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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民间艺术旅游年”。随着马年春节的到来 ,各种传统民俗活动蜂涌而来 ,各地的庙会、诞会、歌会、各种各样的节日 ,什么开耕节、补年节、青龙会、龙花会、九皇会、生菜会、龙母诞、妈祖诞、歌婆节、开唱节、姐妹节、军坡节、龙舟节、荔枝节、吃虫节 ,甚至大蒜、辣椒、豆腐都有节 ,土地、牛王、童子、婆娘都有诞 ,一些消沉已久的民俗 ,也被挖掘出来 ,大张旗鼓地进行。北京天坛搞了“祭天大典”,让千百万民众一览古代皇室庆典盛事 ;东莞市东坑镇二月二的“卖身节”,原只在附近镇区范围内进行 ,今年政府参预招商引资 ,竟有海内外 1 3万人参加 ;深圳下沙村元宵吃新安“大盆菜”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据说是为纪念宋帝 曰丙 蒙难之日曾于此地进此盆菜餐 ,今年竟发展为海内外宗亲 6万多人共进此餐 ,摆了 380 0席 ,被写进了世界吉尼斯大全。在浙江鄞县——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乡 ,由中央民委和当地政府共同举办了 56个民族的新婚庆典 ,编撰了《梁祝文化大观》,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这股民俗热浪还在滚滚而来 ,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势头反映了国人对民俗文化传统的认同。对传统文化的缅怀饱含着民族凝聚的情感 ,企盼传统的复归 ,实际上是对传统异化的一种抗争。这是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所带来的文化整合现象的一支插曲。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反对为民族文化设置壁垒 ,主张各民族在平等发展的基础上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 ,文化的交融是历史的必然。但一个民族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闪光点 ,占据领先位置 ,就必须优化自己的传统 ,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 ,充实提高自己 ,使之焕发新的活力 ,这也是我们民俗研究工作者的一个新课题。一、调整理念 ,重新评价民俗文化传统在当前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时期 ,民俗文化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我们必须调整理念 ,跟上时代的步伐。我完全赞同刘魁立先生的意见 ,“民俗不仅仅是一种文化 ,而且是一种制度 ,它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法、生活方式和对待事物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说 ,在某种意义上 ,它已是一种不成文的法律 ,乡规民约就是老百姓的法律。我还想补充一句 :民俗还是一种技能 ,像衣、食、往、行方面的技能——缝纫、烹饪、建筑、驾驶那样 ,我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它。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企业 ,大到一个国家。优秀的民俗工作者就是智者 ,就是军师、国师 ,就是姜太公、刘伯温。有了这个本领 ,就不是我们去求某个领导重视我们的这个学科 ,求某个企业赞助我们 ,而是他要请我们给他指点迷津 ,帮助他拓展商机 ,把我们的民俗技能转换为生产力 ,为他创造经济效益 ,创造财富。这样 ,我们这个学科的地位就确立了。这一理念的转换 ,需要我们去打通古今 ,沟通中外 ,更要关注民间的实情。在传统民俗文化中 ,绝大部分是民间的东西。如有形文化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风俗 ;心意现象更是民间文化领域的 ,如民间信仰、迷信、禁忌等。这些事象 ,在社会发展的正常时期 ,它是缓慢地变化着的 ;在社会发展的急剧时期 ,它会突变。特别是今天 ,我们的民俗理念急需现代化的转换。