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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西亚沟通印度洋和大西洋,辖有土耳其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等,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商业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如今更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战略要地。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的唯一出口,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作为海湾地区石油输往世界各地的唯一海上通道,素有“石油海峡”和“世界油阀”之称。土耳其海峡则是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通道,被称为“天下咽喉”,同时也是亚欧分界线,连接东西方海上贸易,航运繁忙。
目前已有的关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与西亚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合作前景、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建立自贸区、直接投资和双边产能合作等五个方面。吴科思(2015)认为中国在与海湾国家已有合作历程的基础上,“一带一路”战略得到了海湾国家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将带动双方在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合作等领域的合作,中海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广阔前景。张静中和王文君(2016)利用动态GTAP模型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西亚自贸区的经济效益,认为西亚自贸区有利于增加中国和西亚各国的GDP和居民福利,但会恶化中国的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赵雅婧和王有鑫(2016)认为,中国与伊朗、沙特阿拉伯等西亚国家之间投资活跃,双边合作领域广泛,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基础建设等均为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魏敏(2016、2017)系统梳理了中国与西亚各国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并进行相关政策分析,得出了中国与西亚产能合作的关键在于增强双边互信、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增强双边贸易结构互补性的结论。陈沫(2017)认为,随着“一带一路”政策落实,中国与沙特在能源、产能合作及金融方面都存在合作机会,我国应及时调整政策以适应贸易发展需要。以上研究大都以西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政策分析和总体规划为主,忽略了国情差异。
西亚地区国别情况复杂,一些国家经济总量小,经济结构单一、地理位置封闭。还有一些国家长期遭受战乱之苦,经济基础被破坏殆尽,安全系数低,发展国际贸易的难度较大。上述问题在短期内较难以改善,研究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潜力目前看来意义不大。因此本文主要关注那些局势稳定、拥有良好外贸条件的国家,尤其是那些拥有出海口、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最终基于地理环境、自然禀赋以及与中国贸易的互补性等方面的考虑,选取了伊朗、土耳其、沙特、阿联酋、格鲁吉亚和塞浦路斯等6个在西亚各国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国家,对六国的具体情况及其与中国的贸易发展现状展开详述。
二、中国与西亚六国贸易发展现状
(一)西亚六国概况
沙特阿拉伯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波斯湾沿岸石油和天然气藏量极为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矿产资源大国。阿联酋北滨波斯湾,油气资源也非常丰富,同样以石油工业为国家经济命脉。伊朗南面濒临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均居世界前列,还拥有大量其他矿物资源,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储量都得天独厚。土耳其横跨欧亚两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实行欧洲模式,是北约的成员国,同时也是欧盟候选国,外交重心偏向西方,但地理位置决定其与东方国家的贸易联系更为紧密。土耳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是目前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塞浦路斯是位于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岛国,国家虽小但工业齐全,旅游、金融和造船业都颇具优势,属于发达国家。格鲁吉亚位于高加索地区的黑海沿岸,与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国接壤,水利资源丰富,是西亚地区少有的适合农业发展的国家,可耕地和森林占国土面积的85%,葡萄栽种和酿酒业发达,出口的葡萄酒和矿泉水全球闻名。此外,伊朗和土耳其是传统的西亚大国,在西亚国家中有强大影响力,而且国内局势较为稳定,经济发展前景较好;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阿盟占主导地位,是我国重要能源供应国;格鲁吉亚和塞浦路斯也都有独特的资源禀赋,与我国存在一定的贸易互补性。总体看来,这六个国家目前形势稳定,资源禀赋及贸易结构与我国互补,而且都拥有出海口,水路交通方便,是我国在西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天然贸易伙伴。
(二)中国与西亚贸易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向西亚出口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制造业原料和轻工业产品,其中机电产品出口额最大且增速最快。我国从西亚进口最多的是矿物燃料及其加工产品,占我国自西亚地区进口额的72%,沙特是我国自西亚地区进口矿物燃料的最大进口来源国。目前我国与西亚贸易主要通过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开展,其中进口以国有企业为主,出口以民营企业为主。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民营企业出口额占比不断增加,成为我国向西亚出口的主力;国有企业则凭借其对石油、矿物资源经营的垄断,继续保持从西亚进口的绝对优势,进口额占所有贸易主体的63.3%。
从图1显示,2001-2017年我国与西亚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基本维持增长态势。在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与六国的总贸易额曾短期下滑,但旋即在2009年恢复增长,并在其后以较快速度保持增长,总贸易额一度突破2000亿美元。2015年我国对西亚六国进出口额有所下降,2017年重新恢复上升趋势,其中进口额增加29.6%,出口额增加2.7%。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西亚六国与我国贸易范围日益拓展,贸易额逐年攀升。但是这种增长能否长期维持,或者说后续有多大的上升空间,则需要通过对贸易潜力做一定量研究来加以说明,下面本文将通过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此做出测算。
