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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博士曾经说过:“中国人被称为不善于航海的民族,那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在航海技术上的发明随处可见。”[1]坦普尔也同样认为:“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指南针、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2]海陆兼备的地理特征孕育了中国文化的二元性—陆地和海洋文化。出土于太平洋西岸浙江河姆渡的距今7,000年前的木桨,证明了中国海洋文化的悠久历史。发轫于汉武帝时期横跨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所承载的中华文明让遥远的异域为之侧目。如果说远古先民的海上航行还带有偶然性或缺少商业意识的话,那么至西汉中期以后扬帆于周边海域的中国商民则已完全具有海上贸易的性质了。一先秦时期海洋文明的发轫海陆相维的文化架构是中国海洋文化历史的鲜明特征,丰富灿烂的海洋文化和发达的海上交通是自古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历史积淀的直接反映。广泛分布的贝丘文化遗址和众多渔盐舟楫遗物的发现、夏商周时期沿海疆域统辖管理格局、质朴而朦胧的海洋文化意识以及沿海地区商贸交通网络的形成,都为秦汉以后中国陆-海统治模式及传统贸易与外交体制的形成奠定了悠久而深厚的历史基础。先秦时期文明社会的形成促动了海洋活动的拓展和深化,并呈现出多方位的特征。第一,沿海活动遗迹广泛分布。现代考古证明,从辽宁的长山群岛沿中国海岸南下直至环珠江一带岛屿与海南岛等中国沿海地带,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海洋文化内容。人类在与海洋的广泛接触中,留下了分布广泛的文化史迹。至今尚存的遗址遗迹向我们展示了滨海的先民们对滨海生活环境、海洋气候及航海工具的初步认识,以及对沿岸近海区域交通的早期开发。广西东兴贝丘遗址,海南三亚落笔洞,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贝丘遗址,台湾长宾文化,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舟山群岛新石器时代遗址,山东墨贝丘遗址以及辽东半岛珠山遗址等等都是最典型的代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北亚地区“石棚文化”的发现,为我国早期海洋文化远播朝鲜、日本提供了有力佐证。大量考古事实充分说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海洋生产沿岸航行技术,为更广阔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毋庸置疑,这些都代表着中国海洋文明的滥觞。第二,早期海洋文化意识产生。检阅先秦典籍,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关于海洋文化的记述,这意味着早期海洋文化意识的萌生。《山海经·北山经》中记载:炎帝的女儿女娃在东海游泳,但因溺水而亡,因此化为精卫鸟,衔拾西山上的木石,发誓言要填海。这就是家喻户晓的精卫填海的故事,也是我国最早关于人海关系的一段凄美传说。而在《列子·汤问》中记录了殷汤与夏革谈论海的一段对话,则是基于当时人们的海洋实践而产生的对海洋丰富的想象。夏革说渤海的东面不知道有几亿里,在那里有无底的深谷叫作归墟。陆地上江河湖海的水流向里面,但也不并能使归墟的水面有所增加或减少。在遥远的大海上有岱舆、员峤、方壶、瀛洲和蓬莱五座神山,这些山上下周长大概有三万里,仅山顶就有九千里之远。上述神山相距有七万里,上面皆是金银玉石,珍禽异兽。上有珠玕之树,人食之后可以长生不老。而且这些神山上所居住的都是神仙,他们在众山之间飞来飞去,一天一晚可往返很多趟。但是这些神山都没有根基,常随着波浪上下波动。仙人们感到不满足就将此事诉之玉帝,玉帝也恐怕众神山漂流到极西的边地,因此就命令海神禺强让15个巨鳌把神山托起,分为三番,每六万山交换一次。这样五座神山才开始固定在海上。如果说神话传说还带有较多虚诞成份的话,那么先秦典籍中有关记载则是已蕴含了某种政治意味了。《大戴礼记·少闲》谓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尚书·君奭》篇云“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尚书·禹贡》称“(声教)讫于四海”,《淮南子·原道训》言禹“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至夏商时有夏启“德教施于四海”(《帝王世纪》,《太平御览》卷82引),“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诗经·玄鸟》)的记载,这是夏商时人的“四海”观。当然,这里所言的海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海洋观念,仅是一种在地理观念上朦胧的想像和猜测。第三,传统海疆意识已经萌生。据《尚书·禹贡》记载,夏禹时期疆域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其中冀、兖、青、徐、扬五州为海疆。在早期华夏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王朝,东疆至海且幅员较夏更为辽阔,海疆管理开始加强。当时商朝东部沿海主要有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湔发、文身等民族。