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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成果与上一年度基本相当。该年度表现出的新特点主要有:一是年轻学者崭露头角,特别是博士、硕士论文中有比较出色者;二是有关学术会议比较活跃,且有不少上乘论文。2008年1月4日,中国唐史学会北京地区会员联谊会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会议,主要就新获吐鲁番文书进行了讨论;4月22—23日,由中国唐史学会与龙门石窟研究院联合主办“隋唐佛教与石窟文化”学术讨论会;7月22—24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中国唐史学会联合举办“古都长安与隋唐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10月24—26日,由中国唐史学会与山西阳曲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郭氏文化阳曲学术研讨会”在阳曲县召开;11月22—23日,由中共广东省韶关市委市政府、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张九龄诞辰1 33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广东韶关举行。会议论文中对经济史多有涉及。总体性研究李正图认为在中央集权时代,土地所有制所依赖的经济形态始终是小农经济,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始终表现为劳动与土地的分离和结合关系,社会关系表现劳动者身份从依附到独立的演进,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中央集权时代土地所有制结构性变迁的基础性的社会经济结构①。陈榕三认为闽台历史上一直存续着直接“三通”,三国时期,福建开辟了从大陆到台湾的航线,隋代对台湾的航海活动增多,唐代福建居民与台湾的经济交往进一步密切②。刘玉峰认为20世纪前半叶,中外学术界关于唐代经济史的研究原创性地提出并论证了唐代经济史的许多重要课题和基本范畴,并一直走着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道路,形成一个研究高潮,基本建构起了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框架和学术体系③。武建国、张锦鹏认为唐宋时期,农村土地和耕牛投资增长很快,乡村富民积极主动进行地方性公共产品投资,农村总体消费水平增长,奢侈性消费较为突出,货币性消费也出现增长状况。这些新特点,是唐宋社会变革在乡村社会的折射④。肖建乐认为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转移、农村社会结构的破坏、工商业互动及市民阶层社会生活的影响五个方面成为唐代城市发展的推动因素⑤。陈必昌认为唐宋之际,随着国家土地制度的变化,寺院的土地来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对寺院农业生产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导致了唐宋寺院农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⑥。土地制度蒋福亚认为吴国前期民屯实行都尉和州郡县四级体制,都尉屯田听命于孙权,州郡县司屯曹分别主持州郡县屯田,各级民屯收入由县级政府征收。民屯劳动者耕种限田,缴纳定额租,亩征限米二斛,剥削率超过2/3。故民屯者只有再租佃国有土地才能维持生计,这是与曹魏民屯最大的区别⑦。王云芳认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均田制本身的制度矛盾性是影响均田制历史沿革的重要因素。从产权演进理论视角分析均田制历史沿革,均田制历史沿革符合产权制度演进规律⑧。吴树国认为唐宋之际是土地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时期,虽然手实法在唐后期仍占重要地位,但已经出现对土地的“差官检量”,五代十国时期手实和检田交替应用,宋代对土地开始大规模的清丈,而且检田方法越来越细密化。这一方面说明随着唐宋之际田税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前期“黔首自实田”的简单土地管理模式已被国家制度化的检田所代替,土地管理走向成熟⑨。王雪萍、吴树国认为国家对土地交易的控制重心在唐宋之际发生转变,唐前期勘验土地买卖是否合法的申牒是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吴树国:《试论唐宋之际土地管理的强化》,《文化学刊》2008年第2期。王云芳:《论均田制历史沿革的影响因素———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从产权演进理论视角看均田制历史沿革》,《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李正图:《中国两千年中央集权时代土地所有制的结构性变迁》,《江淮论坛》2008年第4期。陈榕三:《闽台历史上的直接“三通”》,《现代台湾研究》2008年第4期。刘玉峰:《20世纪前半叶唐代经济史研究回顾》,《思想战线》2008年第4期。武建国、张锦鹏:《从唐宋农村投资消费结构新特点看乡村社会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肖建乐:《试论唐代城市发展的原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陈必昌:《唐宋寺院田产来源的变化与影响》,《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蒋福亚:《吴简所见吴国前期民屯———兼论魏吴民屯的区别》,《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期。控制的重心,中唐以后,土地买卖的限制取消,涉及土地的税收交割成为重心。宋代将唐后期的契书和公验统一起来,形成公契。从注重申牒到着眼于割税,反映出唐宋之际国家对土地交易控制逐步加强的趋势①。翟麦玲、谢丽认为屯田与营田在唐代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二者在经营人员、设置目的、设置地点、经营方式以及转化为民田等方面具有相似性,而在组织管理系统方面则不同②。耿元骊认为《天圣令》复原《唐令》是近年来新发现的重要史料,如何理解其中出现的“私田”,关系到唐代是否存在土地私人所有的重要问题,更牵涉到“均田制”研究的诸多方面。分析唐《田令》等相关史料,能够得出唐代存在土地私有权的结论。唐代没有土地私有权,或者把土地私有权拆分为体制内有、体制外没有等观点,皆不能成立。耿元骊认为唐宋间的所谓“土地兼并”是“反复进行”的低水平重复,其实质是“换手”,是权势者对失势者和“公共土地”的掠夺,不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掠夺。从历史的长时段观察来看,土地并不存在一个大量集中的倾向,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流动性相对较差,稳定性远远高于流动性,似不存在大土地所有制的高度膨胀问题。③农业生产与水利杨乙丹、何婧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农业文化交流的特点主要是以经济、文化、科技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向南北开发不深地区的人口、技术、思想的单向流动。同时,北方游牧民族在接受中原先进农业文明之后完成了其封建化进程,这协调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缩小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④。赵相丽认为魏晋时期的士族庄园在承袭东汉传统的基础上,更讲究“向地卜宅”,延纳大自然的山水风景之美,体现了当时士人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包孕了隐逸文化和玄学思想⑤。孙彦认为,河西走廊地区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农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生产工具的进步和使用方面⑥。张安福全面系统地对唐代的农民家庭经济进行了探讨。⑦郝二旭认为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壁画和文献中有大量当时所用农具的形象资料和文字记载,对于研究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具有极高价值⑧。刘玉峰认为唐代均田农户经济不是完全自然自发地形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唐王朝有目的地加以规划培植的结果,均田制、户籍制、邻保里乡制、租庸调制、徭役制、府兵制等制度,共同对它进行了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和制度强制,带有明显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属性,具有突出的超经济特征。广大均田农户被唐王朝编制操控在一个严密的制度网络中,遭受多重的超经济强制和压迫。对于唐代均田农身份及其生产生活的自由程度与独立程度,不宜估计过高⑨。周尚兵认为唐代荆襄地区通过运用新技术培育出茶叶、襄器、朱橘、楚练生产等四大主导产业,使区域经济各要素得到了合理的优化配置,既形成了多增长极的产业结构形态,又有良好的运转绩效,从而造就了唐代荆襄经济的繁荣○10。郭华认为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关中地区已经出现了碾与农业用水之间的矛盾○11。李薇认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在农业思想中蕴含着忧患意识,劝君以农为本,重视救荒农作物的栽培,发展基于大农业观的多种经营等就是这种意识的表现○12。贾名党认为在元稹和白居易诗文中,蕴涵着丰富的农业思想,如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关注农民日常生活,力倡减轻农民负担,重视劳动力人口,注重行为实践等○13。