有如下记载:“承先祖父洪顺叁年贯在涂山,漂流出到……立居乡邑,壹村贰村,各有亭祠。”“洪顺”是越南后黎封建王朝的年号,洪顺三年相当于我国明朝武宗正德六年,即公元1511年。由此可以推算,迁来海村定居的京族人,至少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⑤1949年以前,海村曾被当地人称为“安南村”,1949年以后又称“福安村”。海村的村民世代以打鱼为生,人民公社时期“围海造田”成功后海村曾一度主要从事农业生产。1983年,海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重新出海捕鱼,种田者日渐减少。在198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间,中越边境贸易得到恢复和发展,许多海村的村民利用语言上的便利和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大量从事边境贸易,并从中迅速致富。目前,海村共有6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约1400多人,除嫁入本村的妇女以及少数上门入赘的男子之外,其他人都是京族人。海村京族人居住在湾尾岛的中部,他们的祖先被认为是最早来到湾尾岛定居的人。海村的东面和西面分别是湾东、湾西两个自然村,湾尾岛上的汉族人主要居住在这两个村上,他们的祖先到此定居的时间比京族人稍晚一些。1949年以前,海村京族人与湾东、湾西的汉族人来往不多,两个族群之间还时有纷争。1949年以后,我国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岛上的京族人和汉族人得以和睦相处,这种团结互助关系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时期达到了顶峰。1949年以后,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享有一定的优惠待遇。当时海村的京族人在口粮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的人均供应量高于邻近地区的汉族人和壮族人,在招工(人)、招干(部)、升学等方面也往往得到优先照顾,因而“京族”作为一种民族身份(属性)为许多汉族人和壮族人所向往。而我国的民族政策也为一些人“成为”京族人提供了便利。根据我国的相关法规,我国公民的民族属性可选择父亲或母亲任何一方的民族属性,这就使得许多嫁到汉、壮族地区的京族妇女的后代可以合法地将其民族属性改为“京族”,一些人甚至将其民族属性的选择范围扩大至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民族属性。这大概也是海村所属江平镇辖区范围内的京族人口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就从2655人(1954年4月统计数)猛增到13700多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海村的京族人认为他们是湾尾岛上“最正宗”的京族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是京族人,他们会讲京族语言,有哈亭,每年都过哈节,有很多京族人的风俗习惯。在他们看来,只有父母双方都是京族人生下的孩子才能算是京族人,其他情况下的都不能“算数”。对于湾东、湾西两个村上那些跟随母亲、祖母、外祖母的民族属性而“成为”京族人的人,海村的京族人认为他们是“文字上”的京族人,因为这些人只是在登记户口时才用到“京族”的民族属性,既不会讲京族语,生活习惯也与他们不尽相同,彼此之间不是同族之人。不过,嫁入本村的外族妇女所生的子女也算是“正宗的”,他们的解释是这些人以后都会住在海村,是村里的人,与那些嫁出去的京族妇女生的小孩不一样。至于那些在海村出生、成年后因为工作关系而在外地安家落户的男子,尽管他们的后代当中能讲京族语的人已经不多,也很少回乡探亲,但在海村人看来这些人的子女也应当是“正宗的”京族人-因为他们的父亲是京族人。就这样,海村的京族人根据生身父母的血缘关系将京族分为“正宗的”与“文字上的”两种。⑥海村男性京族人的后代是“正宗的”,因为他们将来会住在海村,会讲京族话,会供奉京族人的祖先;而女性京族人的后代能否成为“正宗的”京族人,首先要看她们婚后的居住地,若在海村,则是“正宗的”,否则,就只能是“文字上的”京族人。二、京族:族群认同与民族属性的偏离海村京族对于“正宗的京族人”与“文字上的京族人”的区分,与京、汉族间的通婚以及我国现行民族政策的影响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海村京族人的不断增强的族群意识。1·京族认同:由掩饰到自我强化在1949年以前,江平一带的京族人有着双重边缘的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在与越南京族人的交往当中,虽然讲着同样的京族语言,但由于他们的穿着与越南人不同,风俗习惯上也有了改变,因而越南人不再认为他们是京族人。在国内,虽然他们认同当地汉族人的某些生活方式,但由于他们讲的是京族话,生活方式也与汉族略有不同,因而被汉族人视为异族,对他们也有歧视。