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馆员。南宁,530023
中文关键词:
感驮岩遗址;;牙璋;;青铜文化;;研究
中文摘要:
本文结合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广西那坡感驮岩遗址出土牙璋的年代、用途及发现的意义,同时,对广西青铜文化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
引文:
①吴大氵徵:《古玉图考》,1889年,二一、九,页十四。
②将廷瑜:《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述略》,《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③有关冯原文化的资料主要见于:①冯原遗址发掘报告(越南文);②邓聪:《越南冯原遗址与香港大湾遗址玉石器对比试释》;Ha Van Tan:《Yazhang in Viet Nam》;吉开将人:《论〔T字玉环〕》;均载于《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③CFWHigham:《Lingnan and Southeast Asia in prehistory》,《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
④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与新石器晚期的关系》,《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⑤李岩:《广东青铜时代早期遗存诸问题浅析—从珠海棠下环出土石范谈起》,《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邹兴华:《论香港及邻近地区出土铸铜石范》,《铜鼓和青铜文化的再探索》,《民族艺术》杂志社,1997年。邱立诚:《对粤港地区青铜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广东省博物馆集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⑥杨式铤:《岭南先秦青铜文化考辩》,《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第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⑦蒋廷瑜、蓝日勇:《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覃彩銮:《骆越青铜文化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2期。
⑧统计数字以邓淑闞在《牙璋研究》一文中的统计为基础,另外增加的有山东2件、广东5件、越南4件、广西1件。山东牙璋数依张学海:《牙璋杂谈》。广东的牙璋数统计自杨式挺:《浅说粤港“牙璋及相关器物”》;朱非素:《珠江三角洲贝丘、沙丘遗址和聚落形态》。越南牙璋数见Ha Van Tan:《Yazhang in Viet Nam》。以上文章均见于《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一书,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邓淑闞:《牙璋研究》,《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⑩张学海:《牙璋杂谈》,《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12)李伯谦:《香港南丫岛出土的牙璋的时代和意义》,《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朱非素:《珠江三角洲贝丘、沙丘遗址和聚落形态》,《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4)Ha Van Tan:《Yazhang in Viet Nam》,《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5)曾凡:《关于福建和香港所出牙璋的探讨》,《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6)郝本性、张文彬:《玉璋用途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18)牟永抗:《南丫岛〔牙璋〕探微——关于玉礼兵的若干思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9)王克林:《论玉璋起源演变与功能》,《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20)(22)冯汉骐:《记广汉出土的玉器》,《文物》1979年第10期。
(21)裴安平:《中原商代〔牙璋〕南下沿海的路线与意义》,《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2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岜马山岩洞葬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12期;韦江、何安益:《浅析那坡感驮岩发现的石范》(待刊);灵川出土的石范,承蒙灵川县文物管理所莫志东所长信告,特此致谢。
英文刊名:
Study of Nationalities In Cuangxi
全文:
1997~1998年,考古工作者对广西那坡感驮岩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骨器及其它一些遗物。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牙璋引起笔者的极大兴趣。牙璋之名最早见于《周礼》,自晚清吴大氵徵以来,把一种端部有刃,下部有柄,柄侧有牙的立刀形玉器,称作牙璋。①当今学术界也基本上将柄侧有牙饰的刀形端刃器称为牙璋。目前,所发现的牙璋多为玉石质,也有青铜质、骨质。感驮岩遗址出土的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小的一件骨角质牙璋。本文结合遗址的有关情况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这件牙璋的年代、用途及发现的意义加以探讨,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一、感驮岩遗址及出土牙璋概况感驮岩遗址位于中越边境的那坡县,是右江上游和红河上游流域的一个洞穴遗址。遗址背依大山,面向狭长的冲积平原和丘陵地带,水源充足,物产丰富。洞室开阔、明亮、干燥,是一处人类生活的理想场所。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有人类在这里生活。尽管遭到历代的开发和扰乱,在约40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史前的文化堆积依然非常丰厚。1997~1998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和炭化稻、炭化粟及人类食用后遗弃的水、陆生动物骨骼。经过初步整理,感驮岩遗址的文化遗存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文化遗存包括遗址的第④、⑤层堆积。陶器均为夹砂陶,陶色以灰色、灰黑色为主,还有红褐色,陶器造型流行圈足、三足和圜底,可辨器形有罐、釜、杯、杯形鼎等,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篮纹、镂空菱形纹,有些器物在绳纹上还刻有勾连曲折纹、弦纹、水波纹或堆贴有乳钉纹、锯齿状附加堆纹。石器质地较差,玉质器少见,器类简单,主要有双肩有段石斧、石锛等。骨器的数量和种类比较少。此外,还有较多的磨石。第二期文化遗存包括遗址第②、③层堆积。陶器均为夹砂陶,陶色以灰色、灰黑色为主,还有红褐色,陶器造型流行圈足和圜底,不见三足器,器形增多,有罐、釜、杯、盆、壶、簋、折肩罐等,有的器物有闝或流,有的器物口沿下有穿孔。纹饰以绳纹为主,器表打磨的陶器增多,保留有在绳纹上施刻划的勾连曲折纹、弦纹、水波纹,而乳钉纹、锯齿状附加堆纹、镂空菱形纹基本不见,新出现彩绘和填充戳印纹的带状刻划纹。此外还有众多的陶纺轮,多施以刻划的同心圆纹。石器多为玉石质,磨制精细,刃部锋利,器类丰富,有工具、兵器及装饰品等,器形有斧、锛、凿、杵、镞、戈、钺、、璜、环、镯、管等。骨器也很丰富,有牙璋、铲、锥、匕、镞、矛、簪等。此外,该期还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稻、炭化粟和石拍、磨石、石范残块等。第三期文化遗存只在洞外北侧岩厦下的BT16中发现,包括一座开口于表土层下打破第②层的墓葬,出土一把铁匕首和一件蚌器及一些穿孔的骨片。第二期文化遗存出土的牙璋呈暗红灰黑色,杂有灰白色斑点,系用动物肢骨的骨密质部分或动物的角体切割琢磨而成,整体作略孤的扁长条形,端刃斜直,一面孤形内凹,一面平直,身部(射)宽短,微束腰,柄身界限分明,柄比身窄,柄上无穿,柄部两侧有前后阑,阑间有一小齿,阑上无牙,一侧阑齿已损,仅见根部。端刃有疤痕,器身两面见清晰竖向擦痕,柄端一角有片状裂痕。通高58、身高41、刃端宽14、柄宽07、厚02厘米。二、感驮岩出土牙璋年代推断感驮岩遗址出土的牙璋的年代,可以从遗址的年代和牙璋的发展规律两方面进行判断。关于感驮岩遗址的年代,根据出土遗物的特征判断,第三期文化遗存发现有铁匕首,应已进入了铁器时代。第一期文化遗存出土的陶器均为夹砂陶,绳纹盛行,除圜底器、圈足器外,还流行三足器,从器形和纹饰看,这些陶器与广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平南石脚山遗址、大新歌寿岩遗址出土的陶器相似,②与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贝丘遗址出土的陶器可能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双肩有段石斧在广西地区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出现的。对采自AT01第④层的炭化编织物进行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距今4718±50年,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3765~3355年。因此,第一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应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新的发掘资料和研究表明,岭南及邻近地区在夏商时期先后出现了青铜器文化,广东珠海平沙棠下环相当商时期的遗址出土了铸铜石范,越南北部相当于夏商时期的冯原文化为青铜时代早期遗存,③云南在距今3350年也出现了青铜文化。④处于同一文化圈内,广西大概也不例外。种种迹象表明,出土牙璋的感驮岩第二期文化遗存为广西的青铜文化早期遗存,其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首先,在该期文化遗存中出现了铸铜石范,在青铜时代早期使用石范是青铜文化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从石范本身来看,它与粤港地区青铜时代早期遗存所发现的石范特点是一致的,⑤均以砂岩制成,采用双面合范技术,用以铸造小型的工具。