李令福认为唐代引泾灌溉系统发生重大变化,原来以郑白二渠作为灌区的南北两条干渠,经过多次改建,郑国渠的渠首段到唐代中期逐渐失去效用,其下游诸水各自形成了独立的灌渠系统。唐后期的引泾灌溉系统以白渠为主,逐步发展成南北中三条干渠,灌溉体系趋向完善,发挥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4。汪永臻认为唐五代河陇区的农田水利开发为当时西北屯田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成为支撑唐盛世的物质基础之一○15。马发科认为隋唐北宋时期汝、颍水流域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1112○○1134○15汪永臻:《唐五代河陇地区的农田水利开发》,《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杨乙丹、何婧云:《浅谈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农业文化的交流》,《农业考古》2008年第1期。赵相丽:《魏晋时期士族庄园形成原因浅探》,《南方论刊》2008年第7期。孙彦:《试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农具与农业生产———以河西走廊墓葬壁画为例》,《农业考古》2008年第4期。张安福:《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郝二旭:《略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刘玉峰:《唐代均田农户经济的规划形成及其经济形态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周尚兵:《技术变革视野下唐宋间荆襄经济盛衰原因论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郭华:《唐代关中碾与农业用水矛盾及其解决途径》,《唐都学刊》2008年第1期。李薇:《论〈齐民要术〉农业思想中的忧患意识》,《管子学刊》2008年第3期。贾名党:《元稹与白居易农业思想述略》,《农业考古》2008年第1期。李令福:《论唐代引泾灌渠的渠系变化与效益增加》,《中国农史》2008年第2期。耿元骊:《“土地兼并”与唐宋间地权的流变》,《辽宁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天圣令〉复原唐〈田令〉中的“私田“问题———与何东先生商榷》,《文史哲》2008年第4期。王雪萍、吴树国:《试论唐宋之际土地交易控制的转变》,《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翟麦玲、谢丽:《辨析唐代的屯田与营田》,《中国农史》2008年第1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历史发展高峰时期,水利工程大量修建,局部便利的水陆交通,城镇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优越而又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对汝、颍水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①。李增高就隋唐时期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与稻作的发展状况进行论述。认为有隋一代,朝廷十分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唐代无论对水利建设数量、规模、水利设施的管理与使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水稻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并形成了河北中部、北部、南部三个较为集中的水稻种植中心②。刘再聪认为黄河上游长途航运全线开通最早出现在西汉晚期,航段从湟水流域至金城。北魏时期,航段从博骨律镇至沃野镇。唐朝,黄河航段从灵州上逆至会州乌兰县乌兰桥下。北宋黄河兰州至会州段出现放木情形,黄河上游航段全线开通。清中晚期以来,黄河上游航道逐渐进入繁盛时期③。畜牧业陈玲认为唐代的马政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它具有完备的马政管理机构和政策、优越的相马术和卓越的马匹杂交改良举措。唐代马政较之宋代更为优越,牧监范围更为辽阔,马政制度更为稳定,马匹数量更多。唐代马政制度受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对外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明显④。杜文玉、梁丽对五代的畜牧业经济进行了探讨。⑤手工业、商业与对外贸易黄义军结合考古学与陶瓷工艺学的成果,认为青白瓷起源于南方地区早期的白瓷生产,并不是仿照青白玉的结果⑥。于海平从唐宋时期江南地区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政府的支持政策、大规模的南迁移民等方面对该时期江南手工业发展原因进行探析,认为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也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异常繁荣时期⑦。赵瑞廷、康宇凤认为辽政权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统治策略,早期金银工艺几乎完全承接了唐的风格,有些金银器可能就是唐的遗存⑧。权奎山认为唐五代是定窑的创烧和发展时期,定窑的制瓷工艺技术受到了邢窑的影响,唐五代定窑的发展为北宋定窑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⑨。陈涛对唐代端溪石砚进行了详细考证。○10卢华语、潘林对巴蜀地区的酒业生产做了论述,认为唐代西南各地普遍酿酒,酒品较多。其地理分布与当时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走势大体一致。唐代西南地区的酒类中,黄酒占有重要地位,配制酒也出产不少。西南各地酒肆、酒家林立,宴饮之风盛行,也反映出当时酒业的兴盛○11。陈香认为唐代前期黄淮地区属于国家的经济重心,也是全国的丝织业重心。中唐以后,黄淮平原仍保持了传统并能够继续向前发展。蚕桑丝织业遍布所有的州县,贡绢州的比例也高于其他地区,仍为政府丝织品的主要供应地○12。朱艳艳认为六朝时期大量描写商人及商品经济的民间歌曲主要集中在乐府诗《清商曲辞》的《吴声歌曲》和《西曲》中。“吴声”、“西曲”中大量描述商人及商品经济的民歌出现,为研究六朝时期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3。高长虹认为隋唐时期陆路交通、大运河和海外贸易线路的发展和完善,使其沿线中心城市和重要港口在其影响区域内成为焦点或核心,与腹地之间产生强烈的互动关系,带动整个区域繁荣发展○14。程东宇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先后开始了对唐代商品市场领域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颇具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研究领域较陈旧、区域市场的研究不平衡等缺陷。唐代西南地区共有大小商业都会十余个,这些商业都会的兴起无不与当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物产资源的丰饶、交通条件的便利等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15。王涛认为唐宋之际,伴随着南方城市网络的形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南方城市市场也形成了网络状结构。作为一个整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11○○1123○○1145程东宇:《20世纪30年代以来唐代商品市场研究综述》,《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试论唐代西南地区商业都会》,《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8期。高长虹:《隋唐时期的区域开发与城市发展》,《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年第3期。朱艳艳:《试从“吴声”和“西曲”看六朝城市商业的繁荣》,《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陈香:《唐代黄淮地区蚕桑丝织业的发展》,《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卢华语、潘林:《唐代西南地区酒业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潘林:《论唐代巴蜀地区酒业》,《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马发科:《隋唐北宋时期汝颍水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初探》,《凯里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李增高:《隋唐时期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与稻作》,《农业考古》2008年第4期。刘再聪:《甘、宁、青地区的水运航道———甘、宁、青水上交通史研究之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陈玲:《论唐代的马政思想》,《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杜文玉、梁丽:《五代时期畜牧业发展状况初探》,《唐史论丛》第10辑。黄义军:《唐宋之际南方的白瓷生产与青白瓷的产生》,《华夏考古》2008年第1期。于海平:《唐宋时期江南手工业发展的原因探析》,《东南文化》2008年第2期。赵瑞廷、康宇凤:《唐代金银工艺对辽代金银器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权奎山:《唐五代时期定窑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4期。陈涛:《唐代端溪石砚考辨》,《唐史论丛》第10辑。