《伊尹四方献令》曾记载了伊尹曾请以法令的方式规定东部的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等各地的进献贡品:鱼支之鞞、吴鲗、之酱、鲛盾、利剑;在正南方向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等地进献: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周公东征以后,殷商东部遗民的势力衰落,周王朝在海疆的控制力有所加强。至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沿海的燕、齐和南方沿海的吴、越都已发展成为沿海的重要诸侯国家。先秦时期沿海国家对海洋疆域的初步划分和管理,对秦统一后海疆统辖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第四,航海能力的提高和海洋经济的发展。航海技术和海洋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体现着海洋交通的能力,也反映出时人对海洋的认识程度。从航海交通工具来看,舟、船等船海运载工具的发明具有重要意义。考古研究证明,独木舟和早期的海船是沿海先民沿岸航行的主要海上交通工具。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造船始于夏代,商代已经出现了长方形的木板船,行船动力已用风帆,更有掌握航向的舵桨,商人已初步掌握了船的平衡性和稳定抗沉性能。《诗》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说明在商早期已有了相当的航海成就。木板船的出现,是我国古代水上交通工具发展史的一大进步。商末“箕子去国”与“殷人东渡”甚至可以看作中国先民的早期“大航海时代”。春秋末期,吴越齐等国水战使用的大翼船已经相当庞大,《越绝书》引《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记载当时的大翼船,长十丈,宽一丈五尺二寸;中翼长九丈六尺,宽一丈三尺五寸,最小的小翼船长九丈,宽一丈二尺。可见当时沿海各国造船技术的发达。此外,《越绝书》中还记载,越王勾践攻伐吴国之后,迁都山东琅琊,并在海边建造瞭望台,台的周长达七里。当时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善于水上活动。因此,勾践还吴国之后,开始招募勇士八千人,并建造海上兵船三百艘用以水战。最后越国战胜宿敌吴国所依靠的正是强大的水军。与越国相邻的吴国地理环境也非常优越,海上运输也有悠久的历史,被人们称为“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国家。而滨海齐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相当高,史载“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说范·正谏篇》)当然,航海能力的提高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齐人和朝鲜已有广泛的海上商贸活动。《管子·揆度篇》提到,齐桓公问管仲:“吾闻海内玉币有七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朝鲜之文皮,一荚也。”这应是较早的中国早期海外贸易记录。海洋区位优势的充分发挥,海洋渔业和海上运输贸易的发展使包括齐国在内的燕、吴、越等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强大的诸侯国。考古迹象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国沿海先民已能驾船航行在浩渺的太平洋上。凡此,都可以看出当时沿海地区的航海能力和海洋经济发展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船舶的普遍使用也标志着航海的需求和海洋文化的发达程度。总之,追寻海洋文明的历史足音,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考古发掘的先民遗迹与遗物、典籍记载,还是神话传说,这一切都向我们展示了远古沿海先人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程度,虽然这种海洋意识还仅仅停留在粗浅的层面上,但已呈现出海洋文明的曙光。二秦汉时期海上商业力量的初步发展作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秦汉王朝的建立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经几个世纪的经略,秦汉海疆已完全纳入传统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之中,秦汉郡县沿海地区的管理举措奠定了后世海疆统辖的基本模式,对重陆轻海格局思想的形成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同时,随着海疆统治日趋强化,航海技能的不断提高,沿海地区规模化的远洋贸易开始萌生,形成于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闻名于世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贸易航线之一。海上商业力量主要体现在造船、舰海技术和贸易规模等方面。秦汉时期穿梭于周边海域和外洋的官民商船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也是早期中国海上商业力量的实力展现。秦汉时期海疆自北而南包括十六郡:辽东郡,包括了辽宁东部和朝鲜的西北部。辽西郡,包括了今辽宁西部和河北秦皇岛、昌黎、乐亭一带。右北平郡、渔阳郡、巨鹿郡都有临渤海的部分。齐郡临渤海,琅琊郡、东海郡临黄海,从山东半岛直达长江以北。秦会稽郡、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的海岸线则从江浙一直延伸到越南的海防。