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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范畴。其所谓“多元”是因为其自称繁多,语言不同,文化多样;其所谓“一体”是因为壮族具有统一的族体认同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其三个认同层次,即自称群体认同、壮族族体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并非相互对立与排斥,而是和谐共存,构成了壮族文化“和而不同”的格局。一、壮族的多元性壮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共有壮族人口16178811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105226114人(不包括台湾省的少数民族人口)的15.38%。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壮族最集中的地方,共有壮族15600854人居住于广西各地,占广西少数民族人口的85.7%,占全国壮族人口的96.43%。其分布为桂西稠密,桂东、桂北稀疏。分布如此广泛的壮族是一个多样性特征非常突出的群体。在经济生活上,由于不同地区的壮族所处环境是如此之不同,农村和城镇,平原和山区,河谷和山谷都有分布,各地壮族有的种水稻,有的种玉米和其他旱地作物,各地壮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亦千差万别。在语言上,相当一部分壮族人只能说汉语,其他壮族人分别操不同的方言土语。据了解,壮语分南部和北部两大方言,以邕江和右江为界,南宁以南如邕宁南部、扶绥、崇左、上思、大新、龙州、隆安、靖西、德保、宁明、天等、钦州、那坡及云南砚山、广南(南部)等地壮语为南部方言;南宁以北,东北到龙胜、三江,东南到桂平、贵港,西至隆林及云南邱北、广南北部等地壮语为北部方言。南部方言有3个土语区,北部方言有6个土语区。①在称谓方面,各地壮族共有几十种不同的自称,如“布壮”、“布越”、“布傣”、“布陇”、“布偏”、“布敏”、“文壮”、“埃壮”、“布板”、“文板”、“根板”、“布土”、“根土”、“布央”、“布那”、“布光”、“布安”、“侬安”、“布江”、“布锐”、“布恩”、“茶周”、“傣门”、“傣德”、“埃门”、“艾混”、“杜叔”、“生”、“欧”、“布吕”等。各地壮族关于“祖宗”来源的传说亦众说纷纭,或曰来自“山东”,或曰来自“江夏”,或曰来自“陇西”,或曰来自“太源”,或曰来自“南阳”,或曰来自“江西”,或曰来自“广东”等等。而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一些不同地方的壮族之间的遗传性特征的差异,甚至大于与其他民族的差异。②二、壮族的自我认同尽管壮族是一个多样性的群体,但却又是一个统一的民族。那么,这么一个多样性的群体是如何形成为壮族的?它们有没有认同的基础?如果有,是什么?2000年美国LYNNERIENNER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白荷婷(K·PALMERKAUP)女士的著作《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CREATINGTHEZHUANG:ETHNICPOLITICSINCHINA)。这是近些年来国外为数不多的壮族研究的重要专著之一,作者白荷婷曾来中国留学,并赴壮族地区考察。在这部220多页的著作中,她写道:在共产党之前,没有一个制度承认壮族是一个民族……党在中国西南部执政后,承认壮族是一个独特民族,并承认广西是中国五个自治省中的一个。这似乎是把南部分散的民族融入统一的中华民族体系中的最好办法,也许唯一的办法。党认为,给予壮族自治,既能使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忠诚,又能在统一的国家内帮助提高其政治、文化、经济地位。创造壮族是党中央及政府进行中华民族融合的权威政策的一种产物。”③白荷婷言下之意,是要说壮族原既无共同文化和历史来源,亦无彼此间的认同,壮族纯粹是共产党的创造。她的这种观点其实是西方族群认同理论中的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或工具论(INSTU MENTALIST)在壮族研究中的具体体现。长期以来,西方关于族群认同的认识一直存在两种理论流派,一为根基论(PRIMORDIALIST)(又译为原生论———笔者),一为情境论或工具论。前者认为,民族认同或民族性来自于具有共同世系或共同文化的根基性情感联系;后者认为,民族认同或民族性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中为了群体利益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以往学者们对民族认同的研究往往非此即彼地采用这两种理论。可是,这两种理论流派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完善。利奇(EDMUNDLEARCH)对缅甸高地克钦人的调查研究发现,拥有相似文化、相似起源、相似语言的人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个政治或经济实体,他们也未必认为自己是一个统一的群体,相反,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集结在一起的群体,未必享有共同的文化与语言。④这说明,稳定的族群边界是社会的或政治的边界,而文化边界则可能变化多端。这种族群社会的或者政治的边界具有对立于其他族群的结构功能。族群之间的差别主要是结构上的差别,而不是文化上的差别。⑤日常中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族群的“原生”特点已丧失殆尽但依然具有强烈的族群意识的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另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族群认同产生于传统和表达,它涉及神话、宗教、信仰、仪式、民间历史、民间文学和艺术,这些文化表达和族群认同的符号形式,为族群关系赋予了意义。