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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下西洋中与郑和同列为正使太监的王景弘,功侔郑和,而其身世,正史缺乏记载,后人虽有探讨,却迄今未有定论。晋江一老先生珍藏有清刊本《毅轩杂志》一书,其中记述了航海家王景弘的祖籍为泉州,这又与以往的研究有所区别。本文把《毅轩杂记》的相关记载与其他史料相参照,对王景弘籍贯及宗教信仰进行探讨。一、王景弘籍贯略考随着郑和研究热潮的兴起,有关王景弘的生平事迹,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上世纪90年代,文莱国家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陛亨·贾米尔先生在访问南京期间,请南京雨花台区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杨新华先生对王景弘的生平进行考证。杨为此进行了深入的调研。福建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徐晓望先生亦有细致的考证。最后两人都认为,王景弘是福建省漳平市人。另外,漳平市文化局副局长曹木旺先生研究考证认为:王景弘是漳平市赤水镇香寮村许家山自然村人[1]。现今所能查阅到的地方志书对王景弘生平相关的记载主要有:乾隆《龙岩州志·卷十·人物上·中官》载:王景弘,龙岩集贤里人,后分属宁洋;永乐间随太宗巡狩,有拥立皇储功,赐嗣子王祯世袭南京锦衣卫正千户。民国《宁洋县志·中官》载:王景弘,集宁里人,明永乐间随太宗巡狩,有拥立皇储功,恩赐嗣子王祯,世袭南京锦衣卫正千户。清《漳州府志·武勋》载:王景弘,集贤里香寮人,从太宗北征,后有拥立功,授其子南京锦衣卫正千户。①然据晋江东石发现的清蔡永蒹所撰《西山杂记·四监异域》载:“永乐三年,成祖疑惠帝南逃,命中官郑和、王景弘、张文等造大舟百艘,率军二万七千余。王景弘,闽南人,调雇泉船,以东石沿海名舟代导引,从苏州刘家入海至泉州寄泊。上九日岩祈风,至清真寺祈祷。满载陶瓷、竹绣、币帛,历漳(州)、潮(州)、琼(州)、崖(州)至占城……泉司舵司,俱导之于泉”②由于龙岩集贤里在明朝乃属漳州管辖,当地通行闽南话,因此《西山杂记》谓王景弘为闽南人是有根据的,并未与志书记载相左。近期又有新的史料发现。据晋江华衡老先生所藏,著者为民国初毅轩斋主人之《毅轩杂志》一书,卷十三《名使录·王景弘》载:王景弘出生于洪武四年辛亥十月丁卯,字琛琳,是家中三兄弟中的老季,后随父徙漳。母亲姓蔡,晋江东石女,闺名琬兰,知书识文崇佛。景弘幼聪慧,工诗词,谙熟梵文蕃语,还擅少林拳,善正骨,为人颇具豪气!……宣德九年(1434),又出使苏门答腊。是年十月初七,景弘为救溺水之爪哇土著,不幸捐躯,终年六十三岁,葬爪哇国三宝村。《泉州人名录》据此认为王景弘祖籍晋江青阳王厝,生于晋江县十都玉国乡,今东石镇麦园村[2]。这些记载是否真实可信?为此,有必要对《毅轩杂志》的史料价值进行考查。相较于正史,《毅轩杂志》的某些记载明显有所出入。《明英宗实录·卷十五》载:正统元年(1436年)三月丁卯朔,敕南京守备内外官员太监王景弘等;比闻南京永承运等八库递年收贮财物数多,恐年久损坏,负累官攒人等。正统元年(1436年)三月甲申,敕王景弘等,于官库支胡椒、苏木共三百万斤,遣官运至北京交纳,毋得沿途生事扰人。可见王景弘并未死于爪哇,他在宣德九年(1434)出使苏门答剌后,仍继续生活于大陆。虽然如此,《毅轩杂志》的史料价值是不是就被否定了呢?当然不是。书中指出王景弘年幼时便随父全家徙漳,佐证了前文所引之志书的记载。再而,书中也记录了不少曾随王景弘下西洋的泉州人,他们是黄逸初、张联抗、普照、蔡良桢、苏世荣、蔡红树、杨其泽、吴士诚、施山秀、王东维、蔡贤法、王师如、黄影骐、曾闻如、叶德俊、苏远征、苏远荣、曾孟春、杨益盛、吴金土、蔡友渔、蔡钦岳、王世初、张宏盛、刘志坚以及塔头刘家裕、孙永生,白沙曾闻升、蔡有加,肖下肖景聪等等38人。此外,还有东石蔡盛、李兴、洪保,安平、陈埭、蚶江等地的舵手陈荣、黄芳、颜彰、陈善成、林衍豪等20人①。根据《毅轩杂志》所有者曾华衡先生的走访调查,各地的族谱上确实载有这些人的名姓,但仅简略注明,诸如外出“外夷”等,未再有更详细的出处和事迹介绍。②《西山杂志》也明确记载王景弘曾在泉州(晋江东石)招募水手。