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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桂林山水的兴盛,固有其天赋其质的自然因素,更有其源远流长的人文因素。桂林从一个偏处一隅的蛮陬之地变为一个名重天下的岭南名城,无不得益于其政治、军事、交通地位的提高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山水风光的丽质动人。或可说,桂林山水的认知和传扬,其先决条件正是桂林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和发展。 一、桂林山水的兴起桂林山水之兴起与桂林的政治变化有莫大关系。桂林上古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春秋时属越;战国时服于楚。自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长沙、珠江两大水系,统一岭南之后,桂林的政治、军事地位开始逐渐受到重视。汉武帝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置始安县,桂林始有行政建置;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年)上升为始安郡;南朝梁大同6年(540年)更上升为桂州驻地,下辖24郡,桂林始有以“桂”为行政区划的名称。但直到这时,桂林仍然未形成为广西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中心,而且相对而言还比较落后、萧条。如《临桂县志》载,始安郡领县7,户3383,口22490余。平均每县编户竟然还不到500,其地广人稀萧条之状可见一斑。当时桂林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落后面貌,以及政治地位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对桂林山水的审美认识还处在一个初始阶段。虽然已有证据表明,桂林开始出现山水的游览活动,如桂林著名风景名胜芦笛岩发现南朝齐永明年间(483-492)佚名题游岩记年墨书,但有关对桂林山水的记载和歌咏的文献还相当之少,所见诸后世的仅有东晋庾阐虞山“虞舜像赞并序”(收录于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中)、后魏温子升虞山“舜庙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漓水》以及南朝宋景平年间颜延之歌咏96独秀峰的诗句等。唐朝以后,桂林的地位迅速提高。唐初于今两广、越南地置岭南道,下设广州、桂州、容州、邕州、交州五总管,桂林成为桂管驻地。“五管之地,桂为大,被山带江,控制数千里,西道通于交趾大理之区,南浮琼崖尽岛夷之国。”(宋唐弼《安远桥记》)“岭南桂、容、邕、交与广州咸属桂州采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桂管官员兼有岭南道按察使之职,拥有监察一道的大权。如开元18年(730年)桂州都督张九龄就兼任岭南道按察使。长寿元年(692年)修建南运河(相思埭)后,沟通漓、柳二江,与北面灵渠连成完善的水运交通体系,桂林由此成为滇、黔、桂、湘之要津、通津。政治地位的上升,交通的便利,大大促进了桂林经济的发展。从《元和郡县图志》的人口分布得知,桂州在开元年间至元和年间(713-820年),比起广西其他州人口增加了10倍以上。唐初武德年间在桂州设置“钱监”,长期成为唐朝铸钱的基地之一;桂州生产的铜镜开元间曾列为贡品。此外,桂州所产的“桂布”,行销京师及全国各地,大诗人白居易有诗赞道:“桂布白如雪,吴绵软如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经济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唐人莫休符在《桂林风土记》中曾这样描述当时桂州:“增崇气色,殿若长城,南北行旅,皆集于此”,“实五府之一都会矣。”(《全唐文》卷376任华《桂林送前使判官苏侍御归上都序》)这时,桂林已不再被畏如地狱般的瘴疠之地,唐太宗李世民赞其为“碧桂之林,苍梧之野,大舜隐真之地,达人遁迹之乡。”