三、理论模型的设定与实证结果
(一)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西亚的贸易潜力进行分析,选取贸易国的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地理距离等受政策影响较小的因素作为主要变量。由于西亚地区政治环境复杂,政策变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贸易协定、基础设施、政府效率、贸易自由度等因素受政策和国际形势影响大、易急剧变化,本文将这些因素作为贸易非效率项,以估计贸易阻力。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见表1。
(二)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Frontier4.1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进行假设检验,然后利用通过检验的变量估计待估参数,确定模型的最终形式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1.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检验与估计
(1)模型的适用性检验与形式选择
进行最大似然分析之前,需要先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2)表明存在随时间变化的贸易非效率项,应当采用时变非效率模型。
(2)估计结果分析
在通过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检验后,继续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2001-2016年我国对西亚各国的出口进行估计。为了比较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表3分别列出了时不变模型和时变模型的回归结果。
由时变模型(TVD)的回归结果可知,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lnPGDPit和lnPGDPij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值,表明贸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好则贸易额越高。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系数高于西亚国家,说明本国经济发展对我国扩大出口促进作用更明显。我国人口变量POPit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我国人口增长反而不利于我国对西亚的出口,这可以认为是我国人口规模的增加刺激了国内需求,导致了本国对外出口能力的减弱,从而对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他国人口lnPOPjt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系数值远小于本国人口的系数绝对值,这可以解释为西亚国家商品生产供应不足,对产品的进口依赖度高,人口越多进口需求越大,但由于西亚人口基数较小,且消费习惯使其更倾向于其他国家的商品,因此对我国商品的需求增长不明显。距离变量lnDISij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值,表明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会造成地理的隔离,不利于中国对西亚出口。但是地理距离系数绝对值较小,这可能是因为西亚地区港口众多,随着经济发展和航运技术进步,地理距离的影响得以改善。γ值表示没有实现的贸易潜力有多少是由于贸易非效率引起的,非时变模型的γ值在10%的水平上都不显著,说明非时变模型很难解释未实现的贸易潜力是否由贸易非效率引致。而对于时变模型来说,γ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达到0.41,说明没有实现的贸易潜力有41%是由贸易非效率造成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贸易非效率。
2.非效率模型的假设检验
根据前文所述,我们将非效率项设置为:
uijt=α0+α1RTAjt+α2INFjt+α3GOVjt++α4TADjt+εijt (1)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变量RTAjt、INFjt和GOVjt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应该被包含在贸易非效率模型中,而TADjt未能通过检验,应予以剔除。
基于上述检验,本文最终将包含贸易非效率项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设定为:
lnEXPijt=β0+β1lnPGDPit+β2lnPGDPjt+β3lnPOPit+β4lnPOPjt+β5lnDISij+vijt-
(α0+α1RTAjt+α2INFjt+α3GOVjt+εijt) (2)
3.模型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非效率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本部分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对包含不同变量个数的模型进行估计,其中模型1包含(2)式中的所有解释变量,其余四个模型则依次剔除了变量RTAjt、INFjt、GOVjt、TADjt。表5为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剔除了TADjt变量后,非效率项的设定是合理的,应该选择模型5。
从非效率模型分析看,有效的变量区域贸易协定RTAjt、基础设施水平INFjt和政府效率GOVjt与贸易非效率项均为负相关,说明这些因素是减少贸易阻力、提高贸易效率的关键;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减少贸易摩擦,促进贸易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贸易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助于贸易额的提高;政府效率与各国局势息息相关,政治动乱常成为限制西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源,而动乱与否则与政府当局的控制力和效率有关,实证结果说明西亚国家的政府效率越高,该国贸易效率也就越高。
四、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测算
贸易效率即贸易潜力的实现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3)
为了使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本文将我国对西亚六国的贸易效率与英国进行对比。英国四面环海,与本文选取的西亚六国地理环境非常相似,都很适合发展水路贸易。历史上西亚六国又多为英国的殖民地或被保护国,受英国影响,消费偏好与英国多有相似。因此本文将英国作为参照系,衡量我国与西亚六国的贸易效率。表6给出2016年我国对西亚六国和英国出口潜力和可拓展的贸易量,以及2001-2016年我国对西亚六国的贸易效率均值。