可见,《毅轩杂志》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毅轩杂志》上注有“明·陈春播原撰,紫竹居士辑录,毅轩斋抄译”的字样。“抄译”一词,透露出毅轩斋的著录确有所本,但有抄也有“译”,即在传抄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更改、解释,甚至可能有添枝加叶。《毅轩杂志》成书后,经紫竹居士和毅轩斋主人的辑录和抄译,内容有所增删和更改,最后成了今天所看到的版本。仔细考究《毅轩杂志》的措词,可以发现,该书一些地方行文前后并不一致。比如,从“是家中三兄弟中的老季”,“母亲姓蔡”等字段来看,有现代文的记述味道,与明清记载王景弘或郑和一些传记史料不相符。“三宝村”,遍查《明史》等史书及地方史料,明代甚至清中期以前,爪哇未有“三宝村”地名,出现较早的只有“三宝垄”一词。另前文所引《明英宗实录》史料证明王景弘并未在宣德九年葬身于爪哇。而清中后期,南洋一带逐渐传闻王景弘葬身爪哇并越传越盛。由此推断,《毅轩杂志》有关王景弘逝世记载应是后人根据传闻所附加的。有明一朝多次“禁海”,在这种政治气候下,王景弘必然遭受排挤,乃至掩面不彰。明成化年间,兵部侍郎刘大夏下令将下西洋史料付之一炬,有关王景弘的资料也随之化为乌有。在严令苛律之下,地方志书更不敢讳言,于是他的一生行迹,特别是其家世、出生、年少活动等情况史料阙如,许多学者都试图全面还原其真实历史面貌,但却都囿于此。《毅轩杂志》的记载为王景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借鉴,虽然内容真假杂陈,但有关出生于泉州东石一段记载,未可遽加否定。不管是出身于泉州或是龙岩漳平,王景弘为闽南人应是无疑的。二、王景弘的宗教信仰辩疑对于王景弘的宗教信仰,除了新疆魏德新先生曾属文《王景弘宗教信仰初探》作了一些初步①②朱彩云《这些泉州人随郑和下西洋》一文。曾华衡先生,晋江市农民藏书家,系安海镇赤店村人,生于1947年,平时酷爱收藏,主集地方史志、野史抄本、民俗类书籍、谱牒资料、地方报等,家里藏书2万余册,报刊万余种。现任国际民间藏书家联谊会秘书长。最近荣获中国乡土作家协会和中国民俗文学会联合颁发的“中国乡土文学奖”。据曾先生称,《毅轩杂志》是其祖上自清朝遗留下来的。《毅轩杂志》复印件,转引朱彩云《这些泉州人随郑和下西洋》,《东南早报》,2004-12-21.探讨外,学术界很少涉及这个问题。香港郑和研究会会长曾伟波先生著《郑和下西洋考略》一书中对此有过简短的论述。曾先生认为:“郑和最亲信的副使王景弘,在第七次率领海船队访问东南亚各国,作为一名非回教徒,王景弘曾把三宝垄回教堂改为寺庙。据考在三宝垄三保庙左边附近的亭阁竖有一块墓碑,就是王景弘病逝后的葬地……但是那些善男信女却相信是郑和的坟墓,因为一般以为王氏死于中国,其实恰巧相反。王景弘死后(终年78岁),按伊斯兰教仪式安葬,并在当地居民中获得了‘三保大人的年高德劭的领航员’的尊称,人们总要在每月阴历初一和十五日(前)往三保洞膜拜郑和雕像和瞻仰王景弘之墓。”①魏先生对曾伟波所说的王景弘为“非伊斯兰教徒”持怀疑态度,在其论文中逐一批驳,认为郑和是一名伊斯兰教徒[3]。仔细阅读魏德新一文,论点新颖,批驳独到,但某些地方似乎过于绝对化了。本文就是在曾、魏两位学者先期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下方面对王景弘的宗教信仰再作一番分辨与考析。1、王景弘对回、佛的涉及,以主持“寺改庙”一事为例。魏先生认为将“回教堂改为寺庙”并不可能,原因有三:一是“寺改庙”属改宗变教之大事,绝非王景弘个人能左右之事;二是王景弘一向作为郑和紧密相随、配合默契的副手,不大可能将郑和亲自创建的清真寺改为寺庙;三是在建寺之初的一段时间内,郑和的影响还不会发展到后来那种使华侨、华人、当地居民及各种宗教都能信仰崇拜的程度,因此,“寺改庙”尚不具备必要的客观条件。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郑和已经不只是属于‘穆斯林的’或者是‘中国人的’这一范畴之后,郑和便上升成了东南亚乃至被世界人民崇敬的榜样和形象”,这时“寺改庙”才有可能,但并不是王景弘个人的行为[3]。没错,“寺改庙”确属改宗变教之大事,但并非不可实现,历史事件的发生本来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王景弘完全有可能主持回教堂改为寺庙。