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吴川吴阳古沉船为明代古船文献考析
作者：
陈国威;
机构：
湛江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
中文关键词：
广东吴阳;;古沉船;;明代;;文献考证
中文摘要：
广东吴川吴阳镇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境内历史文物众多。因濒临南海,自古为雷州半岛与外界交往的海洋通道。据考察研究及文物普查,该镇存在着一处古沉船遗址。沉船年代未明,一说为唐宋船,一说为近代外国船。通过民俗、历史地理遗迹调查,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论证吴阳古沉船为明代古船的可能性,甚至为17世纪荷兰古沉船。古沉船的历史信息不仅丰富了雷州半岛与域外交往的历史,而且为今后进一步开展雷州半岛航海史考古特别是古沉船考古奠定了文献基础。
英文篇名：
Literature Research on Wuyang’s Sunken Ship in Guangdong
英文作者：
CHEN Guo-wei(School of Basic Education of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Zhanjiang 524048,China)
英文摘要：
Wuyang Town of Guangdong,with a great number of historical relics,is one of the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rewarded by China Government.It lies in southwest of Wuchuan city and fac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the site of town is also an ocean channel for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Leizhou Peninsula to the outside world.According to a general investigation of culture artifacts and field research,a sunken ship relics is found in Wuyang,but there is no unanimous opinion on the date of the accident.Some say it is ancient ship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others hold that it is a foreign ship in Modern Times.Based on folklore,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this article tries to confirm Wuyang’s sunken ship is an ancient ship of Ming dynasties or even Dutch’s Sunken Ship in 17th Century.
英文关键词：
Guangdong Wuyang Town;sunken ship;Ming dynasties;Research on literature
引文：
①可参阅[美]穆黛安著、刘平译:《华南海盗(1790—18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及李庆新:“17世纪下半叶北部湾的中国‘海盗’”,载李庆新:《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
②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5—236页;另注,光绪期《吴川县志》据盛志记为:“七年甲戍春三月海寇刘香老复犯限门”,似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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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88–89.
[3]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88–89.
[4]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上[Z].//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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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昌善修,陈兰彬纂.吴川县志[Z].清光绪十四年刊刻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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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孟华,陈平原.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2.
[12]孟华.中国文学中一个套话化了的西方人形象——“洋鬼子”浅析[C]//孟华,陈平原.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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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孟华.中国文学中一个套话化了的西方人形象――“洋鬼子”浅析[C]//孟华,陈平原.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2注①.