尽管一个族群用不着非要拥有一系列文化特质才成其为族群,但族群认同本身就为族群提供了确定的文化特质。⑥因而,近来,一些学术权威如基斯(CHARLESF.KEYES)和本特莱(G.CARTERBENTLEY)等,认为只有在可行的原生认同与可见的工具利益汇合时,族群认同才会产生。⑦就壮族的认同而言,不可否认,如此众多的群体被识别为统一的壮族,如此众多的群体认同为壮族,具有利益和价值的考虑。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采取特殊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从民众的角度来说,这是争取民族区域自治权利,争取国家特殊政策,加快本民族发展,实现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共同繁荣的需要。可同时不能视而不见的是,壮族认同存在着历史和文化基础,即壮族族体内部尽管存在差异,但也有着共同的历史来源和相同的特征。尽管壮族各大姓对自己的来源有不同说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壮族是西瓯骆越的后裔,而壮族人将自己的远祖追溯为姆六甲和布洛陀。壮语南北两大方言共9种土语,北部方言各地之间语音对应比较单纯,可以互相通话,南部方言各地之间语音对应关系虽较复杂,互相通话亦无问题。虽然南北方言在语音、词汇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大体一致,据统计,南北词汇相同的要占65%以上。⑧尽管壮族的居住特点与我国众多民族的居住特点一样,是“大杂居、小聚居”,但他们聚居的区域连成一片。壮族共同居住的区域生态特征基本一致。相同的区域生态环境、一样的生产生存形式和共同的历史境遇孕育和造就了相似的文化特征。尽管壮族族体内各群体各具特色,但相互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家系相似性”(FAMILYRESEMBLANCE),即它们之间有大量共同的“区别性特征”。甲有一部分特征类似于乙,乙有一部分特征类似于丙,丙有一部分特征类似于丁等等这样一种“顶针续麻”式的连锁关系,使大同小异的各群体具有了借用和沟通的基础,也使他们因为同处一个连锁关系而被归入相似关系之中,⑨从而为他们之间的认同提供了前提条件。我国政府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对共同的历史来源和文化特征是高度重视的。如在确认广西平果县“陇人”、防城“偏人”、龙州金龙峒“傣人”及大新县第八区板价、板渌、念典三乡公民为壮族时,都对这些群体的历史来源、语言、风俗习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以之为依据。⑩在确认云南侬、沙、土人为壮族时,也将这几种人的历史、语言、生产、风俗习惯等与“僮人”进行了比较研究。尽管在50年代民族识别之前,壮族的族体认同,主要是各个支系或较小群体的认同,但支系或小群体间的认同也是存在的。广西壮族民间流传着一则壮丽的神话《祖宗神树》,说:布伯以后人口逐渐增多,拥挤在一块不容易谋生,大家就决定分散到各地去寻找出路。那时有三房长老出来商量,为避免分散之后,将来子孙互不认识,冲突起来,大家决定到山上去种三种树。头一个上山去种木棉。到三月木棉花开时,满树红花,远远看去像一丛丛火把。第二个种大榕树。大榕树根深叶茂,表示子孙繁荣昌盛。第三个种枫树。用枫叶来染糯米饭,叫做精乌饭。后来又加上黄色、红色、紫色、白色,成为五色饭,表示五谷丰收。今后,凡是走过有这三种树中任何一种树的村寨,就一定是自己兄弟的子孙。而云南壮族侬、瑞、傣三大支系,亦相传乃三个同胞兄弟安家立业后繁衍起来。自元代“撞人”作为族称出现。到明清时代,“壮”称范畴有了很大扩展,《明史·广西土司传》有云:“广西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以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衍,而田州、泗城之属,尤称强悍,种类滋繁,莫可枚举。”但“壮人”、“侬人”、“良人”、“土人”、“伶人”、“沙人”、“偏人”等族称依然并存。民国时期,“壮”的范畴继续扩大。1935年的《广西年鉴》第二回说:“本省民族有汉、僮、瑶、苗、侗、伶、倮倮诸族。汉族而外,以壮族最多,分布于左右两江流域,柳江、邕江、抚河一部分及西北、西南等县,其中大半已为汉人同化。”据1947年出版的《广西统计年报》,僮族有235447人,其中分布在柳城83071人,雒容26375人,宜山86684人,罗城8502人,三江5891人,灵川210人,龙胜16961人。僮族人口的增长和分布范围的扩大,除了正常的生育和迁徙之外,说明认同于“僮”的支系或小群体在增多。可是,按1948年出版的《广西年鉴》第三回记载,僮族有3494户,8427人,分布在义宁、龙胜、忻城、宜山、罗城、钟山等6县,壮族人口数锐减,分布范围大大缩小,反映了当时壮族认同的不清晰与不稳定。建国初期,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与实施,壮族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增强,广西自报壮族的人数增至几十万,1952年达到500～600万人。1953年6月30日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以自报为依据,全国僮族有6611455人,其中广西有6496885人,占广西总人口的33.21%。但1952年政府根据自报所公布的壮族民族名称中尚有僮族、侬族、沙族、偏族,表明尚有不少支系或小群体不认同于壮族。费孝通先生在1952年发表的《关于广西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中,描述了民族识别前广西壮族族体认同意识的情况:“广西有一种人自称为土人,或本地人,分布很广,除了东南角靠近广东的十多县外,没有一个县没有土人。