首先,王景弘在东南亚国家中富有极大的个人影响力。王景弘与郑和同列为正使太监,七次下西洋均与郑和同行,他在东南亚一带的影响力决不在郑和之下。《明史·卷三二五·苏门答剌传》载:“宣德五年,帝以外番贡使多不至,遣和及王景弘遍历诸国,凡历二十余国,苏门答剌与焉。明年遣使入贡者再。八年,贡麒麟。九年,王弟哈利之汉来朝,卒于京师,帝悯之,赠鸿儒少卿,赐谥,有司治丧葬,置守冢户。时景弘再使其国,王遣弟哈尼者罕随之入朝。”郑和于宣德八年(1433)第七次下西洋归途中客死古里,王景弘又受命单独负责第八次航海,出使苏门答剌,出色完成任务,足见其卓越的才干和不凡的个人影响力。而此时距第一次下西洋已近30年,足可使郑和在当地民众中的影响达到魏先生所谓的“上升成了东南亚……人民崇敬的榜样和形象”。但历史事件的最终发生,必然条件固然不可或缺,但还需偶然因素的引导。“寺改庙”一事的促成,最终仍需某些具体人物来领导完成。如若王景弘确像当地传说那样,在爪哇滞留过较长一段时间的话,他必是当地中国侨民之首,以他的才干和声望,领导“寺改庙”一事自然是不二人选。其次,正因为是“郑和下西洋紧密相随、配合默契的副手”[3],主持“寺改庙”才更具有信服力。王景弘随同郑和多次下西洋,遭遇多次海盗劫掠,风暴袭击,道经锡兰山又险被谋害,历经艰辛,九死一生,可以说两人不仅是一般的同僚,更是亲密的战友,所以在出外活动中郑和常把王景弘与己并列②,明政府的诏书上也把他们二人相提并论③,称其为郑和的“同侪”[4]。因此王景弘以其拥有的至高地位,郑和亲密合作伙伴的身份变更“寺为庙”就更具合理性了。而当地的侨民出于对郑和的景仰与崇拜,相信此乃出于郑和的意愿,此种变革也就更具信服力了。再次,当地侨民信仰的特殊性使王景弘主持“寺改庙”成为可能。据印尼学者勃里亚布第称:郑和在三宝垄附近登陆时,那里原有一座清真寺,后来笃信伊斯兰教的郑和又在他部所驻扎的石洞内另建了一座清真寺。当地居民(主要是华侨)把该洞作为三保太监初上三宝垄的一个神圣①②③据费信的《星槎胜览》前集“占城国”条载:“永乐七年己丑(1409),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在斯里兰卡“郑和碑”的碑文中两者同列就是一例。转引魏德新.王景弘宗教信仰初探[J].中国郑和网http://www·cnssz·com/zgzh/2003-03-25/71/147·html 2000(3).之洞,称之为三保洞,并把郑和亲自营建的清真寺改为三保庙[3]。在郑和去世不久,便有不少地方建庙塑像来纪念他,这种现象在国内屡见不鲜。当时南洋一带有许多华侨,相当一部分并未皈依伊斯兰教,即使是信奉真主的侨民仍带有浓厚的中国本土神灵观。且这些华人多是来自漳泉一带,福建多神混杂的民间传统信仰习惯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有又三保庙变成了“既不像清真寺,又不像佛教的寺庙,也不像道教的宫观”,而是一个“体现多种宗教和文化色彩的庙宇”[3]。从“寺改庙”一事我们看到了王景弘很有可能涉及了回、佛的宗教行为,但其真实信仰面纱的揭开我们还需继续用更多的史实来说明。2、王景弘对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的崇奉。《毅轩杂志·卷十三·名使录·王景弘》载王景弘之母为晋江东石女,“知书识文崇佛”,而王景弘“幼聪慧,工诗词,谙熟梵文蕃语,还擅少林拳”。以此我们可得出二则信息:其一,若王景弘之母崇佛,则王景弘幼时必不可能信仰伊斯兰教。按伊斯兰教教规,如若其父笃信回教,其母也须改夫教方可入嫁,因此其父母不可能为穆斯林。其二,王景弘自幼“谙熟梵文蕃语,还擅少林拳”,表明他与佛教似乎有些渊源。同时,王景弘也多次会同郑和奉敕修建佛教和道教寺庙。永乐七年(1409)二月初一他随同郑和建立了《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永乐十年(1412)六月十五日午时金陵大报恩寺动工重建,至宣德六年(1431)八月初一完工,历时十九年,工程浩大,其与郑和共同担任营造官(葛远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一·聚宝山报恩寺.塔图附志)[5]。