从渤海湾到北部湾漫长的海岸线上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海防体系,造船业和海外贸易的进行也已纳入国家管理层面。伴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当时中央与地方已设立了专门的造船机构,关中、长江沿线、燕齐沿海、南海、洛水一带等地成为主要的造船基地。秦始皇曾派大将率领用楼船组成的舰队和楚国交战,汉朝已能动用多达千艘的战船进行江海作战。景帝时的吴国,取江陵之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3]汉末公孙述“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因以帛饰其兰槛,故名。[4]秦汉时期除了能够生产多种类型的战船外,商用船只的性能、种类和数量上较前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我国南部海域乘大船起航,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到达西罗马帝国。所以,李约瑟说:“你们的祖先在航海方面远比我们的祖先来得先进。中国远在欧洲之前懂得用前后帆的系统御风而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在中国航海史上从未用过多桨奴隶船。”从秦汉时期水路交通工具的发达状况来看,也反映出这时海运之发达。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临近广东的南海地区,有犀牛、大象、玳瑁、珠玑、银、铜、水果和布匹。中国的海商因为贩这些物品而多能致富。番禺,即今天的广州市在当时是一个大的海港。从合浦、徐闻向南入海,过今海南岛、七洲洋向南航行五个月,到达都元国,再向南行四个月到达邑庐没国,又行二十多天到达谌离国,从此西行则有黄支国。因为均为沿海地区,所以这些地区的风俗与中国的广东、海南较为相近。由此可以看出,今天的中国至东南亚及印度半岛沿海一线的贸易航线在汉时便已开辟。当时航线上专设“译长”之职,为中外贸易提供翻译服务。这种职务的设置也说明了当时中外贸易的规模和经常性。而且当时沿海商民也有多兴贩入洋者,民间贸易多是海上航线的先锋。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桂阳太守周憬,亲见此郡“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源”。憬又命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5]值得一提的是,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中国海外贸易发展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远销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已成为地中海世界的珍品,海外诸国的香料、金银器、宝石、琉璃器等货物亦从海路运来中国。由于海外贸易发展,汉代在重要出海港设置收税官吏。有史可考和最初记录的是于前汉时期在沿海港口创设左右候官,如在徐闻“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6]元始元年(公元1年)6月“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7]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例如番禺、徐闻、合浦(今合浦附近)、龙编(今越南河内)、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和桂林(今桂林)等。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和中西贸易的主要航道。因此,可以说肇端于公元前11世纪连接朝鲜半岛的东海丝绸之路和汉代中期远涉至今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等地南海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中国与海外各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证明了当时中国海上商业力量的发展状况。由此综观,秦汉时期造船业和海运能力较之前代已有了显著提高。尤其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是秦汉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直接证明,沿海重要商港侯官的设立开我国稽征关税之先河,表明了汉政府已开始关注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海上商业力量已逐渐壮大起来。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商业力量的继续发展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没有阻止海上商业力量的继续发展,相反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对峙和纷争的局面,促使沿海的地方政权为了生存、发展而采取比较积极的对外政策,沿海各地利用海洋的地理优势广泛开展与海外的贸易往来。因此,可以说魏晋时期是中外海外贸易的继续和发展阶段。首先,朝贡贸易得到发展。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带有商业性质的贸易交往称之为朝贡贸易。魏晋南北朝时代,朝贡贸易圈有所扩大。对外贸易涉及15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经营方式一是中国政府派使团出访,一是外国政府遣使来中国朝贡。