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对西亚各国的出口效率水平差异较大,阿联酋和格鲁吉亚的贸易效率较高,而伊朗的贸易效率较低。总体而言,我国对西亚各国的平均贸易效率为63%,远低于中国对英国的贸易效率94%,可提升空间较大。从贸易额来说,西亚六国的贸易总额为830.25亿美元,贸易潜力为1297.27亿美元,可以拓展的贸易潜力有467.02亿美元,其中伊朗、土耳其和沙特可扩展的贸易潜力较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西亚是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区域,前文所述六国是我国在西亚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贸易伙伴,但目前我国与这一地区的贸易效率不高,有近四成的贸易潜力尚未实现。针对这一情况,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尚需深入发掘与西亚各国经贸往来的有利因素,规避风险及不利因素,拓展与西亚国家的贸易。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结合西亚不同国家的市场需求和我国产品竞争优势,进行有针对性的出口。例如:阿联酋人均收入水平高,但生产能力落后,我国可以向其出口附加值比较高的加工制成品和茶叶等消费品;土耳其工业基础较好,又是欧亚物流运输枢纽,我国可以向其重点出口机械、化学制品、半成品和运输设备;格鲁吉亚发电量不足,我国可以向其出口电机、电气设备、采矿设备及零件;塞浦路斯税负低,投资环境优越,我国企业可以直接在当地投资或设立贸易公司,直接出口原材料生产轻工产品,并以此为跳板进军欧洲和非洲市场。
2.重视对西亚沿线港口的利用,提高运输能力,节约贸易成本。西亚拥有阿巴斯港、达曼港、吉达港等重要港口,水路运输是西亚对外贸易的重要运输方式。我国虽然距西亚较远,但西亚的水路交通非常方便,航道发达。海运具有运输费用低、运量大等优势,可以做为我国与西亚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我国应重视对西亚沿线港口的利用,与西亚各国一起加强港口建设,提高港口的转运能力,降低运输成本,提升贸易商品的种类和数量。
3.建立高层互访机制,加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或合作备忘录,推动与西亚地区合作平台的建设。目前中国在西亚地区仅与格鲁吉亚签订了自贸协定。贸易合作平台的建立有利于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便利化。我国可以与西亚建立高层互访机制,通过促进政治互通来助推战略合作,如果短期内难以签订自贸协定,可以先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谈判,签署合作备忘录,以西亚目前急需的产业为突破口先行开展合作,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为我国外贸出口打开市场。
4.提供技术和融资支援,协助西亚各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上述六国虽然相对西亚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但大多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对技术和人员的需求很大。我国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经验丰富,还拥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水平,未来我国可以发挥基建优势,协助西亚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拓展我国与西亚的贸易空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5.开展多边合作机制框架下的执法合作,帮助贸易对象国提高政府效率。较高的政府效率依赖于合理有效的制度构建和制度的有序运行。我国政府部门经过多年探索,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可以为西亚国家提供政府人员培训,尤其在警务和海关监管等方面可以提供系列培训,帮助西亚国家维护安全形势,简化海关手续。这样既可以保障我国在西亚企业员工的安全和权益,也有利于改善当地营商环境,为我国与西亚地区贸易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6.密切关注西亚局势,警惕贸易风险。由于历史、宗教、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西亚地区长期动荡,政治局势和安全形势都具有极大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对伊朗重启制裁,必将对伊朗外贸造成巨大冲击。我国企业对伊朗出口也将面临巨大风险,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我国出口企业一定要密切关注相关区域局势发展,警惕贸易风险。“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西亚贸易潜力研究@刁莉$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邓春慧$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利宇$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奥林商学院基于地理环境、自然禀赋以及与中国贸易的互补性等因素,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了2001-2016年我国对西亚六国的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研究显示:进出口国的人均GDP和进口国的人口规模可以促进我国对西亚六国的出口贸易;区域贸易协定、基础设施水平和政府效率等因素对贸易非效率有重要影响。由此建议我国对西亚国家贸易中,应有针对性地出口,进一步推进地区合作平台建设、重视港口利用、开展执法合作,并警惕贸易风险。"一带一路";;西亚;;贸易潜力;;随机前沿引力模型[1] 吴科思.“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合作[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2):4-13.
[2]周国建.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和中东的经贸合作机遇[J].世界经济研究,2010(11) :81-86.
[3] 张静中,王文君.“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西亚自贸区经济效应前瞻性研究——基于动态 GTAP 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6(8):70-78.
[4] 赵雅婧,王有鑫.“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与中东的经济合作[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2):31-43.
[5] 魏敏.中国与中东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与政策分析[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a(6) :3-20.
[6] 魏敏.“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土耳其国际产能合作的风险及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17b(5) :14-19.
[7] 陈沫.“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中国与沙特经济合作的契机[J].宁夏社会科学,2017 (5):97-104.
[8]何玉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化经贸合作现状及其对策[J].宁夏社会科学,2011 (1):118-120.
[9]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R].2018:48-51.
[10]贺书锋,平瑛,张伟华.北极航道对中国贸易潜力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3(8) :3-12.
[11]谭秀杰,周茂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5(2) :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