第一次下西洋出使至锡兰时,他又曾与郑和一道“劝国王阿烈苦奈儿敬奉佛教,远离外道”[6]。第二次下西洋到达锡兰山时,又向有关佛寺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另据许云樵《三宝公在南洋的传说》载:又有三宝墓,相传为三宝公归真之处,其实是尚书王景宏(弘)“触霉头”死了,葬在这里[7]。黄素封《南天乐园》第二十七篇《东印度境内的我国行迹》载:有三保洞,相传是三保大人晚年归真(成神)的地方,这当然是一种迷信的神话[8]。李长傅《荷属东印度华侨略史》载:三宝垄之时望安狮头山有三保洞,相传三保暮年归真之所,供三保太监遗像[9]。清光绪五年(1879)三宝垄时望安碑文载:时望安为王公三宝大人归真之地,山明水秀,树木葱茏,麓有石门,天然成洞,三保圣神著灵于此,俗称三宝石洞者,以神得名也[10]。从“归真”二字来看,王景弘很可能是一名穆斯林。此外,王景弘除了有信奉佛教、伊斯兰教的痕迹之外还对道教神灵有所供奉。明宣德六年(1431)辛亥,王景弘与郑和奉敕第七次出使西洋,分别在娄东刘家港天妃宫和长乐南山“山峰塔寺”刊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及《长乐天妃灵应记碑》,勒记前此六次统领船队所到西洋各国的功绩和本次(第七次)统领船队再次开洋的事实,并祈佑此次通番平安顺利。这表明王景弘也相信天妃女神的灵应。三、王景弘宗教信仰复杂性因素观之种种,王景弘的宗教信仰疑惑重重。其到底是哪一种宗教的信仰者?合理的解释是:王景弘应与郑和一样,是多种宗教的崇奉者,且这种多教崇奉是由一定角度出发,具有兼容并蓄、实用灵活的特点。王景弘的宗教行为之所以如此复杂是由其身份地位所决定的。按理,佛、道的多神教与伊斯兰教崇奉唯一“真主”是不相容的。但是,同列为正使,作为郑和的“同侪”,需统帅数百艘海船,指挥众多船工、舵手,为了顺应人心,笼络三军,便利军机,使其具备了多重信仰的可能性。并且,王景弘出使的西洋诸国中,有的崇奉伊斯兰、有的供养神佛,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使者,出于政治的需要,他不得不在宗教信仰上兼容并蓄。据此可以推测,不仅是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多位领导人员也应如此①。这也许正是锡兰“郑和碑”所具特点的原因吧。1911年在斯里兰卡南部海滨城市高尔市内的克里普斯路发掘的“郑和碑”,碑文是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刻成的。其中文为:“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沙河,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言言梵刹,灵感翕彰。比者遣使①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许多学者在论述郑和宗教信仰时作过深刻的剖析,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诏谕诸番,海道口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黑、每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11]主要内容为颂扬佛世尊的功德,记述大明皇帝派遣太监郑和、王清廉出使锡兰山国,祈求佛祖保佑的心愿并开列了所供物品的名单,落款为“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专家已考证,碑文中的“王贵通”即王景弘。泰米尔文的内容与中文内容大同小异,但供奉的对象不是世尊而是泰米尔族普遍信奉保护神维什努。求他保佑郑和使团在远航途中万事吉祥如意。波斯文已残缺不全,有多处已被磨损,其大意是伊斯兰教的真主替郑和使团求福,落款是永乐七年一月[12]。王景弘一行对当地宗教的神灵都给予同等的奉祀。表面上,这似乎仅是中国使节虔敬、大方的表示,实际上,王景弘一行已意识到锡兰岛的信仰特点,也表明其自身宗教信仰的复杂性。《西山杂志》又记载,王景弘于永乐三年“调雇泉船,……至泉州寄泊。上九日岩祈风,至清真寺祈祷。”泉州九日山是佛教和道教胜地。