其次,从陶器上看,该期陶器均为夹砂陶,多施绳纹或打磨器表,常见的器形为釜、壶、罐、杯,出现折肩罐、簋、盆等新器形,其中釜、壶与武鸣岜马山商代晚期的岩洞葬所出的相似,折肩罐则常见于广东青铜时代早期遗存中,在绳纹上加刻划纹和在打磨的器表施以填充戳印纹的带状刻划纹及彩绘等陶器装饰风格也见于冯原文化。第三,从玉石器和骨器上看,出现了数量较多的戈、钺、矛、镞等兵器及、璜、镯等装饰品和牙璋。具有“比较普遍地出现玉石质或青铜兵器”、“比较流行使用青铜或玉质饰物和礼乐器”等岭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特征。⑥石戈是岭南地区青铜文化萌芽时期新出现的一种石器类型。石戈在广东青铜时代早期遗存中普遍存在,感驮岩出土的石戈有一件与香港大屿山扒头鼓1992年出土的相似。关于广西青铜文化的起始时间,主要有商代晚期和春秋晚期两种意见,⑦如果单从青铜器形制、花纹来看,广西青铜文化是肇始于商代晚期,如果将陶器、玉石器的变化和铸铜石范的出现等因素综合起来分析,广西青铜文化在商代晚期以前已有萌芽是不争论事实,这是题外话了。我们将采集自遗址②至③层的四个炭标本送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实验室进行碳—14测定,结果如下:实验室编号 标本质地 测定年代 校正年代(半衰期为5730)DY—D1013 炭化稻 BP2883±50 BC1077±203DY—D1014 炭化稻 BP3463±50 BC1820±153DY—D1015 炭化粟 BP3131±50 BC1448±183DY—D1017 贝 壳 BP3815±50 BC2325±205对于这组数据,我们认为其仅具参考作用,其中有的数据可能误差较大,如DY—D1017为淡水贝壳,年代偏老。另外,从出土的器物变化看,DY—D1013取其正值,比较符合实际。这样,第二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应介于公元前1800~1300年之间。牙璋的年代大概也不出此范围,由于该牙璋出土于BT08的第②层,它的年代应更接近第二期文化遗存的后段,即相当于中原的商代中晚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及邻近地区发现的牙璋近100件,⑧主要分布在山东、陕西、河南、四川、山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香港、广西、越南等地,此外,海外尚收藏有中国牙璋约53件。⑨一般认为,牙璋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繁到简的过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牙璋的原始形态一般是身部较宽短,首端刃部内孤或斜直,柄部无阑或只有一处阑,有的有牙而比较简单。中国最早的牙璋发现于山东龙山文化的临沂大范庄遗址和海阳司马台遗址。⑩夏商时期,牙璋开始兴盛,分布更加广泛,制作更加精美,其形制也比较复杂,典型特征是柄部有对称的两处阑和侧牙,阑上有齿,以1975年二里头发现的大牙璋为典型代表,南方地区以四川广汉三星堆殷商时期的牙璋制作水平最高。B11西周时期,牙璋已渐衰落,出现退化变异的趋势,如陕西扶风上康村二号墓出土的4件,柄身不分,柄部无侧牙,显然是牙璋的退化形制。西周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发掘遗址近千处,墓葬上万座,牙璋却极少发现,表明牙璋此时已近乎绝迹。出土于山西侯马市牛村盟誓遗址第269号坑的一件牙璋,似为侧饰残断又经改制过,应是牙璋的孑遗。香港大湾遗址M6出土的牙璋,一般认为属殷商时期,而不是发掘者所推定的战国秦汉时期,对此李伯谦先生在《香港南丫岛出土的牙璋的时代和意义》一文中有非常精彩的论述。B12牙璋从材料的切割、琢磨到柄部阑齿的制作都要求有比较高的技术水准,目前看来,岭南及邻近地区普遍在青铜文化早期阶段已经掌握了制作牙璋的复杂技术,如广东是在青铜时代早期遗存的东莞村头遗址出土有牙璋,B13越南的牙璋是出自青铜时代早期的冯原文化。B14感驮岩遗址出土的骨角质牙璋尽管在尺寸上比一般意义上的玉石质牙璋小得多,但从形态上来看,除了无穿外(无穿的牙璋在湖南、四川、香港等地也有发现),它具有牙璋的其他基本特征,显然是模仿玉石牙璋而来。但其端刃的形制比较特殊,是由两个呈V字形的歧尖和半月形的斜刃组成,显然是综合了夏商时期中原地区和四川地区的牙璋刃部的特点。整体观察,感驮岩牙璋的形态与夏商时期的牙璋比较接近,明显是受同时期的牙璋的影响而产生。三、感驮岩牙璋的用途蠡测及发现的意义关于牙璋的用途,学者多有论述,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种说法,即实用武器或工具说、B15礼器说、信物说、玉币说。B16礼器说有这么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牙璋来源自农耕工具耒耜,是仿耒耜的形状而作的瑞玉,是用作祈年的礼器;B17第二种观点认为,牙璋是礼仪化的兵器;B18第三种观点认为,牙璋“起源于史前社会新石器时代的鱼猎或狩猎工具中的石矛、石枪类利器,是古代国家产生进入文明之际,为当时人们社会习俗中的一种〔礼玉〕,常用于集会、盟誓、祭祀以及聘礼、葬礼等活动”;B19更多的人则认为,牙璋是一种用于宗教活动的礼器。信物说也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根据《周礼·春官·典瑞》和《考工记·玉人》“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的记载,结合牙璋的形态,认为牙璋源自古代兵器,用于发兵和调动守卫的军队,作用与后代的虎符相似;B20另一种观点认为,牙璋是中原王朝专用于对外联系的信物,沿海地区出土的牙璋“当属商王遣使执王命所掌信符”。