⑦京族人时常被汉族人称为“安南仔”、“安南婆”、“安南鬼”,他们的语言、服饰、日常生活习惯经常成为被嘲笑的对象。⑧因此,海村及附近地区的京族人外出时几乎不敢穿京族服装,不讲京族话,更不可能与汉族人通婚。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此时的京族人在与外界的交往中总是刻意掩饰自己的京族人身份,一般不轻易承认自己是京族人。他们尽可能讲当地的汉语方言,穿汉族风格的服装,竭力把自己装扮成汉族人的样子。然而,无论海村的京族人如何努力使自己“变成”汉族人,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在族际交往中的遭遇,也难以动摇他们对于自己族群的认同。他们觉得,不管需要面对怎样的现实,京族人毕竟还是京族人,和汉族人是不一样的。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此后政府实行的民族平等政策,使海村及附近地区的族群关系得到改善。在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下,其他族群对于京族人的歧视也开始逐渐消退。尽管依然显得十分谨慎,但京族人的自我认同开始得到较为自然的表达。至少,在自称是京族人的时候,他们的顾虑大为减少了。在人民公社时期,经常性的集体劳动增加了湾尾岛上京、汉两个族群的交往,尤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湾尾岛“围海造田”工程的开展,使各族民众之间的认识和了解逐渐加深,族群之间的隔阂逐渐消失。海村京族人的族群意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增强,京族认同也由过去的极力掩饰、谨慎表达发展为自我强化。尽管海村在“围海造田”运动中早已名扬广西区内外,但真正使海村京族人“扬眉吐气”的,还是1989年以后中越边境的快速发展以及当地政府于1993年开始实施的湾尾岛旅游开发区的建设。边境贸易使海村一带的京族人在短短数年时间迅速富裕起来,一跃而成为国内经济发展较快的少数民族地区。而由于湾尾岛的旅游建设把海村纳入其建设规划之中,使海村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短时间内得到完善,海村京族人逐渐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虽然1996年我国政府加强对边境贸易的规范管理之后,海村京族人的收入增长有所减缓,但海村海水养殖业以及海洋捕捞业的发展仍使大部分村民家庭的生活比较富足。湾尾村村民委会提供的资料表明,2003年该村(包括海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550元,远远高于周边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而海村是湾尾岛上最富裕的自然村,村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甚至更高。良好的旅游环境、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经济上的富足又使海村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对外宣传的典型和各种媒体争相报告的对象,海村京族人享有的这些社会资源助长了村民的优越感,京族人的自我认同也得到了强化,“我们京族人”逐渐成为他们的一个常用词汇。国家政策对少数民族的保护和优待,使他们不必担心别人的歧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有钱了,不怕人家看不起。”2·“京族”:民族身份的获得与族群认同的偏离如前所述,“文字上的京族”的产生,与湾尾岛及周边地区京、汉族间的族际通婚有关。1949年以前海村京族人与本村或外村的京族人通婚,而与当地的汉族人通婚较少,即使偶有通婚,也是嫁出去的多娶进来的少。根据海村长老苏伯的统计,自从他们的祖先从越南涂山等地迁入海村至1949年,海村京族人与汉族人通婚共有37例,其中娶入2例,嫁出35例。1949以后海村京族人与附近地区汉族人之间的通婚逐渐增多。1949年至1970年20年间,与汉族人通婚25例,娶入15例,嫁出10例;1970年到2004年,通婚200余例,其中娶入110例,与嫁出基本持平。由于1949年以前京族人在当地容易受到歧视,在政策上也没有实际利益,因而嫁到汉族地区的京族妇女的后代一般都遵从当地汉族人的风俗习惯,认同所在的族群,而对京族的认同较少,因而对当时的海村人来说,在族群认同的问题上并没有“正宗”与“不正宗”之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进行民族识别以后,人口的民族属性成为国家户籍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在户籍管理当中难以对一个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族群认同进行确认,因而在操作的层面上往往只能以其父母的民族属性作为判断依据。1970年以后,随着京、汉族人的之间的通婚日益增多,越来越多海村之外的人获得了“京族”的民族身份。