从桂林到南宁的铁路以西,土人在乡村中占主要地位,百色专区境内,土人人口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广西全省说约有六百万土人,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他们说土话。土话是广西通行的语言之一,在西部是民间的主要语言。会说土话的并不只土人,许多被称为客人的外来汉人也学会了这种话。土话又称壮语,依语言学的分类,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但并不属于同一语族。壮语是黔台语族台语支中的一个分支。这是说壮语并不是汉语的一个方言,在文法结构及发音上都有相当重要的区别。说土话的土人中有部分承认是壮人,如桂北地区,特别是边地,如龙胜、三江一带和苗、瑶、侗杂居同被视为少数民族的地区。在土人占多数,社会地位较高,又有苗瑶等人杂居地区,土人不承认自己和苗、瑶同属少数民族,而认为是‘说壮语的汉人’。广西的土人用他们的土话自称‘布越伊’(PUYUEI)或‘布伊’(PU—YI)。‘布’在壮语中是‘人’的意思,布越伊即越伊人。他们又有若干支系……这些自称‘布越伊’的人虽则有一部分自称是汉人,但是和外面去的汉人是承认有区别的;外面去的汉人称作客人或客家。因之,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布越伊是一个民族集团,至于最好用什么名称,还是问题。因为他们所说的话,一般常称作壮话,所以我们在此姑称为壮族。”从费孝通的描述可以看到,部分壮族认同于“壮族”,部分壮族虽不认同于“壮族”,但也将自己与苗瑶区分开,甚至自称“说壮语的汉人”,承认和外面去的汉人有区别。说明壮族“民族”层面上的认同虽是局部的、薄弱的、朦胧的,但显然是存在的。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之前,壮族认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各支系之间存在共同的历史渊源和大同小异的文化特征,各支系或小群体之间存在借用和沟通的基础;之所以呈现局部性、薄弱性、朦胧性和不稳定性,是由于交通不便,环境闭塞,各个支系或小群体自给自足地生活在相对独立的小环境中,较少与别的支系或群体交流交往,也缺乏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也就是说,既无强化民族认同的条件,亦无强化民族认同的需要。更有甚者,由于旧中国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存在,一些壮族族群否认或隐藏壮族认同,而表现为浓厚的“汉人后裔”观念,其族谱往往将其祖先攀附为“韩信”等汉族著名历史人物。这不能说明他们缺乏认同的基础,只能说明壮族的民族认同与其他族群的认同一样具有场景性。三、壮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壮族的认同意识除了各自称群体的认同和在此之上的壮族族体认同外,尚有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此意识最明显地反映在其民间文学中。如壮族民间广泛流传的《布伯的故事》讲到伏依兄妹结婚生下一坨肉球后,便用刀剁碎,拿到野外去撒。其中一种说法与姓氏的起源联系起来:肉块贴到什么地方,那里就是什么姓,如贴在李树上,那村庄的人们就姓李;如贴在石头上便是姓石……另一种说法则与其他民族的起源联系起来:撒到平原的是汉族人,撒到丘陵地的是壮人,撒到山里的是瑶族、苗族,撒到森林、草地的便是其他西南少数民族。壮族的中华民族认同的另一个体现是其“讲壮话的汉人”的自我意识。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系统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时指出,在中华民族由“多元”到“一体”的过程中,华夏—汉族发挥了凝集的核心作用,因为:(一)几千年来,华夏—汉族的聚居地中原地区都是东亚大陆农耕经济的中心地带及手工业和贸易的核心地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都市,也随之成为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发展与传播的中心。汉族这种较高的文明在中国民族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了凝聚和稳定性的作用。(二)历史上中原地区不仅是东亚大陆的文化中心,也是政治活动中心。中原地区周边各族群不仅将中原文明作为仿效的典范,积极接受和学习中原汉文化,而且千方百计争取得到中央王朝的册封和爵禄,甚或“入主中原”,以确立其政治地位。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汉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三)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十分繁荣与发达,而周边各少数族群或从事草原畜牧业,或从事山区狩猎、采集和粗放农业,生产规模小,产品品种单一。因而与中原汉族的经济贸易是少数族群经济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汉族农业地区对周边地区少数族群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当一些少数族群接受了汉族农耕文化之后,这些族群的部分人口就逐渐被融入汉族。(四)汉族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中原地区是东亚大陆的人口中心。