过去是“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要“领导服务新潮流”,“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过去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现在要讲“双赢”,“资源共享”;过去要“养儿防老 ,积谷防饥”,现在要“敢花未来钱”,“拉动内需 ,搞活经济”。这些理念的差别 ,有的是社会发展、人的思想变化造成的 ,也有的是由于小农经济思想的长期禁锢所产生的。这些思想不转变 ,不但束缚我们的研究思路 ,更影响我们的实际工作。举个例子 ,现在东南沿海一带引进外资数额比内地高得多 ,除了地缘的因素之外 ,思路很重要。我们要敢于让人家赚钱。亏本生意是没人做的 ,要“双赢”。外商到内陆投资本来就少 ,偶尔来几家 ,工商、税务、海关、环保等部门都想去分一杯羹 ,就把人家吓跑了。而有的该赚的钱我们又不敢去赚。境外不少文化咨询公司 ,业务范围包括人文景观的规则、楼盘的设置、房屋风水、择日、起名等等 ,不少涉及我们民俗文化的 ,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机构 ,不少企业跑到境外去请 ,而他们的水平又不见得比我们高。我曾经指出过一些境外公司设计的错误 ,他们也承认 ,并按我的意见修改了。他们的设计费是 30万 ,而我只是“友谊咨询”。不敢正视我们的知识就是一种技能 ,一种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知识产权。大钱不敢赚 ,小钱又不肯去赚。早些年北京“的士”,远的不去 ,近的也不去 ,跑中距离的 ,近两年这种情况好些。前年我到西北某县开会 ,住在该县一个比较高级的宾馆里 ,房间里有电话 ,只能内部通话 ,外线一律到总台登记、交钱。我问服务员 :为什么不可以把电话接到房间 ,收取服务费呢 ?答曰 :那多麻烦 ,再说也很琐碎。我说 :这不单是服务态度的问题 ,关键也是理念。“时间就是金钱”,晚几分钟 ,客人很可能在股市、汇市或生意场上损失几十万、几百万的。听得她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以为我在讲大话 ,观念陈旧、信息不灵 ,也是西北开发滞后的一个原因。调整理念 ,还有一个更重要方面 ,就是要关注民众 :他们的心理 ,他们的愿望 ,他们的呼声。最近求神拜佛的人多了 ,是他们心理不平衡 ,不要一味斥责群众落后、愚味 ,要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养 ;一些地区黄赌泛滥 ,恶性案件成灾 ,不要怪那些地区民风刁蛮 ,要检讨我们的工作。古语有云 :“政治清朗 ,则民风纯朴。”贪官污吏那么多 ,老百姓就有样学样 ,无样学戏台上。我们民俗工作者要敏锐地反映这些问题 ,供决策机关参考。不要老是纸上谈兵 ,在文本上兜圈子。民俗文化本来就是民间的东西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关注这些民俗事象 ,该抢救的 ,该改革的 ,该弘扬的 ,该革除的 ,一一在现代生活中找到它的位置 ,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潮流。我们关注他们 ,他们就会支持我们 ,我们的事业才会兴旺 ,才找到了根本二、贴近民生 ,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民俗是在人类谋生存的苦斗中产生的。人类要生存、要发展 ,就要趋吉避凶 ,保护自己 ,壮大自身 ,以创造理想的生活环境。民俗研究 ,理应为这种民俗文化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有效的决策。所以 ,民俗工作者必须熟悉各种民俗事象 ,精通各种民俗规程。因为民俗事象中往往包涵着深沉的意蕴 ,一般人是不容易体会到的。去年我到海参崴旅游 ,俄国导游讲了个《秘密警察》的故事 ,说在俄国有一个餐馆 ,凡是留着胡子的警察进去吃饭 ,他们都不收费 ,有一天 ,一个没有胡子的青年进去吃饭 ,也不给钱 ,服务员来算账 ,他问 :为什么他们不给钱我要给钱 ?服务员说 :因为他们是警察 ,你看他们那胡子。小青年听后把裤子一脱 ,指着下边说 :“我是秘密警察 !”听众只把它当作一个黄色段子 ,一笑了之。那导游后来补充了一句 :胡子是俄国人的尊严。他是远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我理解他的意思 ,因为列宁曾经在一本诗集上划出了一些句子 :士兵被剃光了胡子 ,把逃亡士兵打上烙印 ,把逃兵的父母锁在椅子上。列宁是把这些当作沙皇在新兵身上使用暴力的见证 ,导游则想以此说明胡子的另一层含义 ,一般游客没有领会。我家住在中越边境上 ,过去常因一些小事和越南人吵架。我们家乡有一种菜叫“安南菜”,越南人一听到“安南”这个词就光火 ,认为那是“亡国奴”的代称。