据估计,目前湾尾岛上已经约有60%居民的民族身份是“京族”,在他们当中,部分是跟随其父方的民族属性,部分是随其母方的民族属性。但一般的情况是,海村京族人的民族属性主要是跟随父方,而在湾东、湾西两村的京族人则主要是跟随母方。“正宗的京族人”与“文字上的京族人”对京族的认同程度有所不同。海村人坚持认为,在湾尾岛上只有他们才是京族人,他们的京族身份“最正宗”。他们比较强调京族人的“传统”,强调他们在生活习惯上与其他族群的区别,对京族的认同度较高。湾东、湾西两个村的京族人虽然被认为是“文字上的京族人”,在生活习惯上与同村的汉族人比较接近,但他们在某些时候对京族也持有一定的认同感。或者可以说,他们的族群认同摆荡在京、汉之间,在湾尾岛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3·“法定”的民族属性对京族认同的冲击海村京族人执着于他们“正宗”京族身份的强调,在较大程度上与“法定”的京族身份的确定方式对其族群认同所造成的冲击有关。在海村京族人看来,在政策的许可之下获得其民族属性的京族与现实生活中的京族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正宗的京族人”与“文字上的京族人”在语言、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他们是不一样的族群。然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中,由于“正宗的京族人”与“文字上的京族人”的民族属性同为“京族”,因而在较多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政治生活当中,他们被看作是同一个民族,享受几近同等的待遇。海村的“正宗京族人”对此表示难以接受,因为“文字上的京族人”在法律上拥有与他们一样的民族身份,这些作为他们邻居的“文字上的京族人”不仅会分享国家给予京族人的许多政策优惠,同时也使他们的族群认同难以得到准确表达。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民族属性这种经过政策确认的民族身份比族群认同显得更加“正式”,海村人担心“京族”作为一种民族属性的使用最终会掩盖他们与“文字上的京族”在族群认同上的差异,从而使其原有的族群认同方式面临着新的表述上的危机。三、京族认同的表述危机一直以来,海村被认为是当地最具民族特色的京族村落,成为外界关注湾尾岛的焦点。1949年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海村京族人与外界的经济往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政治生活逐渐融为一体。海村京族人在享受现代生活的许多便利的同时,他们的族群认同也开始面临考验,虽然海村京族人的自我认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不断强化,但京族认同在表述上的危机也在逐渐显现。1·客观文化特征的消退,使得京族认同在表述上逐渐缺乏客观依据。与其他族群在文化上的交流与相互影响,使得一些“独特”的京族文化特征逐渐消退,而许多新的“习惯”也在不断形成之中,因而对于海村的“正宗京族人”来说,以往那种以客观文化特征来表述“京族人”的方法已经很难奏效。在语言方面,虽然他们在自己家中仍然讲京族话,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他们象当地的汉、壮族人一样主要还是讲白话(一种汉语粤语方言),以语言作为区分京族人的“正宗”与否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服饰方面,虽然在一些表演性的场合当中仍然会有京族的“传统服装”出现,但在日常生活当中海村京族人的穿着打扮与其他族群的人已经难分彼此。在住宅方面,大多数海村京族人的楼房虽然在布局上仍有其特色,但从总体上看很难说他们是具有所谓京族特点的建筑。在饮食习惯与其他生活习俗方面,京族的“特色”也越来越少。哈节被认为是海村京族人的传统节日,在哈节仪式当中许多京族的传统文化也得到较好的展现,从场面上看也确实十分热闹,然而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为了迎合观光者以及“上级领导”的口味,哈节上“做给别人看”的东西越来越多,新的“传统”正在不断被创造出来。一个海村的长老曾经忧心忡忡地说,“如今我们的‘哈’(歌)要请别人唱,竹杠舞要请别人跳,食(吃)的、用的、看的全是别人的东西,我们京族人没有几多(多少)自己的东西了。”的确,在海村,已经很难明确分清哪些东西是“我们京族人的”、哪些又是“汉族人的”了。2·日益频繁的族际交流与族群互动,使京族的族群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湾尾岛是一座外人罕至的孤岛,地理空间上的隔绝状态使其族群边界昭然若揭。虽然在岛上也有汉族人,但由于在谋生方式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彼此之间的往来甚少,京、汉族之间的界线也仍然十分明显。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受到交通条件与国家政策的影响,海村人与湾尾岛内及岛外的联系不断增多。