风光旖旎,山清水秀的桂林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自南朝颜延之咏独秀峰诗之后,桂林山水在千余年的时间中默默无闻,直至唐代,在柳宗元、宋之间、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这些亲历桂林甚至未到过桂林的文学大家笔下,桂林被描述得格外美丽亲切可人:“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杜甫《寄杨五桂州潭》)、“桂林无瘴气,柏署有清风”(白居易《送严大夫赴桂州》)、“桂林风景异,秋似洛阳春”(宋之问《始安秋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韩愈《送桂州严大夫》)、“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李商隐《桂林》);诗人任华甚至慨叹道:“则中朝群公邑知遐荒之处有如是山水,忘我尚可,岂得忘此山水哉!”(《送宗判官归滑台序》)桂林山水的声誉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中原达官文士度岭南来,不仅倡导文教,发展经济,官事之余留连山水,品题纪胜,而且已不仅仅停留于对桂林山水自然美的欣赏、赞美的认知阶段,以文人独有的审美眼光观照桂林山水,身体力行对自然山水进行人工开发,使之成为更宜人的可居、可游、可赏的艺术化山水园林。如元和12年(817年)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开发訾家洲,柳宗元留下了著名的《訾家洲亭记》;宝历元年(825年)李渤出任桂管观察使,先后对隐山、南溪山开发,“既翼之以亭榭,又韵之以松竹”,达到了“对他山之青翠,丝竹竞艺,宾僚满觞,歌声遏云,舞影临水,取乐今日,乡心暂忘”的最佳效果;元晦也是山水园林的积极营造者,会昌4年(844年)先后开拓了叠彩山、宝积山,使之成为“公私宴聚,较胜争美”之地。宗教的兴旺与参与也大大丰富了桂林山水的内涵。桂林的佛教肇始于东汉末年,成长于南朝,并随着中西南路交通的繁荣,在唐代达到鼎盛时期,成为广西乃至南方佛教的盛地。当时分布于城内城外的寺院有10余座,其中开元寺是鉴真大师第五次东渡失败后,从海南慕名而至驻锡一年弘扬佛法的著名佛寺;西庆林寺是南方五大禅林之一。桂林的道教自普陀山石林的瑞石进宫得宠,李靖奉旨建“庆林观”后,经久不衰。宗教与桂林山水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大改变和丰富了桂林山水的环境和格局。西山,地处城西郊,“峰峦互张,云木交映”,更因西庆林寺的兴建,成为“一府胜游之所”,普陀山,地处城东郊,“崇山巨壑,绿竹青松,崆峒幽奇,登临险隘,不可名状。”(《桂林风土记》)庆林观就选择在这个风景绝佳之地兴建。东西寺观,相互映衬,有“东西两奇绝”之誉。宗教文化与山水的融合,使得“过者竦然起敬,游者终日忘倦,信乎为八桂仙境之最”。总之,唐代桂林山水已得到普遍的开发和游览,形成了以独秀峰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东到尧山、七星山,西到隐山、西山,北到虞山、宝积山、叠彩山,南到象鼻山、南溪山的山水园林胜景已然成型,形成了城中、近郊、远郊三环山水园林景观。桂林山水因之而声名远播,从而为宋代桂林山水的鼎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桂林山水的鼎盛北宋统一岭南后,于至道3年(997年)将岭南道析置为广南东路、广南西路,桂州成为广南西路治所。下辖26州、72县,其辖境除今广西外,还包括今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地在内。设置了经略使、转运使、提点刑狱诸官,不但负责本路军务、政务、财赋、司法,并兼07理越南、大理的外交事务与对外贸易,从而确立了桂州在岭南西部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南宋偏安江南,迁都临安,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岭南成为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桂州又是高宗赵构的潜邸,于是绍兴3年(1133年)被升为静江府,政治地位进一步增强,得到了中央朝廷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经营。这时,桂林的经济在原有基础上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纺织、冶炼、酿酒、制瓷、竹木器等比较发达,不少产品闻名全国。如《宋史·食货志》称:“临川、隆兴、桂林之铜工,尤多于诸郡。”桂林所产的名酒“瑞露”,系用广西经略安抚使官署前的井水酿制而成。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称:“广右无酒禁,公私皆有美酿,以帅司瑞露为冠。风味蕴藉,声震湖广。”桂林一时冠盖云集,五方辐凑,已成为南宋著名的一个商业城市。