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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令第一、第四集团军北上抗日。6月2日,西南执行部又以“冬”电致南京中央政府,请准予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和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同时,第一、第四集团军分途向湖南出兵。7月15日,西南政务委员会任命陈济棠、李宗仁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一、第四集团军联军总、副司令。这就是两广事变,亦称六一事变。由于广东内部分化,陈济棠于7月18日通电宣布下野,离粤赴港。经过谈判,李宗仁、白崇禧也于9月14日发表和平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至此,一场延续三个多月的两广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两广事变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为反蒋而打着抗日旗号发动的一次事变。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其和平解决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一、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两广人民避免了一场兵燹灾难,保存了两广的经济实力,为两广后来的抗战提供了物质支持自辛亥革命之后,广东人民便饱受战乱之苦和军阀的残酷统治。龙济光的黑暗统治使广东民不聊生;继而是广东统一战争,使老百姓饱受战争之苦。直到陈济棠统治时期,出于维持其“南天王”地位的考虑,他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广东“全省地方治安较好,更值风调雨顺,物产丰收,物价稳定,人民曾一度得有喘息的机会。因此,被誉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中广东的‘黄金时代’”[1]。“据当时一般人民反映,谓在陈济棠时期,地方宁靖,得以安居乐业,生产增加,市场兴旺。尤其是金融安定,物价平稳。”[2]据统计,在陈济棠统治广东的近八年时间里,广州市的零售物价指数以1926年为100%,则1929年为103·4%;1930年为98·6%;1931年为88·8%;1932年为88·5%;1933年为97·7%;1934年为106·1%;1935年为99·2%;1936年为110·5%[3]。八年间,市场物价指数没有发生较大波动,其中,1930年、1931年、1932年、1933年、1935年的物价指数比1926年还要低,这说明人民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由此可见,经过陈济棠的苦心经营,广东当时已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情况在当时全国各省中是少见的。广西地处我国边陲,交通闭塞。至清末民初,社会经济仍然十分落后。在陆荣廷统治时期,由于政治腐败,战事不断,社会动荡不堪,已设立的工厂纷纷倒闭,保存下来的仅有桂林的广西官书局[4]。李宗仁统一广西后,结束了广西的混乱局面,广西出现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为了巩固广西,聚集力量,与蒋介石抗衡,于1931年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着手整顿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1934年初,由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主持制定了《广西建设纲领》(草案),开始全面建设新广西。经过几年的努力,广西的农业、工矿业、交通、对外贸易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广西创办了农事试验场、六所区农场、鱼类养殖场、广西农村建设试办区、六万垦殖区。在工矿业方面,广西开办了两广硫酸厂、广西酒精厂、化学试验所、南宁染织厂、广西糖厂、广西制革厂、梧州火柴厂、广西机械厂、广西印刷厂、广西自来水厂等公营、民营工厂。据1935年统计,广西“共有公营工厂11家,民营工厂54家”[5]。在交通和对外贸易方面,广西也有较大发展。据《桂政纪实·经》记载,截至1937年,广西共筑成县道7300余公里,乡村道15000余公里。在1931年以前,广西的对外贸易入超数额常在1000万元左右[6]。经过新桂系的努力,广西的对外贸易总额与年俱增,入超数额不断减少。据王逊志《广西对外贸易概况》记载,1935年进口额为54209529元,出口额为36639420元,入超达17570109元;1936年进口额为57246877元,出口额为51060385元,入超减少到5186492元;到1937年,进口额为71324312元,出口额增至69776095元,入超仅为1547755元。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从各地抽调十几万军队对两广形成包围之势,两广军队也在作迎战的准备。一旦内战爆发,遭受战祸之苦的首先是两广人民,而两广经过多年发展起来的经济基础也会因为战争而陷于瘫痪。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两广人民避免了一场兵燹灾难,保存了两广尤其是广东原已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二、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保存了我国的国防力量,对后来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积极作用为了维持各自半独立割据局面的长期存在,在两广事变爆发时,两广已拥有一支实力较强的军事力量。陈济棠在统治广东时期,为了充实部队的战斗力量,曾不断从捷克、德国购入不少轻机关枪和新式步枪与弹药,当时第一集团军的步兵团装备和火力都大大超过蒋系和其他部队[7]。陈济棠的军队还拥有各类飞机一百三十多架,并成立了一个高射炮队,一个战车队,一个新式迫击炮队,集中在燕塘军校训练[8]。可见,经过长期苦心经营,在两广事变爆发时,陈济棠已经建立起一支可与蒋介石抗衡的军事力量。蒋介石对于广西当时的军事力量也不敢轻视。当时,广西约有十多万可以作战的兵力,且李宗仁、白崇禧为了增强反蒋力量,还积极邀请各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人士等到南宁,共同反蒋,并进一步动员抗日舆论,作好军事准备。此外,广西的民团也是蒋介石不可忽视的一支对抗力量。事实上,两广事变爆发后,“李、白、黄一下子动员几十万民团,参加省防军,屯兵于湘桂边境”[9],对蒋介石进攻广西构成了严重威胁。