早在三国时期,临海的魏与吴就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和对外交往。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倭国女王遣使朝献,魏明帝则回赠大批丝织物品和金银等物。黄初五年(公元226年),吴王孙权时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与南洋各国通商,他们将所经过或耳闻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各立传记。[8]同年,孙吴政权置广州(郡治今广州市),加强南方海上贸易的经营与管理。晋代基本上仍保持着与林邑、扶南、波斯和大秦等国的海上往来关系。高僧法显由海道西行天竺所乘海上商船载物可达十多吨。足见当时海上贸易规模之大。南朝刘宋时期,“四海流通,万国交会”,“舟舶继路,商使交属”。[9]萧梁时期,海南诸国已远逾于前代。其中,今天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印度、斯里兰卡、越南、柬埔寨、泰国和马来半岛和印尼苏门答腊岛、印尼巴厘岛等地区的国家均前来朝贡,梁武帝时天竺复遣使贡献。[10]其次,沿海国家和地区倚重海外贸易。基于政治局势的需要和经济层面的考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临海国都开始关重海外贸易。除传统的丝绸、铁器等物品外,纸张已开始由中国输入波斯。公元三世纪时的波斯萨珊王朝已开始用纸书写文书,而根据考古发现,广东沿海地区先后出土了为数众多流通于公元3到6世纪的萨珊王朝的银币。《罗马史》一书的丝绸条云:“昔时吾国(即罗马)仅贵族始得衣之矣。”这一时期,中国自罗马进口的商品也大为增加,如琉璃已成为这一时期贵族的日用品。晋武帝时,产自罗马的琉璃器已开始进入中国上层社会。贵族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11]“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12]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盛产的丝绸仍是主要的输出品。输入品则主要有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银宝器、犀象、吉贝(棉布)、斑布、金刚石、琉璃、珠玑、槟榔、兜銮等。最后,海上航线的进一步发展。传统南方海上航线的发展表现在,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这一时期广州港兴起,取代徐闻和合浦迅速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和对外贸易中心。中国商船已从印度半岛东南部向西,跨越阿拉伯海,抵达波斯湾。据阿拉伯人《古行纪》记载:“中国的商船,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四世纪到锡兰,五世纪至亚丁,终至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在东部航路上,自汉代以来形成的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国家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不断发展。元人马端临曾说,最初倭人初来中国,主要从陆路,由朝鲜到达中国东北地区而后进入内地,当时称之为北道。到了六朝和宋代时,他们进贡东贸易则多从海上直接到达中国东部沿海港口,史称南道。当时中国的海上商人则从南京出发,顺江而下,出长江口后,沿海岸北上航行,到达山东半岛的成山角附近后分为两条线路:其一继续迤俪沿岸而东,到达朝鲜半岛北部;其二,由成山角向东横渡黄海,抵达今韩国南部。然后再沿岸南下,渡过朝鲜海峡,最终航抵日本。”[13]以上航线的开辟和巩固,扩大了中外交往的地理范畴,促进了中国当时海上商业力量。综上所述,从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到春秋时勾践越海北上山东半岛的沿海航行,都显示了先民们早期航海的伟大成就。秦之后直到隋统一前近千年的历史航程中,历代统治者多次巡视和巩固海疆,海洋交通和海外贸易也因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有学者指出:至迟在五、六千年以前,中华文明就创建了环太平洋文化圈;夏商周时就有祭海活动;春秋战国时北方的齐鲁文化和燕昭文化、南方的吴越文化就蕴涵了发达的海洋文化;而到秦汉之后,中国古代海洋文明更加灿烂夺目。[14]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自汉中期以后,穿过绿洲和荒漠的西部丝绸之路已不再孤单,因为海上商业航路也翻开了中西商贸交流辉煌的一页。海洋文明的初曙——中国早期海上商业力量发展述评@刘俊珂$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与陆地文明相比,中国海洋文明的发展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而海上商业力量的发轫则承载了早期海洋文明的更多内容。先秦时期贝丘文化遗址和众多渔盐舟楫遗物的发现表明了沿海地区商贸交通网络的初步形成,闻名于世的海上丝绸之路则成为秦汉时期海上商业力量发展的光辉篇章。同样,分裂、对峙和纷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没有使海上商业力量停下前进的脚步,新航线的开辟和沿海商港的兴起,赋予了海上商业力量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海上商业力量;;海洋文化[1]潘吉星.李约瑟文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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