与外界日益频繁的交流,使海村京族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认识和了解逐渐加深,彼此之间认同程度也在不同提高,族群文化的趋同性倾向日趋明显。因而,无论是在地理空间上,还是社会心理上,抑或是在族群文化的认同上,京族与其他族群之间的族群边界较之过去都变得更加模糊。3·族群认同上功利性取向的不断增加,使京族认同的情景性色彩逐渐加深。在湾尾岛,海村京族人作为一个世居的族群,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族群文化得到了普遍的尊重。1989年以后,海村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村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海村京族人的自我认同不断得到强化,其他族群对他们的接纳程度也在逐渐提高。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族群认同上的功利性取向开始不断增强,京族认同的情景性色彩在不断加深。族群认同作为一种资源博弈工具,在海村乃至湾尾岛的政治生活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所谓“正宗的京族人”与“文字上的京族人”的区分,是这种族群认同上的功利性取向的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一般而言,在争取政治资源方面,海村人更多地强调他们对于京族人的认同,而在经济生活当中,他们对汉族人的处事方式却往往更为欣赏。这种情景性的选择,也使得海村京族人在族群认同的表述上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因为他们的这种认同方式,与被他们称为“文字上的京族人”在族群认同上的摇摆性并没有本质的区别。4·国家民族政策对“京族”的重新建构,使原有的族群认同方式面临新的抉择。根据当地人的意愿及其历史与文化渊源,我国政府于1958年正式将我国原来的“越族”定名为“京族”。“京族”的确定,既反映了当地人的愿望,也体现了国家权力在民族建构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或者可以说,“京族”是双方共同建构的结果。不过,这种民族建构方式与海村人传统的族群认同方式有所不同。基于男女平等的考虑,在确定一个人的民族属性时,相关政策对于父母双方的民族属性给予了同等的地位,而较少考虑到传统的族群认同方式的特点。国家权力对于民族的重新建构,固然对于相关民族政策的推行起到促进作用,但也由此形成了民族属性与族群认同在某些方面的不一致性。由于一个人的民族属性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族属性在现阶段往往蕴含许多可以想象的政治、经济资源,在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的今天,很容易成为一些人追逐个人或者群体利益的工具。这种现象的出现,偏离了国家权力在建构京族时的种种设想和努力,同时也使京族人原有族群认同方式面临新抉择。对于海村的京族人而言,由于国家政策已经认可那些他们称之为“文字上的京族人”,他们所担心的是,若以目前的态势发展下去,用不了三十年,湾尾岛上所有的汉族人都会“变成”京族人,而海村的代表性也就失去意义。“如果大家都可以说自己是京族人,那京族还有什么意思呢?”这种认同上的危机,正是海村京族人所担忧的。四、京族认同的血缘性重建族群意识的增强与族群认同在表述上出现的危机,迫使海村京族人寻求一种现实的族群认同表述方式。一方面,为了应对国家的民族政策对其原有族群认同的冲击,他们强调血缘关系在族群认同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把血缘性作为族群认同的核心;另一方面,围绕着这一血缘性基础,他们极力恢复、“发明”京族的传统文化,以彰显海村京族人的族群文化特点,从而达到重新构建其族群认同的目的。1·血缘关系被置于族群认同上的核心地位血缘关系是海村京族人在族群认同上最为核心的部分。对于海村人来说,一个人的京族身份“正不正宗”,虽然也与会不会讲京族话有关,但血缘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海村京族人在族群认同上对于血缘关系的强调并不是无选择的。在声称“祖祖辈辈都是京族人”、“父母都是京族人”的时候,他们所要强调的都是父方而非母方的血缘关系。而这一点,恰恰正是他们的族群认同方式与国家政策对于民族属性的确认至关重要的差异。海村京族人在谈及京族问题时大多会有意或无意地强调自己的“正宗”京族身份。他们的这种族群认同观念也开始逐渐为当地其他族群所接受,即使是那些“文字上的京族人”对此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异议,对他们来说,只要能有一个合法的京族身份、能享受到国家对“京族”的优惠政策,“正宗”与否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况且,这两个族群在认同上的差异也是现实存在的。