体,这一市场网络在与北方城市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显示出了独特的地位,成为全国主要的商品发散地。南北城市间的经济运动也显现出了非均衡性的发展态势①。薛平拴探讨了唐代商人阶层的政治意识与自卫意识,②为唐代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宋健认为隋唐时期,西南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体系。其中广泛兴起的各种集市将市场活动扩散到农村各个角落,发挥出初级市场的作用。镇市则属于更为成熟的市场形式,与城市市场和跨地区市场关系密切,发挥着中心市场的作用③。尹向阳认为唐宋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模式发生着重大改变,由唐代市场管理模式的强权化特征而改变为完全控制市场的管理模式,设立相应的市场管理机构,制定相应的干预经济的政策法规,直接参与到市场的交易活动中,与民争利,并且逐渐完善前代的商品专卖政策,做到与民分利,实现官商共利,形成市场管理模式市场化特征④。贾志刚探讨了唐代军市问题,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⑤周加胜认为唐末黄巢起义后,海上丝绸之路并没有中断,刘岩建立南汉王朝之后,继续开展海外陶瓷贸易,延续发展了唐代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制度,加强了对藩坊的管理,取消了市舶使,扩大了押番使的权力⑥。郭友亮认为唐朝时期波斯、大食、西域等国商人纷纷来华贸易,而这种景象的出现与当时唐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交通以及统治者的开明政策分不开。同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对唐王朝社会生产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的繁荣、商业的繁荣与发展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⑦。车垠和认为从明州出海的唐朝商人能在九世纪后期主导对日本的贸易,得益于明州港在中日海上航线的优越位置开始发挥作用、浙东地区盛产丝绸和陶瓷等货物,为跨国贸易提供了可能、当时东亚贸易势力之主体———新罗张保皋海上势力覆灭,同时,日本对唐货也表现出强烈的需求,对唐商高度重视三方面因素。这一切都促成了明州出海唐商的迅速崛起⑧。拜根兴对张保皋海洋活动的原发力等问题做了论述⑨。朴天申认真考察了8—9世纪东亚海上的航线,分析了《道里记》记载的登州人入高丽渤海航线的内容,说明当时的交易船在东亚海上(包括黄海、东海)并不是只选择固定的迂回航线,而是选择了多样的直线航线。○10盐业Drek Flora Ortiz以四川、陕北、以及东南沿海等产盐地区为研究对象,从社会与国家的角度来探讨唐代晚期盐的重要性。认为盐业在唐代占有重要地位,至公元780年,唐王朝至少一半的收入来自国家的盐的垄断。安禄山叛乱之后,盐业垄断所得主要用于重建战后破败的国家、服务于君王群臣享乐。唐代对盐业的垄断成为广大贫民遭受不平等和剥削的主要根源,同时也是朝廷与地方之间贪婪与权力斗争,乃至更多利益冲突的关键因素○11。李三谋认为五代时期的解盐生产方式大体上承袭了唐朝后期的模式,基本没有变化。但在运销方面则颇具特点(除了后梁),后唐之后,实行官销、商销并行之制以及划区销盐制;在后晋时还一度施行过单纯的官卖,又创行转境“抽分税”。总体的感觉是政府与商争利,与民争利。而且,制定严酷的律法,以高压手段禁止民间触及朝廷的盐利范围○12。于赓哲讨论了唐代人均食盐量及盐的使用范围。○13妇女生产与消费勾利军、吴淑娟认为唐代妇女的经商具有被动性,多因寡居,生活无着不得已而经商。由于她们经济力量不足,只能选择投资少、资金周转快的行业,所以经商的行业面相当狭窄,仅限于旅店、餐馆、酒店等少数服务性行业。在经营过程中,不少人利用女性的特点经商,同时注意商品的质量问题○14。张剑光、张洁认为长安女性的消费欲望十分强烈,在饮食、衣饰、居住、交通、医药、宗教信仰、娱乐、教育等方面有较强的消费能力○15。介永强认为宗教消费是隋唐社会生活中一项重大消费,是一种非生产性消费。侈靡豪奢的宗教消费,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给隋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1112○○1134○15张剑光、张洁:《唐代长安女性消费研究》,《史林》2008年第5期。王涛:《唐宋之际南方城市市场网络的形成与繁盛》,《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薛平拴:《论唐代商人阶层的政治意识与自卫意识》,《唐史论丛》第10辑。宋健:《隋唐时期西南农村市场》,《传承》2008年第18期。尹向阳:《试论唐宋市场管理模式的变迁》,《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贾志刚:《唐代军市问题研究———兼析传统军市的终结》,《唐史论丛》第10辑。周加胜:《南汉时期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研究》,《求索》2008年第3期。郭友亮:《论唐代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的原因及影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车垠和:《明州出海唐商的兴起与东亚贸易格局》,《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5期。拜根兴:《论九世纪初张保皋海洋活动的动因》,《唐都学刊》2008年第3期。朴天申:《八至九世纪东亚交易航线考察》,《唐史论丛》第10辑。Drek Flora Ortiz:《盐统王朝:唐代后期的盐业、财政以及国家安全(英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期。李三谋:《五代时期的解盐管理》,《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3期。于赓哲:《唐代人均食盐量及盐的使用范围》,《唐史论丛》第10辑。勾利军、吴淑娟:《略论唐代妇女的经商活动》,《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唐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①。财政、税收与物价王万盈对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认为北魏存在地方财政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北魏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财权,地方政府制度外的收入不属于地方财政的法定收入范畴,“统收统支”是北魏财政的重要特点。渡边信一郎认为“调外帛”属于地方财政经费的观点缺乏根据。“调外帛”依然属于中央财政统管,北魏地方政府无权支配。北魏中央在剥夺地方州郡财政权力的同时,以“使职差遣”方式强化对地方的财权控制②。史卫认为曹魏建立户调制为北朝继承,孙吴最初则继续推行汉制,并结合曹魏制度做了改革。西晋统一南方后,孙吴旧制还有所保留。东晋门阀政治对南朝财政制度影响较大,南朝制度虽是北魏太和新制的重要参照元素,但是影响有限。太和新制,经过北周改革,最终形成隋唐财政制度。史卫认为北魏时期货币经济有很大发展,在政府财政收支中,钱也有广泛的使用,而且政府还曾有利用货币政策解决财政危机的设想。但是由于征收实物的租调制度的影响,北魏货币经济发展始终有限,绢帛等实物货币始终占据主要位置,甚至到了唐代还一直“钱帛兼行”,铜钱的地位十分虚弱③。操晓理认为粮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主要的大宗商品之一,贩运是粮食贸易的主要方式,同时粮食又作为实物交换媒介大量进入流通领域,农民、地主和封建国家都与粮食贸易发生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学术界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品贸易以土特产品和高档消费品为主的看法值得商榷④。任延芳、周倩倩分析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赋税制度变革⑤。朱红琼认为唐中叶时以两税法取代租庸调,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权衡了各自的成本收益后作出的选择⑥。谷小勇、张波对人丁为本农税制和东汉及以前赋役之法的历史渊源关系作了论述,认为晋唐时期各朝农业税制的内容及体系基本都在“人丁为本农税制”这一范畴内⑦。任艳艳认为三贾均市是唐京都诸市令管理商品交易市场货物价格的一项制度,不仅在京都,而且在全国各地也普遍实行,三贾均市与悬平赃物也有密切的关系⑧。孙德华研究了唐代赋税变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⑨。蒋福亚认为完整的《吏民田家》有两种组合形式。“吏民田家”加“吏民田家顷亩旱熟收米钱布付授吏姓名年月都”;“吏民田家”加《竹简(一)》中吏民缴纳“税米”、“租米”的简牍,再加“吏民田顷亩收钱布牒”。后一种组合早于前者,嘉禾四、五两年还继续存在着。在这一制度中,“税米”亩租额1·2斛恒定不变正是其核心和性质的集中体现;“租米”的由高及低和其它方面的变化,只是其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产物。估计这一制度最晚在黄武前期便已出现○10。王祥伟认为四柱结算法在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1。商兆奎、邵侃认为唐政府在对农产品价格问题的处理上是不成功的,没有建立行之有效的农产品价格的预报机制和应急机制,造成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直接影响了唐代的社会进程○12。程东宇认为唐政府改造新钱图利,引起盗铸之风盛行。为解决钱荒问题,唐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唐代统治阶级始终维护着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对钱币的认识总体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唐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3。