宋人汪应辰《桂林馆记》写道:“崇墉复宇,显敞壮丽,通衢之广衍,之阜盛,称其为都会之府”,时誉称为“西南会府”。宋代桂林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为桂林山水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奠定了必要基础。这时期,桂林山水风景建设在唐代开发山水的基础上进入高峰时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城内所有山林洞窟湖泊悉数成为园林之地。宋代虽国势积弱,但却抑武扬文,促使宋人重文重游,热衷于以文载游,以文记游。宋代文人推重理学,因物及理,因景言理,因游得理,这既不同于唐人寓情于景的游览宗旨,也不同于六朝于象中索玄的游览宗旨,而是于景中取理,更重游理,讲究欣赏景物的理趣,着重格物致知,明性见理,旨在领略自然与人生的关系及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强调知与行的统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宋代文士大夫形成游览重理趣的浓郁氛围,通过他们对山水景物的讴歌,乃至修葺、改造,为江山着装增色,使江山更为美丽,从而在盛唐文化的基础上凝聚起一座文化高峰。这一风尚对桂林山水开发和游览也同样有很大的影响。桂林作为宋代尤其是南宋着力经营的大后方,一大批文人官吏先后抵桂任职,例如北宋有燕肃、李师中、章岘、曾布、程节、余靖、米芾、胡宗回、王祖道、张庄等,南宋有张孝祥、范成大、张维、张木式、詹体仁、朱希颜、李曾伯、吕愿忠、方信孺等。大批文化人南移,带来了文化的渗透。他们在桂任职期间,无不从事山水园林的营建。由于这些文化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在文学艺术上多有造诣,因而所造山水园林同样有深远的诗境、画境、意境。胡宗回“负抱才业,厉扬中外,所至有声”,他在伏波山所修的“蒙亭”超凡脱俗,成为一时之伟观;程节“渊论胸襟”、“恬澹擅宇”,因而他所建的“八桂堂”有江南园林的雅趣,在唐代逍遥楼旧址上修建的“湘南楼”更是精美雅致,胜概绝伦;范成大在桂林所修建的园林,无不包孕着浓重的文化意蕴,修“正夏堂”,请了书法名家杜易为其题匾,修“骖鸾亭”,则是因唐代韩愈咏桂林诗“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而名,修“碧虚亭”,则以唐代郑冠卿于七星岩内遇日、月华两仙翁的传说故事而小筑其处。正是这些著名文人构筑的绝伦山水景观,如诗如画,引人入醉,令人流连忘返,成为当时文人墨客雅聚唱和的佳处。当时一些地方官员和文人学者还十分热衷于搜奇探幽,常利用公事之余,寻访山水奇胜处,一旦发现,即设法辟为游览之所。如普陀山的“曾公岩”,就是宋元丰年间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曾布发现并命人开凿的,很有“小桥流水人家”的诗境,“自是州人士女与夫四方之人,无日而不来,其岩遂为桂林绝观。”这样,桂林城郊很多僻远的风景点都被开发,成为人们乐于探幽寻游的佳处。宋代山水园林的营建,促使了游览活动的蓬勃开展,而游览活动的兴旺更对山水园林建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桂林山水园林很多都是官吏文人游览之后才予以营建的。如程节聘步纵目,游览了一境之美的龙隐岩后,便决定在此兴建“释迦寺”,成为当时桂林四大名寺之一,所谓“两阁翼飞,万瓦鳞次,中俨佛像,依风磴云峻峭,焕云崖之缥缈”;张孝祥在游历西山西峰之后,在此建造了“千山观”,该观“高爽闳达,放目千里,晦明风雨,各有态度”。宋代桂林的山水营建,不仅致力于“山、洞”,更着意于“水”。桂林自然形成的河流有6条,东有小东江、灵剑溪,南有南溪河,相思江,西有桃花江,漓江自北而南穿城而过,纳东、南、西诸水,而成为桂林主河。这些天然水网,使桂林成为山环水绕,山水相依的天然水局。尽管桂林山水美轮美奂,在唐代时已闻名遐迩,为人称道,但宋代人仍认为桂林山有余而水不足,而水可以宣泄风土郁蒸之气,润泽城郭,“环城有水,如血脉之荣一身”。基于这一认识,宋人采取了人造水景,最初是出于军事防御之需,在城南挖掘了“南阳江”(榕溪),在城西开挖了“壕塘”;后又开挖疏浚了西山下700亩西湖,使其呈现“苍茫皎澈,千峰影落,霁17色清秋,景物辉煌,转盼若新”的景观。为了补水之不足,将诸水连成一体,又“于城北当道穿渠,其流东接漓江,西入西湖,达于阳江”。这条人工河渠就是北宋崇宁间王祖道开凿的“朝宗渠”,经范成大、方信孺继踵“鸠工增缮”,使得桂林城中的一湖、一渠、三塘(阳塘、壕塘、揭帝塘)、天然六水相互串连起来,形成桂林环城水系,将沿岸早已开辟成游人如织的众多风景名山以水路串连。