反观蒋介石方面,则兵力比较分散。随着红军向西北长征,蒋介石乘机在黔、川、康各省红军走过的地方,实行军、民、财政的统一,并分别派兵驻防;在北方以一部分兵力进入山西,在潼关、洛阳一带驻重兵,促张、杨继续“剿共”;在闽、浙、苏、豫、陇海线各地也分别驻一部分部队。据估计,这时蒋介石能用于对付两广的兵力,不过十余万至二十万人左右[10]。可见,以两广的军事实力,即使陈济棠的部分将领投蒋反陈,蒋介石欲以武力尽快解决两广问题也是非常困难的。且广西还可以其地险多山等有利地形与蒋介石作旷日持久的战争。如果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坚持与蒋介石武力抵抗到底,就势必会造成两广军队和蒋介石军队的严重消耗,这对蒋介石巩固其统治和后来的抗战都是相当不利的。曾经参与解决两广事变的刘斐在事变和平解决之前曾对这种情形作过判断,认为“蒋对广西问题有和的可能,因为他的大部兵力如果被广西拖住了,旷日持久不决,其他问题就会更多。即使他解决了广西问题,将来西北问题就会更难解决,甚至还有许多类似广西的问题出来,这些都不是蒋不知道的”[11]。蒋介石当时急于解决的不仅仅是两广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西北和华北问题。在西北,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后,雄踞西北,力量日益壮大,严重威胁到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被派往西北“剿共”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剿共”连遭失败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对抗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如果这种情势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张学良、杨虎城就有可能联合共产党共同对付蒋介石,以迫使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比两广问题更为严重。在华北,日寇侵华步伐日紧,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蒋介石的内战和妥协投降政策受到了猛烈抨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更不敢轻易对两广用兵。因此,对蒋介石来说,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对两广的用兵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避免了一场残酷的厮杀,保存了我国的国防力量,对后来的全面抗战起到积极作用。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广东的军队被“整编为十个师一个教导旅,保留了所有特种部队,将燕塘军校、石井兵器制造厂、琶江制炮厂等交由蒋的军事委员会接办。这些部队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在各个战场上都起一定的作用”[12]。七七事变后,李宗仁、白崇禧立即在广西实施军事总动员,征集新兵扩编桂军。这些军队后来转战沪、苏、浙、皖、鄂、豫、湘、桂等省、市的抗日战场,参加了闻名中外的淞沪、台儿庄、徐州等会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三、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仅三个月的时间,在西北便发生了东北军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的杨虎城联合扣押蒋介石、逼蒋联共抗日的西安事变。综合考察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关系,不难看出,两次事变是互为联系的。即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而两广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两广事变发生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都有密电致张学良、杨虎城,请求西安方面出兵援助。张学良、杨虎城商定:“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13]。1936年6月中旬,蒋介石召开了应对两广事变的紧急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张学良并不赞成对两广用兵,并要蒋介石同意西南通电的主张。在张学良、杨虎城已与中共签订停战协议的背景下,为了防止他们起兵支援两广,蒋介石不得不重视他们提出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的主张。从这一角度上说,张学良、杨虎城在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中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陕甘红军中连遭惨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都深感与红军作战没有前途,其要求抗日的情绪日渐高涨。中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及时开展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1936年4月,经过会谈,中共与张学良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互派常驻代表,互相通商等协议[14]。1936年春,中共与杨虎城双方商定: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进行准备工作[15]。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团结合作,标志着西北地区三支主要抗日力量的联合。1936年5月,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的联系,东北军内宣传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的进步刊物《活路》的底稿被蒋系特务发现。蒋介石闻知怒不可遏地惊呼:“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必演成叛乱。”[16]而就在蒋介石准备前往西北处理之际,两广事变的发生改变了他的日程表。为解决两广事变,蒋介石不得不把津浦、平汉、陇海线上的嫡系部队全部调往福建和湖南,连在西北“剿共”的胡宗南部队也被调到安徽。