海村京族人就是通过这种血缘关系来达成他们对于“正宗的京族人”与“文字上的京族人”的区分,而后,基于这种简单而又容易把握的族群认同准则,他们开始重建“正宗京族人”的信仰空间和文化传统。2·信仰的重建与民间组织的制度性安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国的宗教政策逐渐宽松,在一些民间热心人士的组织下,海村京族人重建被拆除了二十余年的哈亭,京族传统的哈节自此得以恢复。京族传统的社会组织—“翁村”组织也随之恢复成立,与传统的“翁村”组织不同的是,新“翁村”组织的主要职能,是组织海村的各种民间祭祀活动,不再参与日常村务的管理。与此同时,有关京族祖先的传说被不断修饰,连同其他一些京族的民间故事编入一些出版物之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镇海大王的故事被写成碑文,立于哈亭之侧,并成为民间文物保护的对象,镇海大王的“功德”从此家喻户晓。除镇海大王之外,高山大王、广达大王、安灵大王和兴道大王这些传统上的神仙也一并成为海村京族人的崇拜对象。在老人们看来,没有共产党的政策,没有这些神仙的保就没有海村人今天的幸福生活。2001年,富裕起来的海村人的自我认同日渐高涨。突出海村的“独特性”、使之成为当地京族的“典型代表”,遂成为村民们的共识,而重建哈亭被认为是一件举村上下都“双手赞成”的大事。在这一年,海村成立了一个“京族民间事务委员会”,负责海村民间宗教事务的组织和管理并募集重建哈亭的资金。该委员会在募集哈亭建设资金的《倡议书》上写道:“……曾使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并给我们带来无穷欢乐和希望的哈亭……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被时代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甚至已有失同胞们的面子,与同胞们的地位和生活水平极不相称。……我们大家都不因为自己的哈亭破旧了而抛弃(它)—永远(也)不会,因为这是我们相同的根……”海村京族人对重建哈亭响应热烈,在外工作的海村人也慷慨解囊,从而使京族民间事务委员会很快便募集到了近40万元的哈亭重建资金。2002年,海村人顺利完成了这座京族村落的标志性建筑的建设。海村这座富丽堂皇的哈亭,成为目前湾尾岛最为引人注目的“民间建筑”,其华丽的建筑风格令不少海村京族人引以为豪。哈亭是京族人祭拜天地缅怀祖先的神圣之地,因而,在湾尾岛只有“正宗的”海村京族人才能以后代子孙的名义出席各种宗教仪式活动,“文字上的京族人”是不会以京族人的身份参与其中的。在哈节期间,海村一般都会邀请另外两个岛上被认为是“同样正宗的”京族人代表前来参加各种庆典活动,给予他们叔伯般的热情招待。3·京族传统文化的恢复与发展恢复与发展京族的传统文化,是海村京族人重建其族群认同的重要举措。为达此目的,海村京族人对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近十年来,海村的哈亭得到重建,传统节日日渐隆重,各种祭拜仪式不断“规范”。海村人还建立了京族歌墟,使其歌唱传统得以恢复,而独弦琴、字喃、越南语等京族文化“象征”的传承和发展也得到了愈来愈多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海村的精英分子可谓不遗余力。海村的长老、退休返乡的老干部直接主导了这场京族传统文化的复兴运动,而出于宗教职业传承方面的考虑,个别“师傅”也在努力培养自己的接班人。(1)传统祭拜仪式的恢复与“规范”。在村中的长老们看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哈节得到恢复的早期,由于村人对哈节仪式已比较疏远,各种祭拜程序和仪式是“不齐全的”(不够完整的)。因而,在2002年重建哈亭之后,海村的“翁村”们便在过去哈节仪式程序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地方“正宗京族人”的仪式,对哈节的各种祭拜仪式作了进一步的恢复和“规范”。如今,海村哈节期间的各项活动都得到了精心的组织,从哈节的日程安排、仪式程序到仪式场景的布置,从各种祭文的撰写、人员分工到各种后勤服务工作的安排等等,各项工作、各个程度看起来都一丝不苟、整整有条。由于这些组织者都或多或少有过一些当“干部”的经历,因而往往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其工作也得到多数村民的认可。在一些小规模的祭祀仪式当中,传统的规矩也被反复强调。一些仪式如果“不对书”(不符合规矩),有时会招来村中长老的责备以及村里人的笑话。(2)歌唱传统的重建。一直以来,独弦琴、唱哈在当地被认为是京族人的“特产”,历来都只有“正宗的京族人”可以弹唱。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这两种民间演艺活动在海村几近绝迹。为了“挽救”这些京族文化的瑰宝,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海村人积极在村里培养自己的歌手、琴手,让他们以“正宗的京族人”的身份在各种公开场合演奏具有京族风格的曲目,以达到“宣传京族”的目的。2000年前后,海村人在村上建立了自己的歌墟,为村人唱哈提供了更好的唱哈场所,每月逢十(农历)都有不少湾尾岛内外的京族山歌、海歌爱好者前来唱哈、交友。