但是不管怎么小心 ,还是经常用到这个词 ,如 :安南帽、安南妹等 ,因此常常吵架。和越南人吵架 ,也得按辈份尊称对方贱称自己 ,不能你我相呼 ,否则就要打架。不知道这些民俗 ,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一个地区、一个群落也是这样。广州有句俗话 ,说人生的两大乐事是 :“第一娶老婆 ,第二游波萝”。波萝庙是广州东郊的一座神庙 ,座落在扶婿江口 ,被认为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诞会十分兴旺 ,在一次海洋文化的研讨会上 ,先后有两位学者引用了这条俗谚 ,来说明当日的盛况 ,了解内情的人只好抿嘴偷笑。那是花花公子的戏言。那时游览波萝庙 ,多乘珠娘花艇 ,到埠后由蛋家姑娘背上岸来。在那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里 ,那是公子哥儿们玩弄女性的一条门道 ,怎能成为学术论文的依据 ?!对于这些民俗事象 ,我们必须吃透它 ,才好运用。要吃透它 ,必须对这些民俗事象进行综合考察 ,立体研究 ,这本身也是提高研究者的素质 ,壮大自身的一种手段。今年的龙舟节特别热闹 ,在屈原的故乡 ,在广东各地 ,都有大型的龙舟赛。广东还有一种风俗 ,吃“龙船饭”,由主办单位准备 ,请参赛的桡手和前来观光的宾客 ,以及主办村的全体村民饱餐一顿 ,饭菜不在好赖 ,主要看主人家是否热情周到。一定要让客人吃饱 ,菜肴中象征壮旺的烧猪必不可少 ,米饭中腊味、虾米、冬茹也需齐备 ,其余丰俭由人 ,关键是热情大方 ,所以基本是来者不拒 ,素不相识的人 ,主人都会笑脸相迎。有些村庄设一百多席 ,祠堂、广场摆不下 ,村民就把饭菜领回去 ,自行开席。不管多么富有的人家 ,都要去分一份 ,特别是要给小孩子吃 ,因为人们相信 ,吃了龙船饭 ,一年保安康。这一传统 ,已经传承了千百年 ,过去物质生活不丰的年代 ,龙船饭作为对桡手的犒劳 ,让他充满活力去拼搏 ,也顺便给全村老少一顿美餐。如今生活提高了 ,比龙船饭更好的饭菜人们长年可尝到 ,龙船饭已成为人们庆丰联谊 ,展示村中实力 ,打造文化品牌的一种手段 ,这一模式的变迁 ,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紧密相联。前年我们参加了番禺区的赛事 ,原准备夺魁的沙坑队早在四月八“出水龙”(把埋在水塘淤泥中的龙船捞起打整 )时 ,就由村支书亲自作动员 ,要求桡手把夺魁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书记亲抓训练 ,天天到场 ,从五月初一开始 ,每天开一百席 ,直到五月初七比赛结束。尽管比赛结果他们只得了第三名 ,但大家都公认 ,他们是龙头 ,是大哥大 ,因为一、二名雇用了外市的桡手。可是书记还是把他们的桡手训了一顿 ,认为公众舆论的赞许只说明了他们诚信得了人心 ,没有反映他们的技术水平。而这一点在龙舟比赛中是十分重要的 :某某龙舟队是省市的冠军队 ,这就是我们的品牌 ,是一笔无形的资产 ,它说明我们村民齐心协力 ,奋力拼搏 ,有技术水平 ,有经济力量 ,到这样的地方投资有前途 ,和这些人做生意可放心。我这才理解他们全力以赴抓这项赛事的原因 ,才理解桡手为什么连龙船饭都吃不下的心情。这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些风俗变化的内在原因 ,从中也可发现这些风俗变化的规律。这就比一般只从文本资料上比较研究 ,或用柳田的“重出立正法”去求证 ,会深入一些。现代民俗研究不应排斥多元化的手法对民俗研究的参与。弗雷泽的《金枝》堪称比较研究的典范 ,他的比较也多停留在文本资料上 ,就中引用到中国的资料2 9条 ,疏漏谬误计有 1 2处之多 ,可想而知 ,引用其他国家的资料也有这样的可能 ,这就是囿于文本的弊端。他也预计到自己的理论可能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 ,也可能会过时 ,但他书中所集录的信仰和习俗 ,依然会保留其效用。今天看来 ,这些集录的失误 ,将使它的效用大打折扣。民俗研究必须贴近民生 ,为经济建设服务 ,这种观点目前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但有的地方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急功近利 ,一哄而上 ,浪费民俗资源 ,把民俗资料商品化 ,把民俗文化的价值局限在经济创收方面 ,一些民俗工艺品粗制滥造 ,毫无文化艺术价值 ,所谓“应用研究”,也只是研究怎样用这些东西来赚钱 ,完全离开了学术研究的轨道。