区域经济魏新民认为三国两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开始了第一次南移,随之农田水利建设也向江南推进,这一变化不仅直接促进了后来“苏湖熟,天下足”局面的形成,而且也对中国古代农田水利建设的完善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彭安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苏北淮河两岸在南北对峙时期,南北方各政权都在苏北一带刻意经营,苏北地区在战乱频繁的背景下,经济上仍取得了一些进步,从而为隋唐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15。史卫认为魏晋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1112○○1134○15彭安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苏北开发及其影响》,《江苏商论》2008年第7期。操晓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粮食贸易》,《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任延芳、周倩倩:《浅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税赋制度变革》,《现代商业》2008年第26期。朱红琼:《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的制度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谷小勇、张波:《晋唐人丁为本农税制的历史渊源探析》,《农业考古》2008年第3期。任艳艳:《唐代物价管理制度刍议》,《理论月刊》2008年第7期。孙德华:《唐代赋税制度变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年第9期。蒋福亚:《〈吏民田家〉的组合形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王祥伟:《敦煌文书关于“四柱结算法”外欠帐务的两则资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商兆奎、邵侃:《唐代农产品价格变迁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3期。程东宇:《略谈唐代的钱币改造及控制问题》,《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8期。魏新民:《试析三国两晋时期的江淮农田水利建设》,《农业考古》2008年第3期。史卫:《六朝财政制度变迁与隋唐财政制度渊源略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北魏货币经济关系的扩大和财政制度的相对滞后》,《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介永强:《论隋唐时期的宗教消费》,《思想战线》2008年第4期。王万盈:《北魏存在地方财政说质疑———兼与渡边信一郎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南北朝时期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趋势下,北方出现了经济重心东移现象。河北经济地位不断增强,逐渐成为重要的财源基地,在东魏北齐时期,成为北方的经济重心①。薛霞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襄樊凭借其战略位置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地方实力派为了保障其庞大的军粮供应和维护社会的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襄樊的农业经济,魏晋时期地主大土地生产对于襄樊农田面积的扩大、生产工具与技术的改进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②。吴存浩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主庄园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既与这一地区所特有的自然环境有关,又与因北方战乱,大量流民进入南方地区有关。庄园经济的性质为综合性多种经营的带有休闲性的庄园经济,六朝时期南方地主庄园经济对于保护流民生产积极性,发展江南地区的经济,以及塑造江南世族政治上的惰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③。徐东升认为唐代有明确记载产麻布的州府明显多于宋代,麻布在宋代赋税收入中的地位也较唐代下降,这主要是赋税制度发生变化所致,不能因此而认为宋代麻布生产出现萎缩。宋代人口大量增加,绝大多数人的衣着等需求仍以麻布为主,宋代麻布生产总量应超过唐代。唐宋麻布的集中产区有所变化,质量较高的麻布均集中出产于江淮流域④。王承文认为岭南地区是唐朝境内最重要的金银产地和来源地。岭南的金银生产开始于六朝时代,至唐代则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大量“夷獠杂居”的溪洞地区被纳入金银贡奉的体系中。金银的普遍生产对岭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对金银财富的追求造成了岭南溪洞豪族与唐中央王朝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吏治的困难;另一方面,岭南在六朝既已形成的以金银为货币的传统,在唐朝则得到了新的发展,并进而直接影响了唐宋国家白银货币化的进程⑤。程东宇从茶叶的经济价值功能视角,认为唐中后期以前,巴蜀地区茶业经济较发达。种茶区域广泛、名茶众多,茶业经济已成为带动当地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但自唐中后期以后,茶业经济逐步呈现出衰退趋势⑥。关传友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皖西地区茶的饮用和种植获得了明显的发展。唐代皖西地区成为重要的产茶之地,茶是皖西人谋生的重要产业⑦。张剑光、陈巧凤认为唐至五代时润州农田水利建设比较兴盛,是南方水稻和粟、麦生产较为重要的地区,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迹象明显。在纺织业、金银器制造业和造船业等方面较有特色。润州城市的经济功能开始增强,城市消费的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唐末五代,润州作为江南北部经济中心的地位却在逐渐丧失⑧。张剑光认为无锡在唐五代时期成了江南经济的核心地区,社会比较安定,交通畅达,商业繁盛⑨。刘再聪认为唐朝对安西四镇地区的基层行政治理非常有效。乡里村坊名称出现于四镇地区,唐代的地方行政体制已经渗透到四镇的最基层○10。贾小军认为十六国时期,五凉政权立足河西农牧业,与外界进行经济交流,汉魏以来河西核心城镇发展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河西城市群,并且具备了后世河西城市的某些特点○11。赵航、张剑光认为唐代除申州和光州外,河南各州府都盛产粟,是唐代粟种植的最佳地区。河南地区的麦类生产呈大面积分布的特点,大部分都是小麦的重要产地。河南地区的水稻种植呈星星点点的分布状态,仅在部分州县种植面积较大○12。阶级、阶层与人口周健认为曹魏国家兵役主要由特定的家庭即军户承担,士兵及其家属专列军籍,士兵终身专职为兵,子弟世袭为兵。军户寡妇由官府配嫁给士兵,女儿只能嫁给士兵。士兵逃亡,罪及家属○13。王子今认为走马楼竹简所见“小口”称谓,透露出一些反映三国时期赋税史、财政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新信息。“大小口有差”的制度,在战国秦汉已经出现,历朝有所继承。走马楼竹简所见“小女”与“大女”的年龄界点应当在十五岁左右,估计“小口”与“大口”的界定也是如此○14。于振波认为孙吴时期长沙下品和下品之下户在民户中占绝大多数。上品户与下品户之间的家产,平均相差在20倍以上,甚至上百倍,贫富差别非常悬殊。与户赀记录所反映的贫富差别相比,政府在按户品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1112○○1134王周子健今:《:曹《走魏马军楼户竹制简度“述小要口》”,《考许绎昌》,学《史院学学月报》刊2》002800年8年第第3期6期。。史卫:《论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经济重心地位的形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薛霞:《论魏晋时期襄樊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吴存浩:《论六朝时期南方地主庄园经济》,《东岳论丛》2008年第1期。徐东升:《唐宋麻布生产的地理分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王承文:《论唐代岭南地区的金银生产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程东宇:《试论唐代巴蜀茶业经济》,《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关传友:《唐宋时期皖西地区的茶业》,《农业考古》2008年第2期。张剑光、陈巧凤:《从唐至五代润州经济的发展与变化看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张剑光:《唐五代无锡商业的发展与原因探讨》,《江南论坛》2008年第6期。刘再聪:《唐四镇地区基层行政治理研究———以于阗、龟兹两地村坊制度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8年第3期。贾小军:《十六国时期河西农牧经济的新发展》,《河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赵航、张剑光:《唐代河南地区粮食作物的种植分布》,《南都学坛》2008年第2期。出钱时所确定的标准,显然打上了“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的烙印①。黎石生认为走马楼吴简中的“士伍”、“岁伍”、“月伍”均为户籍身份。“士伍”籍具有世袭性,但只限于家庭中的男性成员,且可通过赐爵或立功等途径改变身份。“岁伍”和“月伍”可能与文献之“更”有关,“岁伍”系指戍边“一岁一更”者,戍边完毕、返回原籍后,仍以“岁伍”著籍。