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
[1]王春云.玉石的含义、命名与分类研究[J].珠宝科技,1992,4(2):15—18.
[2]崔文元,王时麒,杨富绪,等.缅甸翡翠(辉石玉)的矿物学及其分类的研究[J].云南地质,1998,17(3/4):356—380.
[3]英汉地质词典编写组.英汉地质词典[M].北京:地质出版社,1983.527.
[4]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9—60.
[5]文松.近代中国海关雇用洋员的历史原因探析[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2):41—46.
[6]丁进军,王澈.海关洋员名录(三)[J].历史档案,1994,(2):52.
[7]王春云.有关翡翠输入中国传说的考证与科学性分析[J].珠宝科技,2003,15(2):45—49.
[8]杨伯达.勐拱翡翠流传沿革考[J].中国历史文物,2005,(3):4—17.
[9]杨伯达.从文献记载考翡翠在中国的流传[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2):12—24.
[10]袁心强.翡翠宝石学[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4.5.
[11]覃波.广州十三行与清宫生活[J].紫禁城,2004,(3):65—69.
[12]汤耀翔.珠宝玉器大观[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71.
[13]林锡星.广东在中缅经贸关系中的作用[J].东南亚研究,2000,(5/6):50—58.
[14]UNyan Thin.Myanma Jade[M].Mandalay:Mandalay GemAs-sociation,2002.102.
[15]丘志力,吴沫,孟增璐,等.清代翡翠玉文化形成探释[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7(1):46—50.
[16]林锡星.缅甸华侨早期经营的主要行业[J].八桂侨刊,1995,(4):36—40.
[17]白桦.漫话翡翠[J].大自然,1986,(4):53—54.
[18]罗益清.缅甸翡翠矿床地质[J].中国地质,1992,(4):30—31.
[19]姚锁柱,钱天宏.缅甸翡翠矿产简介[J].珠宝科技,1998,(2):12—15.
[20]袁心强.翡翠宝石学[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4.18.
[21]牛秉钺.翡翠史话[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12.
[22]姚锁柱,钱天宏.缅甸翡翠矿床地质简介[J].云南地质,1998,(3/4):392—399.
[23]包德清.盘点2005年中国翡翠市场[J].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06,8(1):44—46.
[24]毛麒瑞.“翡翠城”史话[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1996,(4):32—33.
[25]刘昌辉,刘跃.朝觐翡翠圣地帕敢[J].珠宝科技,2002,14(2):9—13.
[26]邹怀强.历史上腾冲与缅甸的翡翠开发和贸易关系[J].学术探索,2005,(6):131—133.
[27]张竹邦.翡翠探秘——在云南腾冲[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3.14.
[28]李根源,刘楚湘.民国腾冲县志稿·商务[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388.
[29]李国荣,林伟森.清代广州十三行记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73.
全文：
1新发现的粤海关玉石进口记录一直以来,为了了解清代广州翡翠产业的发展及其对翡翠使用的影响等,笔者先后通过中山大学图书馆、广州图书馆、广州市荔湾区档案馆、广州南方玉雕厂等多种调查渠道,试图寻找有关该时期广州翡翠加工、产业发展和进出口的历史记录,但收获甚微。最近,从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的微缩胶片《粤海关志》中发现了1877-1896年间广州海关贸易季报的原始资料,该资料对1877年和1878年每季度的进出口贸易情况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与过去4a的进出口量分篇章进行了比较。这些记录中包括玉石原料的贸易情况。每份季报的大致内容包括:(1)报告开头说明;(2)靠岸船只、货物及外来人员数量说明;(3)进口贸易记录(包括从国内其它港口和国外进口两部分);(4)出口贸易记录;(5)再出口情况;(6)本季度主要进出口货物(如茶、丝绸、糖等)的贸易情况总结;(7)本季度的天气情况;(8)本季度需要完成的进出口额。