他们开办民俗村 ,举办民俗旅游节 ,不是为了弘扬传统民俗文化 ,提高旅游的文化品位 ,而是迎合各种旅游者的口味 ,特别是盯着跨境旅游者的钱包 ,把传统民俗文化变成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超级市场上的土特产 ,甚至摆出一些伪民俗产品 ,损害了民族的尊严。这是很可悲的。三、各师各法 ,创建中国的民俗学派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局面 ,许多行业都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民俗学是否可与国际接轨 ?完全可以的 !问题是怎么接 ,我们去接他们 ,还是他们来接我们 ?现在一般人的理解都是我们去将就人家 ,叫做“与国际接轨”,不管对方的做法是否合理。有些行业甚至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招牌 ,胡出新招 ,也不管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我想 ,与国际接轨不一定是我们去接他们的 ,他们也可以接我们的轨 ,洋人吃饭用刀叉 ,我们用筷子。吃面条、吃粉丝还是用筷子方便 ,不必都去用刀叉 ,也可以教洋人用筷子。现在全世界都有中国餐馆 ,中国的饮食风俗就够他们学的。民俗研究要有自己的特色 ,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民俗学是从西方传入的 ,现在我们沿用的许多方法也是西人创造的。什么比较研究法、区域研究法、索引研究法、方言周圈法、参与调查法等 ,而且多是从社会人类学方面借用来的。我国学者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讨 ,已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方法 ,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调查 ,杨成志先生的西南采风活动 ,钟敬文先生的中国文化三层说 ,都不是单一的研究方法的结果 ,并且比原西方学派的方法都有所发展。如钟敬文先生指出的那样 :西方人类学派常用的取今证古法也不能照搬 ,有些古老民俗今人也照着去做 ,但功能不同 ,如划龙船原有宗教、法术意味 ,后来成了纪念屈原 ,再发展为民间竞技娱乐 ,现更成为展示社区实力的手段。又如杨成志先生的三大流派说中的“人类学派”,就比泰勒、兰格进了一步 ,他通过非文学社会中形成的典型事象 ,来观察分析其文化常态和行为准则 ,如珠三角的自梳女、金兰盟 ,它不同于西方的同性恋 ,也有别于当代的非婚现象 ,那是一种封闭性的性仇视 ,是过去时代妇女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一种畸形反抗。澳门的醉龙会 ,原是中山的一种游艺团体 ,到澳门发展为渔行工会组织 ,现在是澳门 4 0 0多个民间社团的老大。这些单从民俗学的角度去研究是不够的 ,要充分利用多学科研究的成果 ,才能深刻解读一些民俗现象。所以 ,我很同意宋兆麟先生在“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专题会上的发言 ,他说 :“当今用单一学科的方法研究学问已经不够了 ,应该实行学科开放 ,既欢迎外学科人员来研究民俗学 ,民俗学家也要走出去 ,了解比邻学科的成就 ,最好运用多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1 ]的确是这样。《孟姜女故事》中有一个细节大家都很熟悉的 :滴血认亲。这一方法后来普遍为民间所运用 ,应该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现代医学有 DNA亲子鉴定 ,但二千多年前老百姓怎么知道呢 ?况且夫妻间并无血缘关系 ,又怎能验证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科学去解决 ,单医学还不行 ,恐怕还有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原因。这些方面我们有许多优势 ,民间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等待着我们去总结。这就要求我们跳出文本 ,深入田野 ,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 ,触摸他们的心理 ,感受他们的生活世界 ,他们对人生、对信仰、对文艺 ,另有他们的一套看法 ,另有他们的生活天地。我有一个博士生 ,最近做了一篇论文 ,《唱歌与敬神——客家妇女生活的两个领域》,为此 ,她先后到客家地区住了四个多月 ,天天与这些客家妇女生活在一起 ,和她们一起唱歌 ,一起走庵、走童身。