“月伍”则指“给郡县一月而更者”②。陈琳国认为十六国时期的依附关系继续发展,社会动乱虽然改变了内迁少数民族部民依附化的形式,但并没有改变其依附化的本质。营户不是前、后燕和后秦所特有的,而是十六国普遍存在的,它在改造内迁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和重塑少数民族面貌等方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③。胡阿祥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东晋南朝的侨置制度及其流变,复原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具体设置,例说了东晋南朝侨流人口的状况及其影响,考释研究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问题④。杨龙探讨了前燕政权所采取的各种人口管理措施,分析了前燕在人口迁徙及其管理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及其特点,认为这些措施加强了前燕政权的中央集权,有利于前燕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也是前燕能够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⑤。胡玉春认为大夏国虽然国祚短暂,但由于统治者对人口疯狂的掠夺,造成了境内人口的急剧增长。到赫连勃勃真兴年间,大夏国的人口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期,统万城的人口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点⑥。任玮认为汉晋隋以来,河南地区的人口在历朝居于全国第一位。唐初到天宝年间,河南地区人口数量呈现由低到高的发展趋势。而此后至唐末,人口数量则明显地下降,部分州郡甚至十几倍地减少⑦。周奇认为魏晋以降,历代王朝以行政手段将僧尼名籍纳于国家户籍管理的机制内,是中国古代户籍管理中的一个特殊内容。其目的是为了检括人口,防止伪滥,防止赋役流失。除对僧尼进行规范的管理外,还对伪滥和无籍进行打击并几度沙汰僧尼。但随着王朝政治的波动,僧尼籍账常规管理出现松弛和混乱,僧尼数量膨胀,最终导致武宗时期废佛事件发生⑧。陈金凤、吴庆忠认为唐朝政策律令虽然禁止商人入仕,但有唐一代商人入仕前后不断,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唐政府注重商品经济的发展,实行扶商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商人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努力寻求政治出路的结果⑨。张天虹认为在中唐至唐末大乱以前这段时间内,唐长安拥有百万人口是比较可信的事实○10。孔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问题丛生,其中人口整体数量和国家所能控制的劳动人口数量不足的问题最为突出。为解决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统治集团高度重视人口数量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伦理对策,这些对策有的不仅在实施过程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而且也丰富了中国人口思想的内容○11。梁建国认为唐贞观九年设置的乡长、乡佐,在贞观十五年就废罢了。但乡仍是县以下的一级区划,其功能即是通过“里正”来体现。从唐中后期开始,里正的职责范围不断缩小,不仅治安事务由耆长来负责,财税方面的事务虽然和唐代大体一致,但也增配了户长和乡书手来共同完成。在北宋前期里正的职责经历了一个转移的过程,由最初在乡村承担催税和圈派差役等事务,转而被派往州县承担衙前,直到至和年间被彻底废罢○12。黄兆宏认为伴随着隋唐政权对高丽的征伐战争,被俘获的高丽人不断迁入中原地区。唐高宗时期,高丽人开始入迁河西地区○13。薛政超以系列论文形式对唐宋时期湖南移民问题和《中国移民史》中的相关资料问题做了论述,认为安史乱后,虽然大部分的北方士庶选择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东南地区为迁入地,但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和一般民户仍选择迁移湖南。湖南邻境之人也因赋役繁苛等原因而迁来。唐宋时期的湖南迁出移民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唐末五代与南宋中后期,五代末马氏迁南唐是唐宋时期湖南最大的一支外迁移民。唐宋时期,有部分僧、道宗教移民迁来湖湘之地,这部分宗教移民以僧人为主,南方之闽浙和北方之陕晋,都是主要迁出地,而湖南之衡山与潭州诸山是主要迁入地。在迁移时间上主要集中于唐中后期与北宋时期,迁徙原因主要与佛道之学传授有关。《中国移民史》列有109个唐宋湖南移民实例,薛政超对其中在史料和史实方面存在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1112○13黄兆宏:《隋唐时期高丽人入迁河西问题考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于振波:《从走马楼吴简看其时长沙民户的贫富差别》,《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黎石生:《走马楼吴简所见“士伍”、“岁伍”、“月伍”考》,《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陈琳国:《十六国时期的“军封”、营户与依附关系》,《华侨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胡阿祥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版。杨龙:《试论十六国时期前燕的人口管理》,《东北史地》2008年第4期。胡玉春:《大夏国人口问题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任玮:《唐代河南地区人口问题管窥》,《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周奇:《唐代国家对僧尼的管理———以僧尼籍账与人口控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陈金凤、吴庆忠:《唐代商人入仕析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张天虹:《再论唐代长安人口的数量问题———兼评近15年来有关唐长安人口研究》,《唐都学刊》2008年第3期。孔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数量问题及伦理对策》,《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梁建国:《唐宋之际里正的变迁》,《南都学坛》2008年第2期。诸多问题的65例进行了考校,认为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的理解与引用有误、没有考察史料的史源等①。曹端波以系列论文形式研究了唐代社会阶层、户籍制度、人口流动与社会变革之间关系诸问题。认为唐宋之际,农民身份地位出现较大程度的提高,法律意义上的良贱界线泯灭。唐宋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不仅促进了国家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变革,而且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基层自治能力进一步增强。唐代中叶富民阶层的崛起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出现转型,由身份等级制向以财富为标准的贫富转化。唐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对国家政策、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型。唐代户籍管理的松驰,既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城乡之间人口的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唐代户籍制度的转型,是当时农民身份地位提高的重大表现,唐宋社会正是基于此而出现了一系列变革。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不仅有利于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土地资源配置的优化、赋役征收的合理化及乡村社会控制的转型②。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刘锡涛从湖池、河流、水旱灾害三方面考察唐代关中水文环境,认为唐代关中水文环境出现恶化的趋势,关中的水文环境恶化使得关中农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滞状态③。刘春雨认为东汉三国是气候由暖而冷的转型期,期间存在旱灾高发期,发生过特大旱灾④。李辉认为北朝时期北方地区低温灾害的发生具有较明显的集中时段和间歇时段,不同种类的低温灾害具有不同的高发季节,不同种类的低温灾害具有不同的高发地区。北朝时期国家在灾后采取一系列减免租调、徭役的措施。从减免地区来看,主要有针对受灾地区的减免、全国性的减免两大类,其中全国性减免措施较少。从减免对象来看,有面向全体灾民的,也有依据资产多少减免的⑤。何婷立认为隋唐五代时期的传染病主要有疟疾、伤寒、黄疸、蒸骨病、霍乱等。人们对这些传染病的病因、病症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并尝试了一些治疗的方法⑥。李福定、司家龙认为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保障事业大发展并日趋完善的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城市的稳定,把社会保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社区,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家庭赡养和民间救助为辅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唐朝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⑦。