其中,对玉石原料的记录共有3种写法:jade-stone,jade stone和jade stones,但同一年份、同等数量的玉石原料进口记录在不同的篇章中写法不同,因此,这3种不同的写法无指代区别(以下皆以jadestone论)。该记录中,玉石的计量单位为pecul,是13世纪开始使用的质量单位,又可记作picul,pikol或pikul,主要用于丝绸贸易。值得一提的是,该玉石的贸易情况只发现于进口记录中,说明这段时间我国还无玉石出口(表1)。经过多次确认和查核,笔者摘录了1877年和1878年玉石的贸易情况,并根据记录与其前4a进行对比,经整理得到1873—1878年(清代末期同治—光绪年间)按季度分类的重要而确切的从国外进口中国广州海关的玉石原料记录(部分原始记录见图1,整理后的数据见表1)。图1进口记录的开头说明和包含jadestone的部分记录Fig.1Introduction of import records and“jadestone”part表11873—1878年经广州口岸进口jadestone的记录Table1Records of jadestone imported via Guangzhou Port from1873to1878Description of goods187318741875187618771878jadestone(pecul)第一季度—4141181416820685第二季度—12631019934699642第三季度—438585895772261第四季度25061343551893850总数/pecul25027283220276332291638约合kg数1500016504419320016578019374098280约合t数15165193166194981.表中的“-”表示数据未知;2.1pecul=60.5kg[据websters revised unabridged dictionary(1913);王春云,私人通讯,2007;http://www.sizes.com/units/picul.htm];3.数据来源:《粤海关志》,全宗号:94;轴号:96;目2jadestone指代什么?英文与中文中翡翠和玉的翻译及其对应的问题一直是我国学术界争议的问题之一。对jadeite是否就指翡翠,玉是否包括翡翠,玉翻译为软玉和硬玉是否恰当等均没有统一的认识[1,2];现代西方学术界认为:jade通常可包括软玉和硬玉[1],但此处的jadestone指代什么并不确定。在《简明英汉字典》和《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中,将jadestone翻译为翡翠。《英汉地质词典》中也将jadestone明确地译为“硬玉或翡翠”[3]。当时的jadestone真就只指翡翠吗?如果直接从字面“望文生义”,jadestone也可译为“玉石”,中国人喜欢通俗地把具有玉质感的各种矿物集合体统称为玉石。那么除了翡翠之外,jade-stone是否还可能包括其它的玉石品种特别是中国人最关注的软玉呢?从图1中可以看到,《粤海关志》是全英文书写,笔迹连贯而熟练。在每篇记录的“报告开头说明”中落款也是英文名。因此,可以确认《粤海关志》是由外国人书写完成,这可从《中国近代海关史》的记录中得到佐证[4~6]。早在1846年,法国矿物学家Damour就确定了中国软玉的矿物组成,并以nephrite命名,1863年又将其与翡翠区分开[1,7]。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外国人不可能在软玉明确为nephrite近30a后还将其写成jade-stone,而不用jade或nephrite;外国人在《粤海关志》中的jadestone不应该包括软玉。我国历来非常重视和田玉(软玉),称之为玉(jade),对翡翠的理解比较暧昧。现有的研究显示,我国真正的翡翠玉器是在明代以后才有实物[8]。明代《徐霞客游记》中记载,云南人称翡翠为“翠生石”,反映了当时并未将翡翠纳入玉的范畴,仍作为一种“石”(stone)。到了晚清时期,尽管翡翠已进入中国宫廷且身价不菲,并逐渐被社会各阶层的人士追求,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文人收藏家重和田玉而轻翡翠,其中咸丰初年的陈性在《玉纪》(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论玉之“出产”时还认为:“翡翠石亦出西南陬,形虽似玉实非真玉也。”他的文字可以代表晚清嘉道年间文人收藏家对翡翠的普通看法。在1940年出版的《古玉辨》中,刘大同仍称“翡翠出缅、滇,其形似玉,实非玉也”。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历史文化底蕴浅薄的翡翠并不被长期受到传统和田玉文化影响的中国人认可[9]。甚至到现在,我国文博界仍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的“玉”主要指nephrite,而不包括jadeite。因此,当时记录翡翠不能简单地用jade表示。19世纪下半叶,翡翠排挤了和田玉,改变了原有的市场份额比例,其所占份额越来越大[8~10]。翡翠市场份额的增大必然要求大量的原料供应。当时广州并不是中国最主要的和田玉(软玉)加工地,也不是最重要的运输港口[11],当时我国使用国外的一般“玉石”(指除nephrite和jadeite以外的玉石)来加工工艺品的需求并不强烈。