这样,在长江以北,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就所剩无几。蒋介石统治体系出现的薄弱空当,不仅给处于酝酿中的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以形成和巩固之机,而且也给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提供了更为充裕的准备时间。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保存了李宗仁、白崇禧的军事实力,也给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以很大的鼓励。两广事变期间,解如川(解方)受张学良的委托第二次去广西,李宗仁表示:“希望张先生能够在西北有所作为”。接着,李宗仁、白崇禧派刘仲容、李宝链为代表会见张学良,双方商定要继续保持联系,寄合作希望于以后。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几天,李宗仁、白崇禧又应张学良之邀派刘仲容第三次带密信与随时和桂联系的密电本赴西安,进一步重申了联合逼蒋抗日的态度。这些无形中给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以极大的鼓励,也使他们在酝酿发动西安事变时考虑了桂系支持的因素。事实上,在西安事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即密电复孔祥熙云:“汉卿痛心乡邦,激于义愤,发为行动,情有可原,盼审时度势,遵循政治途径解决,并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17]可见,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及李宗仁、白崇禧军事给张学良、杨虎城的支持与鼓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也使蒋介石能从容地到西北部署“剿共”和处理张学良、杨虎城不稳的问题。两广事变爆发后,两广军队即分途向湖南出兵。1936年6月6日,广西部队到达永州,同时,“白崇禧派李品仙偕何健的女婿李觉飞抵长沙,打算游说何响应两广抗日。但何表示,只有桂军到达长沙时,他才能有所行动”[18]。如果两广联湘成功,直赴武汉,成立临时政府,那么整个国家就会遭到一次大分裂,蒋介石对两广的用兵就不可能短时间内得以解决。正如黄绍对程潜所说:“讨桂军队,三月未必竣事,而夜长梦多,大局前途难测。”[19]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才得以趁其余威,于1936年11月把他的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以达到一举消灭红军和从容地解决张学良、杨虎城问题的目的。因此可以说,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两广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陈瑜$湛江师范学院商学院!广东湛江524048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以下积极的历史作用:它使两广人民避免了一场兵燹灾难,保存了两广的经济实力,为两广后来的抗战提供了物质支持;保存了我国的国防力量,对后来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历史作用[1][2][3]秦庆钧.广东省的财政情况[A].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C].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276;286;286-287.
[4][5][9]钟文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83;284;556.
[6]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Z].商务印书馆,1936:226.
[7][8]李洁之,江荦.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纪事本末[A].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C].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149;153.
[10][11]刘斐.两广“六.一”事变[A].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C].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465;474.
[12]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A].广东省档案馆.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C].广东省档案馆,1985:420.
[13]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A].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C].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135-136.
[14]戴镜元.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A].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C].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52.
[15]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M].人民出版社,1978:19.
[16]蒋介石.苏俄在中国[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74.
[17]程思远.李、白主张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A].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C].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321.
[18][19]程思远.两广事变[A].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C].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448;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