交通李广星认为曹魏由于战争的需要,不论是在陆路还是水路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逐渐形成了以洛阳、邺城、许昌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为曹魏统一北方、战胜蜀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以后水陆交通奠定了基础⑧。陈明认为汉唐时期,于阗地区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之一。在众多外来医药涌入的潮流下,一方面于阗医学文化没有失去本土的主体性,在医学典籍翻译和经验医疗中,仍使用沿袭于阗的道地药材和风土习俗。另一方面又受到印度、波斯、中原和吐蕃等诸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将印度婆罗门教文化体系内的生命吠陀医学知识佛教化,其做法甚至超过印度本土佛教。随着密教的兴盛,于阗医学又与密教结合,密教色彩在医学中的体现更加明显⑨。景兆玺认为唐代之前,中阿贸易主要通过陆上丝路进行,从唐代中后期开始,海上丝路快速发展并取代陆上丝路成为中阿贸易的主要通道○10。石云涛认为北魏时中西交通主要利用了从河西入西域的鄯善道、伊吾路,有时也利用吐谷浑之路。北魏时中西交通的开展,为隋唐丝路交通的高峰奠定了良好基础○11。张兴兆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水上航运问题,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海上交通大发展的时期,北方的近海水运形成了一些新的重要海港,江左———辽东航线与渤海海域航线上的水运颇为繁忙,南方与辽东的来往多有赖于近海航线。黄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水上交通的大动脉,曹魏及北魏等北方政权对黄河航运积极开发,三门峡及其以东峡谷航道不断得到整治。黄河上游部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11石云涛:《北魏西北丝路的利用》,《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景兆玺:《试论唐中期以后中阿海路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陈明:《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李广星:《曹魏之交通》,《沧桑》2008年第5期。李福定、司家龙:《唐代城市社区的社会保障》,《安康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何婷立:《隋唐五代时期常见的传染病及其治疗》,《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李辉:《试论北朝时期霜雪冻等低温灾害发生的特点》,《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对北朝时期灾后减免租调徭役措施的探讨》,《东疆学刊》2008年第4期。刘春雨:《东汉三国时期的旱灾研究》,《兰台世界》2008年第18期。刘锡涛:《浅谈唐代关中水文环境》,《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曹端波:《唐宋时期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与社会转型》,《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唐代社会阶层结构变革:由贵贱到贫富》,《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唐代户籍制度的转型与人口流动》,《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唐代户籍制度与社会变革》,《农业考古》2008年第4期;《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与社会转型》,《安顺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薛政超:《唐代中后期的湖南移民研究(755—875年)》,《邵阳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唐宋湖南僧道移民考论》,《邵阳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中国移民史〉唐宋湖南移民实例考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分河段及整个中下游河段都有航运利用。“黄河也曾千帆过”是这一时期并不少见的情形。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漕粮转运在黄淮地区及河北平原呈现出的兴盛面貌。河北平原由于人工运渠的修治及海河水系的形成,且受政治因素影响,内河航运有较大的发展。曹魏时期一系列运河的开挖将河北平原的水运南北贯通,以漳河为主体的海河水系有着颇具规模的航运利用①。马晓峰认为魏晋南朝包括陆路在内的各类交通建设出于战争的需要,促使各统治者致力于各自区域内的交通建设,从而在魏晋南朝形成了以建康为中心和各州治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②。王颜、杜文玉考察了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方的水路交通状况,对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的变化情况和南、北方新开凿或疏浚的小运河进行了研究;对这一历史时期各地的自然水道的通航情况做了考察③。其他王东洋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考课标准发生重大变化,而年劳标准的确立是其重要表现。年劳标准虽与政绩、品行标准有一定的矛盾性,但因能够适应官僚政治的运转,三者逐渐融合,对唐代考课标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晋南北朝各政权为防止考课中的作弊行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监察机制,主要包括监察机构参与考课的制度、考簿的管理及相关制度、勾检制度等。考课与监察是官僚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制度,二者的紧密配合是官僚政治正常运转的保障④。韦琦辉认为东魏、北齐普遍存在贪污现象。虽然东魏、北齐贪污盛行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治理贪污的失败是最主要的原因。贪污的泛滥使东魏、北齐国力迅速衰退,最终被北周吞并⑤。高凯认为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社会生活习俗大体反映在百姓取名和婚姻关系这两大方面⑥。王静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内迁、北方及中原地区人民的流徙,为饮食上的交流和融合准备了有利条件。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交流除了物态层面上的交流外,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交流⑦。曾国富认为五代后唐时期一度出现“小康”之局,表现在疆域扩大,国力强盛,四方来朝,局势安定,经济发展等方面⑧。朱江红对敦煌文书中涉及“物权”观念的内容进行解读⑨。刘再聪认为“村”概念出现于东汉中后期,直至隋朝“村”一直作为一种自然聚落的名称。唐朝开始推行“村”制度,将所有野外聚落统一名为“村”,“村”正式成为一级基层组织。“村”制度是唐朝革弊“求治”政策中的重要一环○10。朱雄伟认为中唐以后,禅林经济成为佛教寺院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禅林经济以普请劳作制、自行开垦土地、自给自足等为主要特色○11。宗亮、张敏对于蜀汉封爵制度作了论述○12。李锋敏认为北朝是佛教寺院经济发展扩张时期,寺院在经济资源的配置方面显示了其积极自主的特点○13。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1112○13李锋敏:《论北朝寺院经济的资源配置》,《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3期。韦琦辉:《略论东魏北齐的贪污现象》,《学术界》2008年第1期。高凯:《从吴简看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生活习俗》,《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王静:《魏晋南北朝的移民与饮食文化交流》,《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曾国富:《略论五代后唐“小康”之局》,《唐都学刊》2008年第1期。朱江红:《从敦煌文书中看唐五代时期的物权观念》,《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刘再聪:《唐朝“村”制度的确立》,《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朱雄伟:《试论唐代禅林经济》,《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宗亮、张敏:《蜀汉封爵制度考论》,《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2期。王东洋:《魏晋南北朝“年劳”考课标准的确立及其影响》,《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魏晋南北朝考课中的监察校正机制———兼论考课与监察的关系》,《扬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马晓峰:《魏晋南朝陆路交通的建设与管理》,《江汉论坛》2008年第9期。王颜、杜文玉:《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期。张兴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近海水运》,《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航运》,《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干支流航运状况考察》,《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的水运与仓储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28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平原内河航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2008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述评@尚平$首都师大历史系!100037