B21此外,不少人认为牙璋是权力和尊贵社会地位的象征。从有明确出土地点的牙璋的埋藏情况看,其用于宗教活动的职能基本成立,其他推测则尚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加以证明。由于感驮岩出土的牙璋在质地和尺寸上与真正意义上的牙璋有不小差别,它的用途应也发生较大的变化。从感驮岩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在第二期文化时期,似乎存在祭祀活动,如在BT01的第②与第③层的交界面上,发现有几个大小不一略呈圆形的红烧土坑,附近有人为竖立的石片。从牙璋的埋葬环境看,除了大量的草木灰和小石子外,与之共存的还有大量的陶片、兽骨和炭化稻及石器,这种埋葬的成因似乎不是简单的垃圾日积月累,尤其是炭化稻成堆地埋藏,很难与垃圾堆积相联系,似乎与原始祭祀活动联系得更加密切。因此,不排除这件牙璋在当时的祭祀活动中扮演了祭祀礼器角色的可能性。这件牙璋作为实用器的特征也比较明显,仔细观察发现,牙璋的刃端有多处细小的缺口,不象是制作留下的痕迹,更象是铲琢硬物时造成的破损,是使用留下的痕迹。这种痕迹常见于使用过的石锛、石凿的刃部。这件牙璋因其制作技术复杂,形状特殊,属于垄断性的器物,也不排除被当作使者的信物的可能,具有信符的性质。当然,一器多用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起源于中原并具有显赫地位的牙璋在感驮岩遗址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的。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广西与周围其他文化的关系就已经很密切,广西的史前文化是岭南甚至东南亚文化圈中比较活跃的因素之一,如在这一文化圈中比较有特色的有肩石器就有不少类型起源于广西并向周围地区传播,同时,广西史前文化也接纳诸如双肩有段石器等其他文化的因素。一般认为,五岭南北在新石器时代也有了比较密切的文化交往。岭北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彩陶和白陶等文化因素自沅水经浔江或贵州古代柯江支流之一的曹溪河进入西江,到达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平南石脚山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据点。到青铜时代早期,广西与邻近地区的文化交流就更加频繁而广泛了,除了与广东、越南北部早期青铜文化的关系密切外,与云南的早期青铜文化可能也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总之,此时,在岭南及邻近地区的文化圈内,在文化面貌上出现了更多的趋同性,如陶器比较流行施绳纹的夹砂陶,多圜底器、圈足器,少见三足或袋足器,大量使用玉石工具,普遍出现玉石兵器,如戈、矛、钺、镞等,普遍使用石范铸造小型的青铜工具或武器,经济形态多为农耕、渔猎相结合的复合型等等。此时,广西乃至岭南的广大地区与中原的文化联系在文献记载中也多有反映,《史记·五帝本纪》、《墨子·节用篇》、《吕氏春秋》等文献均载述,在远古尧舜禹之时,中原华夏文化的势力已抵达岭南地区。我们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在商代,中原文化以湖南为中介地,分东西两条线路,进入岭南地区,广西地区接受中原文化因素的途径主要是西线,即由湖北至湖南,入广西后再下越南。B22广西出土的先秦青铜兵器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铸造青铜器的石范也分别集中发现于西部的武鸣马头元龙坡的墓葬群、那坡感驮岩遗址和北部地区的灵川新岩遗址,B23广西地区最早的青铜器也是在这两个地区发现,如北部地区有兴安出土的晚商“天父乙”铭文提梁卣,西部地区有武鸣出土的一件铜卣和两件铜戈。这大概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再联系到新石器时代五岭南北文化的传播路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这两个地区的自身文化发展和较早接受中原及周围先进文化因素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一结论尚需广西西部和北部地区的文化编年和文化发展序列的支持。总之,牙璋在广西出现的文化背景是广西乃至岭南地区在很早以前就存在比较活跃、成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机制。广西那坡感驮岩遗址出土牙璋研究@韦 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馆员。南宁,530023感驮岩遗址;;牙璋;;青铜文化;;研究本文结合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广西那坡感驮岩遗址出土牙璋的年代、用途及发现的意义,同时,对广西青铜文化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①吴大氵徵:《古玉图考》,1889年,二一、九,页十四。
②将廷瑜:《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述略》,《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③有关冯原文化的资料主要见于:①冯原遗址发掘报告(越南文);②邓聪:《越南冯原遗址与香港大湾遗址玉石器对比试释》;Ha Van Tan:《Yazhang in Viet Nam》;吉开将人:《论〔T字玉环〕》;均载于《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③CFWHigham:《Lingnan and Southeast Asia in prehistory》,《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