结合其它资料提到的广东在清末是重要的翡翠进口岸的记载[12,13],特别是缅甸学者U NyanThin所说“1831-1940年缅甸大部分经验丰富的中国翡翠商人都来自广东,大部分的翡翠原料也出口至广东”[14],故认为,当时粤海关如此大量的玉石进口非翡翠莫属。综合以上讨论,笔者认为,将《粤海关志》玉石进口记录中的jadestone指代为当时从国外进口、尚有疑义的玉石———翡翠———是可信和合理的。3进口记录新发现的意义一直以来,中国人对缅甸翡翠的开采和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清代,缅甸开采的翡翠主要进入中国大陆,但清代或清中晚期进入中国市场的翡翠数量到底有多少以及翡翠主要是从海路还是从陆路进入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肯定的答案。新发现的进口记录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清代中晚期进入中国市场的翡翠原料数量巨大研究显示,直到清代中晚期翡翠文化才真正大行其道[9,15]。根据UNyan Thin的资料,翡翠在缅甸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是在Konbaung时期(1782-1819年),其时翡翠由华人垄断开采[14],但关于该时期开采及贸易的数据目前尚未见任何记录。1861年,第一个广东籍人由海路乘帆船采购玉石运回广州,其后翡翠开始大量进入广东、北京、上海等地[12,16]。如果上述记载准确,就可以估计1861-1911年间进入中国市场的翡翠数量。缅甸的翡翠原生矿发现于1871年(有1871,1872,1875和1877年多种说法,在此暂采用1871年)[17~20],这使得其原料被大量开采。新发现的广州海关玉石进口记录(1873-1878年)是在缅甸翡翠原生矿发现之后。因此,该记录中1874-1878年(1873年数据不完整)的玉石进口数据应该是当时最大的。牛秉钺[21]报道了1914,1921,1922年缅甸产翡翠的情况:1914年为9255英担,约472t(按1英担≈51kg换算);1921年产出3815英担,约195t;1922年产出7428英担,约378t。中国一直是缅甸翡翠最主要的消费国,可以认为,从1878-1911年,除个别年份外,缅甸生产的或缅甸销往中国的翡翠应该不断增长。将1861-1871年每年进入中国市场的翡翠原料的数量按1874-1878年5a平均值的1/10进行粗略估算;根据广州海关的玉石原料进口记录,这5a间广州海关共进口玉石原料816t,年平均进口玉石原料约163t。估算1861-1871年间翡翠原料的进口量为180t,1872-1911年间共进口翡翠原料6528t(表2)。表21861—1911年从广州海关进口的翡翠数量Table2Amount of jadeite jade imported viaGuangzhou Customs from1861to1911年份年数/a总进口量/t年平均进口量/t1861-1911年516708132上述结果表明,1861-1911年中国通过海路由广州海关进口的翡翠共约6708t。由于没有考虑其它口岸及翡翠重要陆路云南口岸的数据,因此可以认为,根据广州海关进口翡翠数量估计晚清51a年间进入中国市场的翡翠总量是当时翡翠原料进口总量的最小值。将这组数据与现代缅甸翡翠年产300~500t[22](其中绝大部分进入我国加工贸易)的情况对比[23],可以认为,在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晚清51a间进口缅甸翡翠原料6708t的结果是保守的估计。如果再考虑1873年以前200多年的进口量,可以认为,清代270多年间进入中国市场的翡翠应该超过10000t,这从地理条件上看,清朝乾隆年间翡翠原石交易最重要的市场八莫兼有陆路与水路之便。从八莫溯江而上可直抵场区,顺江而下可达曼德勒。历史上,缅甸翡翠交易的另一个重要中心曼德勒也是陆路与水路通达缅甸全境[26]。在1861年,广东籍人从海路到缅甸运翡翠便是经过勐拱下游的伊洛瓦底江直达翡翠产区。显然,在相对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下,清代的翡翠玉石大量地由海路运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英国人市赛尔在所著《东南亚的中国》中提道“有船自勐拱运走大批玉石,石块大到三人才能举起”[27]就佐证了这种可能性。比较《民国腾冲县志稿》[28]中云南海关的玉石进口数据与《粤海关志》中的玉石进口记录均可证明海路运输方式的存在。从《粤海关志》中的数据可以知道,时间越晚,进入中国的翡翠数量应该越大。清末后期云南的进口数据低于清末早期广州进口数据的事实至少说明,在清代末期同治-光绪年间,从海路进口翡翠原料可能是当时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如果考虑到由广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一直非常活跃的史实[13,29],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极有可能还不仅仅限于同治—光绪时期。参考文献:粤海关“Jadestone进口记录”的发现及其意义@谷娴子$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宝玉石研究鉴定(评估)中心!广东广州510275