@魏明孔$中国社科院经济所!100836①李正图:《中国两千年中央集权时代土地所有制的结构性变迁》,《江淮论坛》2008年第4期。
②陈榕三:《闽台历史上的直接“三通”》,《现代台湾研究》2008年第4期。
③刘玉峰:《20世纪前半叶唐代经济史研究回顾》,《思想战线》2008年第4期。
④武建国、张锦鹏:《从唐宋农村投资消费结构新特点看乡村社会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⑤肖建乐:《试论唐代城市发展的原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⑥陈必昌:《唐宋寺院田产来源的变化与影响》,《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
⑦蒋福亚:《吴简所见吴国前期民屯———兼论魏吴民屯的区别》,《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期。
⑧王云芳:《论均田制历史沿革的影响因素———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从产权演进理论视角看均田制历史沿革》,《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⑨吴树国:《试论唐宋之际土地管理的强化》,《文化学刊》2008年第2期。
①王雪萍、吴树国:《试论唐宋之际土地交易控制的转变》,《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②翟麦玲、谢丽:《辨析唐代的屯田与营田》,《中国农史》2008年第1期。
③耿元骊:《“土地兼并”与唐宋间地权的流变》,《辽宁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天圣令〉复原唐〈田令〉中的“私田“问题———与何东先生商榷》,《文史哲》2008年第4期。
④杨乙丹、何婧云:《浅谈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农业文化的交流》,《农业考古》2008年第1期。
⑤赵相丽:《魏晋时期士族庄园形成原因浅探》,《南方论刊》2008年第7期。
⑥孙彦:《试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农具与农业生产———以河西走廊墓葬壁画为例》,《农业考古》2008年第4期。
⑦张安福:《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⑧郝二旭:《略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
⑨刘玉峰:《唐代均田农户经济的规划形成及其经济形态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0周尚兵:《技术变革视野下唐宋间荆襄经济盛衰原因论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1郭华:《唐代关中碾与农业用水矛盾及其解决途径》,《唐都学刊》2008年第1期。
12李薇:《论〈齐民要术〉农业思想中的忧患意识》,《管子学刊》2008年第3期。
13贾名党:《元稹与白居易农业思想述略》,《农业考古》2008年第1期。
14李令福:《论唐代引泾灌渠的渠系变化与效益增加》,《中国农史》2008年第2期。
15汪永臻:《唐五代河陇地区的农田水利开发》,《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①马发科:《隋唐北宋时期汝颍水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初探》,《凯里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②李增高:《隋唐时期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与稻作》,《农业考古》2008年第4期。
③刘再聪:《甘、宁、青地区的水运航道———甘、宁、青水上交通史研究之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④陈玲:《论唐代的马政思想》,《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⑤杜文玉、梁丽:《五代时期畜牧业发展状况初探》,《唐史论丛》第10辑。
⑥黄义军:《唐宋之际南方的白瓷生产与青白瓷的产生》,《华夏考古》2008年第1期。
⑦于海平:《唐宋时期江南手工业发展的原因探析》,《东南文化》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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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权奎山:《唐五代时期定窑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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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朱艳艳:《试从“吴声”和“西曲”看六朝城市商业的繁荣》,《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14高长虹:《隋唐时期的区域开发与城市发展》,《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年第3期。
15程东宇:《20世纪30年代以来唐代商品市场研究综述》,《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试论唐代西南地区商业都会》,《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8期。
①王涛:《唐宋之际南方城市市场网络的形成与繁盛》,《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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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尹向阳:《试论唐宋市场管理模式的变迁》,《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
⑤贾志刚:《唐代军市问题研究———兼析传统军市的终结》,《唐史论丛》第10辑。
⑥周加胜:《南汉时期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研究》,《求索》2008年第3期。
⑦郭友亮:《论唐代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的原因及影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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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拜根兴:《论九世纪初张保皋海洋活动的动因》,《唐都学刊》2008年第3期。
10朴天申:《八至九世纪东亚交易航线考察》,《唐史论丛》第10辑。
11Drek Flora Ortiz:《盐统王朝:唐代后期的盐业、财政以及国家安全(英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期。
12李三谋:《五代时期的解盐管理》,《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3于赓哲:《唐代人均食盐量及盐的使用范围》,《唐史论丛》第10辑。
14勾利军、吴淑娟:《略论唐代妇女的经商活动》,《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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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介永强:《论隋唐时期的宗教消费》,《思想战线》2008年第4期。
②王万盈:《北魏存在地方财政说质疑———兼与渡边信一郎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③史卫:《六朝财政制度变迁与隋唐财政制度渊源略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北魏货币经济关系的扩大和财政制度的相对滞后》,《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④操晓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粮食贸易》,《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
⑤任延芳、周倩倩:《浅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税赋制度变革》,《现代商业》2008年第26期。
⑥朱红琼:《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的制度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⑦谷小勇、张波:《晋唐人丁为本农税制的历史渊源探析》,《农业考古》2008年第3期。