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许多汉人凭借其先进技艺和发达的商业网络,迁居少数族群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人口分布和经济交流网络,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它把中华民族各族群、各地区与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五)汉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汉文化体现在族群观和族群关系方面的核心思想是,以中原“文明社会”———以儒家伦理及其价值观、行为规范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为本,判断“天下”其他族群与中原“文明社会”的“文化距离”,然后以“仁政”和“感召”的方式“教化”之。汉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兼容并包”和“有教无类”,最终理想是实现“天下大同”。“文化”和“礼教”是可以学习的,“蛮夷”习得“礼教”可以转变为“诸夏”,中原汉人丧失“礼教”也可以变为“蛮夷”。因而,尽管中国历史上历经多次“改朝换代”,甚至一些少数族群“入主中原”,但中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从未真正受到危及。虽然这些非汉族建立的王朝或多或少会在中原文化上打上本族群的文化烙印,但实质上很快便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和推行者。推翻旧王朝而开国的新王朝,不管来自哪个族群,为了得到中原汉族人民的支持,都要拼命表示自己是继承了前朝的“法统”,是“奉天承运”来统治中国,全力保护和发展中原文化。这正是中原文明悠悠几千年延绵不断的原因所在。正因如此,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是简单地以同样强度平行地存在于各族群之间,而主要是体现在各少数族群对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以及对以中原为核心的这个“多元一体”的族群共同体的认同感。壮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正是在与华夏—汉族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其内涵和特征也是表现为对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和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壮族认同论@李富强$广西民族学院壮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生壮族虽然自称繁多,语言不同,文化多样,但具有统一的族体认同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其三个认同层次,即自称群体认同、壮族族体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并非相互对立与排斥,而是和谐共存,构成了壮族文化“和而不同”的格局。壮族;;多元;;认同①广西区语委研究室编:《壮语方言土语音系》,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②李富强等:《壮族体质人类学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③KATHERINEPALMERKAUP:2000,CREATINGTHEZHUANG:ETHNICPOLITICSINCHINA.LONDON:LYNNERIENNERPUBLISHER,INC.P171.
④EDMUNDLEARCH,POLITICALSYSTEMSOFHIGHLANDBURMA.LONDON:ATHLONEPRESS,1954.
⑤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⑥KEYES,C.ED.ETHNICADAPTATIONANDIDENTITY.INTRODUCTION,P.4.PHILADELPHIA:APUBLICATIONOFTHEINSTITUTEFORTHESTUDYOFHUMANISSUES.
⑦转引自斯蒂文·郝瑞(STEVANHARRELL)著,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⑧广西区语委研究室编:《壮语方言土语音系》,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⑨纳日碧力戈:《从中国民族识别看“家系类似性”的方法论意义》,载赵嘉文、马戎主编《民族发展与社会变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⑩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民族识别文件资料汇编(1951—2001)》,2001年6月。
欧阳若修等编著:《壮族文学史》(第一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5页。
云南民族学会壮学研究委员会编:《云南壮族》(画册),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范宏贵、唐兆民:《壮族族称的缘起和演变》,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
费孝通:《关于广西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新建设》1952年1月号。
《南丹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二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73—74页。
蓝鸿恩:《壮族神话简论》,《三月三》1983年创刊号。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