@杨萍$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宝玉石研究鉴定(评估)中心!广东广州510275
@丘志力$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宝玉石研究鉴定(评估)中心!广东广州510275首次发现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的微缩胶片《粤海关志》按季度分类记载了晚清同治-光绪年间(1873—1878年)由中国广州海关进口jadestone的贸易数据。论证了进口记录中的jadestone主要指当时尚有疑义的玉石——翡翠,并根据该记录估算出清末51a间进口中国的翡翠玉料的数量达到6708t。该记录同时给出了海路可能是当时翡翠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通道的证据,说明广州可能是清代最重要的翡翠进关贸易口岸。粤海关志;;清代;;翡翠;;进口;;贸易;;广州[1]王春云.玉石的含义、命名与分类研究[J].珠宝科技,1992,4(2):15—18.
[2]崔文元,王时麒,杨富绪,等.缅甸翡翠(辉石玉)的矿物学及其分类的研究[J].云南地质,1998,17(3/4):356—380.
[3]英汉地质词典编写组.英汉地质词典[M].北京:地质出版社,1983.527.
[4]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9—60.
[5]文松.近代中国海关雇用洋员的历史原因探析[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2):41—46.
[6]丁进军,王澈.海关洋员名录(三)[J].历史档案,1994,(2):52.
[7]王春云.有关翡翠输入中国传说的考证与科学性分析[J].珠宝科技,2003,15(2):45—49.
[8]杨伯达.勐拱翡翠流传沿革考[J].中国历史文物,2005,(3):4—17.
[9]杨伯达.从文献记载考翡翠在中国的流传[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2):12—24.
[10]袁心强.翡翠宝石学[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4.5.
[11]覃波.广州十三行与清宫生活[J].紫禁城,2004,(3):65—69.
[12]汤耀翔.珠宝玉器大观[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71.
[13]林锡星.广东在中缅经贸关系中的作用[J].东南亚研究,2000,(5/6):50—58.
[14]UNyan Thin.Myanma Jade[M].Mandalay:Mandalay GemAs-sociation,2002.102.
[15]丘志力,吴沫,孟增璐,等.清代翡翠玉文化形成探释[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7(1):46—50.
[16]林锡星.缅甸华侨早期经营的主要行业[J].八桂侨刊,1995,(4):36—40.
[17]白桦.漫话翡翠[J].大自然,1986,(4):53—54.
[18]罗益清.缅甸翡翠矿床地质[J].中国地质,1992,(4):30—31.
[19]姚锁柱,钱天宏.缅甸翡翠矿产简介[J].珠宝科技,1998,(2):12—15.
[20]袁心强.翡翠宝石学[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4.18.
[21]牛秉钺.翡翠史话[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12.
[22]姚锁柱,钱天宏.缅甸翡翠矿床地质简介[J].云南地质,1998,(3/4):392—399.
[23]包德清.盘点2005年中国翡翠市场[J].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06,8(1):44—46.
[24]毛麒瑞.“翡翠城”史话[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1996,(4):32—33.
[25]刘昌辉,刘跃.朝觐翡翠圣地帕敢[J].珠宝科技,2002,14(2):9—13.
[26]邹怀强.历史上腾冲与缅甸的翡翠开发和贸易关系[J].学术探索,2005,(6):131—133.
[27]张竹邦.翡翠探秘——在云南腾冲[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3.14.
[28]李根源,刘楚湘.民国腾冲县志稿·商务[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388.
[29]李国荣,林伟森.清代广州十三行记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