⑧任艳艳:《唐代物价管理制度刍议》,《理论月刊》2008年第7期。
⑨孙德华:《唐代赋税制度变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年第9期。
10蒋福亚:《〈吏民田家〉的组合形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1王祥伟:《敦煌文书关于“四柱结算法”外欠帐务的两则资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2商兆奎、邵侃:《唐代农产品价格变迁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3期。
13程东宇:《略谈唐代的钱币改造及控制问题》,《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8期。
14魏新民:《试析三国两晋时期的江淮农田水利建设》,《农业考古》2008年第3期。
15彭安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苏北开发及其影响》,《江苏商论》2008年第7期。
①史卫:《论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经济重心地位的形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②薛霞:《论魏晋时期襄樊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③吴存浩:《论六朝时期南方地主庄园经济》,《东岳论丛》2008年第1期。
④徐东升:《唐宋麻布生产的地理分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⑤王承文:《论唐代岭南地区的金银生产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⑥程东宇:《试论唐代巴蜀茶业经济》,《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⑦关传友:《唐宋时期皖西地区的茶业》,《农业考古》2008年第2期。
⑧张剑光、陈巧凤:《从唐至五代润州经济的发展与变化看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⑨张剑光:《唐五代无锡商业的发展与原因探讨》,《江南论坛》2008年第6期。
10刘再聪:《唐四镇地区基层行政治理研究———以于阗、龟兹两地村坊制度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8年第3期。
11贾小军:《十六国时期河西农牧经济的新发展》,《河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2赵航、张剑光:《唐代河南地区粮食作物的种植分布》,《南都学坛》2008年第2期。
13周健:《曹魏军户制度述要》,《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14王子今:《走马楼竹简“小口”考绎》,《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①于振波:《从走马楼吴简看其时长沙民户的贫富差别》,《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②黎石生:《走马楼吴简所见“士伍”、“岁伍”、“月伍”考》,《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③陈琳国:《十六国时期的“军封”、营户与依附关系》,《华侨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④胡阿祥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版。
⑤杨龙:《试论十六国时期前燕的人口管理》,《东北史地》2008年第4期。
⑥胡玉春:《大夏国人口问题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⑦任玮:《唐代河南地区人口问题管窥》,《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⑧周奇:《唐代国家对僧尼的管理———以僧尼籍账与人口控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⑨陈金凤、吴庆忠:《唐代商人入仕析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0张天虹:《再论唐代长安人口的数量问题———兼评近15年来有关唐长安人口研究》,《唐都学刊》2008年第3期。
11孔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数量问题及伦理对策》,《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12梁建国:《唐宋之际里正的变迁》,《南都学坛》2008年第2期。
13黄兆宏:《隋唐时期高丽人入迁河西问题考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①薛政超:《唐代中后期的湖南移民研究(755—875年)》,《邵阳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唐宋湖南僧道移民考论》,《邵阳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中国移民史〉唐宋湖南移民实例考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
②曹端波:《唐宋时期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与社会转型》,《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唐代社会阶层结构变革:由贵贱到贫富》,《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唐代户籍制度的转型与人口流动》,《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唐代户籍制度与社会变革》,《农业考古》2008年第4期;《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与社会转型》,《安顺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③刘锡涛:《浅谈唐代关中水文环境》,《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④刘春雨:《东汉三国时期的旱灾研究》,《兰台世界》2008年第18期。
⑤李辉:《试论北朝时期霜雪冻等低温灾害发生的特点》,《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对北朝时期灾后减免租调徭役措施的探讨》,《东疆学刊》2008年第4期。
⑥何婷立:《隋唐五代时期常见的传染病及其治疗》,《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⑦李福定、司家龙:《唐代城市社区的社会保障》,《安康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⑧李广星:《曹魏之交通》,《沧桑》2008年第5期。
⑨陈明:《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0景兆玺:《试论唐中期以后中阿海路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1石云涛:《北魏西北丝路的利用》,《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
①张兴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近海水运》,《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航运》,《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干支流航运状况考察》,《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的水运与仓储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28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平原内河航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②马晓峰:《魏晋南朝陆路交通的建设与管理》,《江汉论坛》2008年第9期。
③王颜、杜文玉:《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期。
④王东洋:《魏晋南北朝“年劳”考课标准的确立及其影响》,《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魏晋南北朝考课中的监察校正机制———兼论考课与监察的关系》,《扬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⑤韦琦辉:《略论东魏北齐的贪污现象》,《学术界》2008年第1期。
⑥高凯:《从吴简看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生活习俗》,《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⑦王静:《魏晋南北朝的移民与饮食文化交流》,《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⑧曾国富:《略论五代后唐“小康”之局》,《唐都学刊》2008年第1期。
⑨朱江红:《从敦煌文书中看唐五代时期的物权观念》,《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0刘再聪:《唐朝“村”制度的确立》,《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
11朱雄伟:《试论唐代禅林经济》,《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2宗亮、张敏:《蜀汉封爵制度考论》,《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2期。
13李锋敏:《论北朝寺院经济的资源配置》,《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