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后,每当船队出海过洋,都要上九日山的延福寺、昭惠庙祈风。昭惠庙所祀之神为通远王,曾是泉州“宋时最为灵著”的海神。通远王是民间神祗,带有佛道混合的特点。九日山昭惠庙自宋以来一直是泉州船民出海祈风的重要场所。《西山杂志》所谓王景弘“上九日岩祈风”指的应该是九日山的延福寺、昭惠庙。而泉州穆斯林出海祈风则是到泉州清净寺和灵山圣墓。《西山杂志》也揭示了王景弘的多教崇奉。实际上,肩负特殊政治使命的王景弘,不论信奉何种宗教,其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以此作为外出使团的精神保障,使他的船队成员能在凶险的航海和宣谕过程中,克服畏难情绪,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从而保证出使的成功,维持其在王朝中的政治地位。王景弘的祖籍及宗教信仰略考@王晓云$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108本文根据《毅轩杂志》所载的王景弘史料及其所处的特殊历史年代和历史地位,与其留下的对佛、道及伊斯兰教崇奉的遗迹,考察王景弘的祖籍以及多种宗教信仰集于一身的独特现象。王景弘;;祖籍;;宗教信仰[1]曹木旺.他曾与郑和齐名——闽籍先贤王景弘史迹考略[N].厦门晚报.生活乡土,2004-07-21.
[2]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EB/OL].http://qzhnet.dnscn.cn/qzh07.htm.
[3]魏德新.王景弘宗教信仰初探[EB/OL].中国郑和网,http:∥www.cnssz.com/zgzH/2003-03-25/71/147.html 2000(3).
[4]张廷玉.明史:卷三百四十“郑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M].济南:齐鲁书社,1980.
[6]巩珍.西洋番国志: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1.
[7]许云樵.三宝公在南洋的传说[J].珊瑚,1933(3).
[8]黄素封.南天乐园[M].香港:商务印书馆,1933.
[9]李长傅.荷属东印度华侨略史[J].南洋研究,1937(1).
[10]张礼千.三宝和宝船[A].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C].济南:齐鲁书社,1980:74.
[11][美]李露华,邱仲麟译.当中国称霸海上:第六章[A].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C].济南:齐鲁书社,1980:38.
[12]邓殿臣.斯里兰卡的“郑和碑”[A].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C].济南:齐鲁书社,1989:89.
②引自王四达.郑和下西洋与泉州之关系[J],郑和研究,1997(4).1987年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在《海交史研究》发表论文《试论郑和与王景弘之死》,介绍了他发现《西山杂志》记载王景弘是闽南人的经过。
①《毅轩杂志》复印件,转引朱彩云《这些泉州人随郑和下西洋》,《东南早报》,2004-12-21.
②朱彩云《这些泉州人随郑和下西洋》一文。曾华衡先生,晋江市农民藏书家,系安海镇赤店村人,生于1947年,平时酷爱收藏,主集地方史志、野史抄本、民俗类书籍、谱牒资料、地方报等,家里藏书2万余册,报刊万余种。现任国际民间藏书家联谊会秘书长。最近荣获中国乡土作家协会和中国民俗文学会联合颁发的“中国乡土文学奖”。据曾先生称,《毅轩杂志》是其祖上自清朝遗留下来的。
①转引魏德新.王景弘宗教信仰初探[J].中国郑和网http://www.cnssz.com/zgzh/2003-03-25/71/147.html 2000(3).
③据费信的《星槎胜览》前集“占城国”条载:“永乐七年己丑(1409),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