④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与新石器晚期的关系》,《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⑤李岩:《广东青铜时代早期遗存诸问题浅析—从珠海棠下环出土石范谈起》,《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邹兴华:《论香港及邻近地区出土铸铜石范》,《铜鼓和青铜文化的再探索》,《民族艺术》杂志社,1997年。邱立诚:《对粤港地区青铜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广东省博物馆集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⑥杨式铤:《岭南先秦青铜文化考辩》,《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第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⑦蒋廷瑜、蓝日勇:《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覃彩銮:《骆越青铜文化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2期。
⑧统计数字以邓淑闞在《牙璋研究》一文中的统计为基础,另外增加的有山东2件、广东5件、越南4件、广西1件。山东牙璋数依张学海:《牙璋杂谈》。广东的牙璋数统计自杨式挺:《浅说粤港“牙璋及相关器物”》;朱非素:《珠江三角洲贝丘、沙丘遗址和聚落形态》。越南牙璋数见Ha Van Tan:《Yazhang in Viet Nam》。以上文章均见于《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一书,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邓淑闞:《牙璋研究》,《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⑩张学海:《牙璋杂谈》,《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1)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12)李伯谦:《香港南丫岛出土的牙璋的时代和意义》,《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朱非素:《珠江三角洲贝丘、沙丘遗址和聚落形态》,《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4)Ha Van Tan:《Yazhang in Viet Nam》,《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5)曾凡:《关于福建和香港所出牙璋的探讨》,《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6)郝本性、张文彬:《玉璋用途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18)牟永抗:《南丫岛〔牙璋〕探微——关于玉礼兵的若干思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19)王克林:《论玉璋起源演变与功能》,《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20)(22)冯汉骐:《记广汉出土的玉器》,《文物》1979年第10期。
(21)裴安平:《中原商代〔牙璋〕南下沿海的路线与意义》,《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2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岜马山岩洞葬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12期;韦江、何安益:《浅析那坡感驮岩发现的石范》(待刊);灵川出土的石范,承蒙灵川县文物管理所莫志东所长信告,特此致谢。
机标关键词:
感驮岩;青铜文化;青铜兵器;夏商时期;考古发掘资料;岭南地区;那坡;商代晚期;广西地区;夹砂陶;
SYS_VSM:
感驮岩:8630,遗址:4238,感驮岩遗址:1907,牙璋:1487,青铜文化:1207,那坡:387,夏商时期:123,考古发掘资料:103,岭南地区:98,商代晚期:93,
DOI:
CNKI:SUN:MZYA.0.2001-03-013
来源标识码:
P01;P0204;P0208;P0209;
TABLENAME:
XHZLPERIODICAL1_METADATA
机构作者代码:
0176208:22897039;
SYS_NVSM:
牙璋:73*263.345;青铜文化:14*71.2106;研究:27.2*139.129;考古学文化:14*35.6053;感驮岩遗址:16*92.9205;广西:27.4*60.1008;出土:2*4.52824;篇长:5668
机构作者名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馆员。南宁;530023_韦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