她们有自己的香姻姐妹 ,自己的山歌会 ,自己的歌友 ,自己的活动场所。在山岗上唱什么歌 ,在圩镇上唱什么歌 ,在山歌会上唱什么歌 ,都有他们不成文的规矩。我们认为好的、编入一些“选集”公开出版的歌 ,她们说不好听。她们认为 ,好山歌要声音好、腔板好 ,歌文有意思 ;好歌手要名声好 ,识歌多 ,别人驳不赢的。她希望山歌彻底地民间化 ,希望有关领导和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 ,不要再以权威自居 ,妄加评品 ,为山歌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也许还能长出一些新鲜的枝叶。我很同意她的意见 ,以往我们的民俗研究 ,总是趋向于把某一民俗事象 ,从生活整体中抽离出来 ,从文献资料上比较分析 ,或者蜻蜒点水地做些田野调查 ,收集一些静态的事象 ,而忽略了人们日常的整体生活和周边的世界 ,因此也不能真切体验和解决这些民俗事象。那位博士生去住了四个多月 ,她说 ,没有和她们打成一片以前是听不到真正的山歌的。擂台上、舞台上演示的最多可以叫做“仿民俗”,我不叫它做“伪民俗”就算客气了 ,那不是真正的民俗。早在 1 990年 ,钟敬文先生就发表了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1 998年 ,他又针对我国的国情和某些国家偏重于单一民族的民俗研究的弊病 ,提出了建立“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主张 ,要求我们站在世界的高度 ,把中国各民族的民俗 ,摆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民俗中去 ,比较分析 ,深入解读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派 (见钟老在 1 998年 1 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学术报告 ) ,被誉为跨世纪的民俗学纲领。创建中国民俗学派 ,钟老为我们描绘了美好的蓝图 ,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要得到国际的认同 ,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 ,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一定的追随群体。现代社会迅速发展 ,经济不断转型 ,新民俗不断涌现。早些年福田细亚男就提出“都市民俗学”的问题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近年中国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出现了许多不种田的农民 ,村庄都市化 ,都市里也还保留着村庄 ,郊区一些洗脚上田的农民 ,虽然转为非农户口 ,他们依然保持着乡村的生活习惯。珠三角城乡一体化的格局正在形成 ,还出现了许多移民新村 ,新一代的客家人可能就要产生 ,由此而产生的新民俗也将层出不穷 ,民俗的传播也将加快 ,大融合是趋势 ,但无论如何 ,一国的特点还会保留 ,甚至一些区域性的特点也会保留 ,但传播中会有变异。广州饮早茶的风俗风行全国 ,但都变了味 ,粤菜的白切鸡很有特点 ,但饲料鸡、北方的老母鸡做出来就不好吃。饮食要因料烹制 ,才能创出品牌。民俗研究也是这样 ,要因时因地而异 ,才能搞出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民俗热”是件好事 ,说明我们的事业已引起了国人的重视 ,正如“中国结”勾起外国朋友对中国传统民俗的情怀一样 ,是件好事。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 ,要使民俗学成为经济发展的济世之学 ,开拓运作一定要有新思路 ,切忌短期行为 ,目标是使传统民俗文化在改革开放中更加发扬光大民俗传统的认同与复归——对当前“民俗热”的思考@叶春生$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民俗;;传统;;文化;;经济;;学派;;一体化民俗热与我国申奥成功、加入 WTO以及经济建设取得空前成就有关。国人的凝聚力增强了 ,引起了传统文化的缅怀。全球经济一体化 ,必然带来文化的整合 ,民俗热正是对异化的抗争。弘扬传统文化不能急功近利 ,要调整理念 ,关注民生 ,深入田野 ,创建中国民俗学派[1] 宋北麟.当代社会发展对民俗学的挑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