加之宋人充分认识到水的妙用,着意在水畔兴建亭台楼榭,如湘南楼、八桂堂、泛绿阁、朝阳亭、熙春台、栖霞寺、释迦寺、环翠阁、骖鸾阁、怡云亭、得月楼、蒙亭、癸水亭等。使山水景观更富有诗情画意,构建了宋代桂林完整的水景体系,形成了宋代最有特色、最为普遍的水上游览活动。可见,宋代桂林山水游览之兴盛得益于唐宋时期桂林政治地位的上升、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大规模、大范围的山水开发营建。宋代文人士大夫浓郁的游览重理趣的氛围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桂林山水在唐代已为文人墨客所尽情讴歌,但其真正奠定地位的却是在宋代,准确地说是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志岩洞》中说:“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嘉泰元年(1201年)王正功则首次提出了“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广为流传的著名命题,成为对桂林山水的定评。 三、余论元明清时期,朝宗渠逐渐淤塞,西湖也淤积严重,至明末仅余一线流水出注漓江,自明代筑虹桥坝引阳江水由象山入漓后,雉山水路枯涸,游踪渐绝,难有往昔放游之便利,环城水系游览日渐式微,有关泛舟内容的石刻骤然减少,宋代舟游山水盛况已无复再现。以最能反映山水游览活动状况的山水题刻观之,元代治桂92年间,仅存石刻31件,其中山水题刻不足40%,反映了宋代刻石纪游风气已成为一种历史和追忆,各处风景均游人聊聊或遭荒弃,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普遍存在崇武轻文的风尚及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程度。明代石刻数量上虽有上升,但内容题材上大量出现了以镇压少数民族起义为主题的“平蛮”石刻,即使是不多的山水石刻内容也无不充斥“平蛮”色彩,罕见一般文人即兴之作。清代桂林的社会已相对安宁稳定,名人辈出,大批文化名流相继抵桂,从而使石刻呈现复兴态势,但山水纪游石刻仅占40%,也远未达到宋代的高峰。桂林石刻始于南朝,兴于隋唐,盛于两宋,低落于元,繁荣于明清,这一发展轨迹也正是历史上桂林山水游览活动的发展轨迹。这种兴衰起伏,反映了桂林的发展历程。岁月的风尘湮没不住过去的辉煌。如今的桂林,凭藉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承继着先人的遗风流韵,已发展成为中外著名的风景游览城市,城在景中,景在城中,城景交融,全世界绝无仅有。为了改变桂林与山水极不协调的落后、平庸的城市风貌,桂林市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水为纽带,做好水的文章,“两江四湖”建设工程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现在,这项工程的一期工程已经完成,环城水系在千年之后重光,环城水上游览业已成为桂林旅游的热点,实现了桂林城市“连向历史,通向未来”,昭示着桂林山水游览又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桂林宋代山水游览活动略论@谌世龙$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管理系!广西桂林541004桂林;;宋代;;游览;;山水题刻桂林山水自古享名,其游览活动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环城水系泛舟游成为一大特色,奠定了"山水甲天下"的历史文化的基础,对今日桂林旅游业发展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1] 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桂林石刻(上)[Z].桂林:内部资料,1977.
[2] 谌世龙.桂林石刻概略[A].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建馆十周年纪念文集[C].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3] 王淑良.中国旅游史[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
[4] 刘寿保.论桂林古代山水园林[J].社会科学家,1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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