由此,以独弦琴和唱哈为代表的京族传统民间音乐形式得到了广泛的宣扬。(3)京族文字的开发和利用。字喃,又称喃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方块文字。它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来表达越南语,在越南民间曾得到过广泛使用。由于字喃笔划繁多,结构复杂,而且书写的随意性较大,未能最终成为越南的官方文字。在海村,字喃一般只在一些宗教仪式上使用,除一些以此为业的师傅之外,熟悉字喃的人已经很少。然而,由于字喃“只有京族人才会”,因而在海村被认为是京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2002年,海村的长老们在一些机构的协助下开展了字喃的推广活动,以便让更多的海村人认识“京族人自己的文字”。虽然字喃推广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却使海村人认识到了字喃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可谓“失之桑榆,收之扶桑”。近年来,由于边境贸易发展的需要,海村一些在正式的语言机构接受过正规越南语学习的人,开始在村中开展越南语的培训业务,认为学习越南语既可以传承京族的传统文化,增强海村京族人的族群意识,又能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五、结果与讨论在国家权力重新建构之下的海村,民族属性与族群认同的现实偏离正逐渐成为一种事实,从而使得海村京族人原有的族群认同方式面临着新的选择。海村京族人以血缘性作为族群认同的主要依据,以缓解国家民族政策对其族群认同带来的冲击。我们无法肯定这种努力能否从根本上改变“京族”作为一个经由政策确认的民族与作为一个族群共同体存在的分离状况,但对于我们在族群认同问题的思考,或许会有相当的启发意义。1·族群认同的现实困境:认同如何表述?对于简单社会中相对封闭的族群而言,起源的共同性或者相似性、地理空间的一致性、经济生活的依存性以及文化心理的趋同性往往是清晰易辨的,然而,如果就此认为族群、地理空间与客观文化是三位一体的存在,则是不全面的。巴斯(FredrikBarth)有关族群边界理论的提出,或许可以看作是对以客观文化特征作为族群认同依据的传统理论的一次清算。在巴氏看来,族群是在人们的互动与交往之中而形成的,一个族群最重要不是地理上的边界,而是社会的边界。相对于语言、文化、血统等客观特征而言,族群边界的维持对于一个族群而言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主张把归属认同作为族群的主要特征。⑨然而这种归属认同从何而来,又要到何处去,却不是一个族群边界所能完全涵盖的。由此而催生的族群认同的根基论与工具论,似乎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提示了族群认同的基础和动因,但在面对现代国家权力对于族群的重新建构时却又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流动性的不断加强,使得现代社会中族群文化的趋同性倾向逐渐显现。一些族群特有的客观文化特征正在不断淡化,从而使得族群的主观认同逐渐丧失其客观依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族群认同的工具性倾向的大量涌现也开始动摇族群的根基性认同,从而使原有的族群认同方式在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实践时面临着新的考验。这样,如何表述自我就成为一个族群所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或许从表面上看,一个族群似乎可以用一种自以为是的方式来表述其认同,然而这种表述决不是可以随意想象的。族群认同的表述,既受到国家权力的影响,也与在社会生活的互动中形成的族群认同密切相关;既有客观文化特征可以依凭—即使有些特征在旁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也有着浓重的主观色彩;既饱含着深厚的根基情结,有时也显露出赤裸裸的工具性目的。这样,在日益复杂的族群关系当中,族群的认同就会遇到表述上的危机,族群成员需要表述自己的认同就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族群认同的血缘性回归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认为,“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⑩不过,虽然安氏视民族为一种“现代”的想象以及政治与文化建构的产物,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把民族主义当作为一种血缘关系或者宗教的概念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安氏的坦诚之于我们的启示大概就在于,不管族群认同以何种形式体现,它们都不能回避血缘关系的存在意义。笔者认为,血缘性是族群认同最为本质的属性,忽视这一点,我们就难以解释族群认同与以其他方式体现的群体认同之间的本质区别。对于主观认同理论与工具论而言,在解构了族群认同的客观实体性之后,这两种理论无法面对象海村京族人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族群认同的实在性。客观文化特征论与根基论在对现代族群认同的解读中的确面临着诸多难题,但也并非毫无理论价值。正如王明珂所指出的那样,将族群当作是主观的认同,并不表示体质与文化特征就没有意义。“它们不是客观划分族群的判准,但的确是人们主观上用来划分人群的工具。”而根基论与工具论也不是完全对立而无法相容的。11○忽视对族群的后认同阶段的关注,或许是以往族群认同理论的盲点之一。一些理论虽然也注意到族群认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但对于不同的族群认同阶段的特点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在族群的前认同阶段,族群认同的所谓依据并不都是十分确切的,因而才有客观文化特征论与主观认同论以及根基论与工具论之争。族群的建构处于族群的前认同阶段,在此过程中,历史可以被反复书写,但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现实的合法性;传统可以被不断“发明”,但所有的努力都主要是为了强调族群的独特性。而一旦族群的建构得以实现,族群的认同便有可能表现出不同于前认同阶段的表述方式。在族群的后认同阶段中,族群的一些特质往往变得可以把握,在较多的情况下族群认同不需要依赖过多的想象。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血缘关系是最具体的亲属关系,也是最直接的族群关系,因而往往成为后认同阶段的族群认同最为现实的认同依据。处于后认同阶段的族群认同,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往往都无法回避其血缘性关系,尤其是当族群认同出现表述危机的时候。在海村及附近地区,关于哈亭、哈节的地方性知识并非只是京族人才有,有人甚至认为京族三岛的创世神话—镇海大王的传说也是从附近地区的汉族人那里“借用”过来的。海村人当中真正会唱哈的其实并不是很多,会认字喃的人充其量也只有七、八个,若以这些“只有我们京族人才有”的文化特征作为维持“正宗京族人”族群边界的工具,在文化趋同性日益明显的现实面前就不再具有惯常的可靠性。因此,对于海村的京族人来说,以血缘性为族群认同的基础,同时围绕这一基础进行各种族群文化构件的重建,以表达其认同的归宿感、实现其工具性目的。这种族群认同的血缘性回归,也就成了一种现实的选择。族群认同的血缘性重建——以海村京族人为例@吕俊彪$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南宁,530006族群认同;;表述危机;;重建;;京族本文对1949年以来海村京族人族群意识的变化进行了考察。认为,客观文化特征的不断消退,族际交流与族群互动的日益频繁,族群认同上功利性取向的不断增加以及“法定”的民族属性对京族认同的冲击,使海村京族人的族群认同面临表述上的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海村京族人不得不重新利用血缘关系的不可替代性来重新构建其族群认同,并以此为基础复兴京族传统文化,强化族群成员的族群意识。①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整合式革命:新兴国家里的原生情感与公民政治》,《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Van den Berghe,Pierre L·,he Ethnic Phenomenon,New York:Elsevier·1981
②Abner Cohen,Customand Politicsin Urban Af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9·
③Bracketter Williams,“AClass Act:Anthropology andthe Race to Nation Across Ethnic Terrain“·Annual Reviewof Anthropology,18:401-44·1989·Peter Worsley,The Three World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英)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在海村,关于镇海大王的故事流传很广,说的是在很久以前,如今湾尾岛对面的白龙尾(岛)上有一条蜈蚣精,凡是往来该海域的船只,都要送一个人给它吃,否则它就会兴风作浪把船吞没,京族人深受其害。镇海大王知道此事后决定为民除害。一日,镇海大王扮成一个老乞丐,坐上从东兴到北海的船。当船经白龙尾时,蜈蚣精果然出现在船边,正待它张口准备吃人的时候,老乞丐把早已煮得滚烫的大南瓜迅速塞进蜈蚣精的嘴里。蜈蚣精吞下大南瓜后被烫得上下翻滚,整个身体最终扭断成三截。蜈蚣精的这三截身段沉入海中之后,不久就变成了三个小岛,而这三个小岛,就是现今的“京族三岛”,湾尾岛是其中之一。
⑤《防城县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4页;韩肇明著,《京族》,民族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6页。
⑥本文所指的“海村京族人”、“海村的京族人”或者“海村人”,若无特别说明,皆是指“正宗的京族人”。
⑦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防城越族情况调查》,1954年4月,第14页。
⑧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防城越族情况调查》,1954年4月,第186页。
⑨〔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周大鸣校,李远龙复校,《族群与边界》,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1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3、40页。
1、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防城越族情况调查》,1954年4月。
2、〔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周大鸣校,李远龙复校,《族群与边界》,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整合式革命:新兴国家里的原生情感与公民政治》,《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6、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7、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
8、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2期。
9、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02期。
10、张应强、朱爱冬,《都市社会的族群认同及其表述实践》,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01期。
11、兰林友,《论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3期。
12、彭兆荣,《论民族作为历史性的表述单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02期。
13、张海超,《微观层面上的族群认同及其现代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03期。
14、张永红、刘德一,《试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02期。
15、Van den Berghe,Pierre L·,The Ethnic Phenomenon,New York:Elsevier·1981
16、Abner Cohen,Custom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9·
17、Bracketter Williams,“A Class Act:Anthropology and the Race to Nation Across Ethnic Terrain”·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8:401-44·1989·
18、Peter Worsley,The Three World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南方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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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200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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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责任人：
吕俊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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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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