[15]王临亨.粤剑编[Z]..卷之三“志外夷”.凌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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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王临亨.粤剑编[Z].卷之三“志外夷”.凌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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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湛江市哲学社会科学2011年度课题:“文化承载与和谐构建:湛江历史文化生态和和谐社会建设研究”(Z1104)阶段成果
小标题：
1 民谚“金芷寮，银赤坎”及其他
2 吴阳“番鬼井”的史迹
3 海盗刘香佬与古沉船
4 结语
光盘号：
AGRI1206S1
文献号：
0
中文刊名：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拼音刊名：
SHDX
年：
2012
期：
02
CN：
44-1635/N
ISSN：
1673-9159
文件名：
SHDX201202005
页：
24-29
分类号：
K878
专题代码：
F097;J153;
子栏目代码：
3;4;
全文：
广东省吴川吴阳镇为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镇名录榜上广东两大名镇之一(另一为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位于湛江吴川市西南部,东濒南海,西襟鉴江,地处鉴江出海口。既然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境内历史文化遗迹自然众多,其中就包括海洋文化方面的。梁桂全先生主编的《广东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记载:“沙角旋沉船遗址:在吴川市吴阳镇案儿村东南海中。沉船离岩约500 m,大部分被沙石覆盖,隆起部分面积约15 m2。1987年经海底考古勘查证实,并采集到铜片铜钉木船板残片和铜柱。沉船年代未明,一说为唐宋船,一说为近代外国船。”[1]是书乃根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关于《对广东历史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进行系统调研的建议》的批示,由广东社科院组织以梁桂全院长和王经伦副院长为正、副组长的“广东历史人文资源调研”课题组,开展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成果。对此海洋史迹,著名的广东史家曾昭璇先生亦述之曰:“这种铜船(按指文献记述的唐代铜船)实物是怎样的,未见具体记载。据知在广东吴川县鉴江海口,近年(1982)发现了一艘沉没水中的铜船,虽然还未把它掘上来,作为古船陈列,但从目前观察所得,已有不少资料,据此,这艘铜船比福建出土的宋船还要长十多米。”虽然“湛江市博物馆认为,它并非唐代铜船,而是近代铜柱栏杆外国木船即清代番舶”,但“这个问题还有深入探讨研究。”[2]现笔者根据该地区的史迹、民谚及相关的历史资料,认为广东吴阳古船仍为明代古船,甚至可能为17世纪荷兰古船。1民谚“金芷寮,银赤坎”及其他岭南史地研究学者曾昭璇先生在《广州唐代铜船》一文中论述曰:“广东吴川县鉴江海口,近年(1982)发现了一艘沉没水中的铜船,虽然还未把它掘上来,作为古船陈列,但从目前观察所得,已有不少资料,分述如下:沉船地点在离芷寮不远的沙角旋乡寮儿村海边,距岸约500 m处。沉船大部分已被海沙覆盖,只有2 m2船面露出,浸在水中。退潮时,露出部分,离低潮水面2 m左右。涨潮时,船面水深数米。船上铜器常把鱼网钩穿。因此,不少渔民把船上铜柱锯取,带回梅菉出卖。只有寮儿村渔民李有祥把从沉船上取下的铜柱、铜钉、铜片献给文物普查队。据他反映:船长:40 m;船面:有铜片包皮;船底:有铜片包皮;船面栏杆柱:圆形实心铜柱,有几十条;船铜钉:方形(唐制也如此)。据此,这艘铜船比福建出土的宋船还要长十多米。……这艘铜船和鉴江口芷寮港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沉在这里?等等。但是,已知芷寮港在湛江港未开发前(清中叶时),已是粤西第一名港”。[3]曾先生的论述有一定道理。明末清初吴川人陈舜系有记述曰:“闻芷初属荒郊。万历间,闽、广商船大集,创铺户百千间,舟岁至数百艘,贩谷米,通洋货,吴川小邑耳,年收税饷万千计,遂为六邑最。”[4]而光绪期《吴川县志》卷二“风俗”条亦载:“芷寮为海口,市船所集。每岁正月后,福潮商艘咸泊于此(盛志)。近则货船聚于水东、赤墈(坎),而芷寮寂然矣。”卷十“杂录”条则载:“芷寮,初属荒郊,居民盖草寮。纸于岭头人目之,曰纸寮。万历间闽广商船大集,剏铺户百千间,舟岁至数百艘,贩谷米通洋货。吴川小邑耳,年收税饷万千计,遂为六邑最。……及康熙癸卯迁为界外,田地邱墟,人民十死八九。”[5]《吴川县志》在这里无疑向我们传递了相关的历史信息:其一,芷寮港兴于明代万历年间;其二,随着芷寮港的荒废,赤坎港才随之兴起。这正是当地民谚所曰的“金芷寮,银赤坎”,金比银贵。《湛江市文物志》比较详细地记述赤坎港兴起的情况:“赤坎原为海边荒地,仅有少数渔民不定期居住。明末清初实行海禁,粤闽沿海居民迁入内地五十里,不准出界贸易,此时赤坎尚未形成商业埠头。清康熙二十三年(1635)废止禁海令(康熙五十六年虽重申洋禁,商船不许私往南洋贸易,但很快又取消了禁令),从此,闽、浙、潮、广商船陆续到达,赤坎逐步形成为商业埠头。乾隆以后,闽浙会馆、潮洲会馆、广府会馆、高州会馆、雷阳会馆陆续建立。当时海水直达今民主路,船只可以直靠。居民、商业集中于今中山二路、九二一路、民主路之间的三角地带,后枕鸡岭山,前临海港。船只从这里启行出鸭乸港、沙湾,东北通吴川、高州,东南出今湛江港,通闽、浙、潮、广和南洋。因为现在大通街一线是海边,所以货栈林立,至今仍有遗迹。尤可注意者,民主路与大通街之间,自西向东,现仍有清代石砌踏跺式渡头遗迹10处,可见当年赤坎水上交通运输之盛。”[6]因而曾先生认为芷寮港曾为商业大港,从而推测吴阳古沉船为唐代铜船,拟有文献证据不足之嫌疑,毕竟芷寮港兴起时间在明代。至于曾文中利用唐代文献《岭表录异》所载:“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贸易。……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鳅之难也”,力求以航海线路来论证吴阳沉船为唐代铜船,只能说有此可能,但论据还是难以服众。不错,唐代广州与安南的航线,或者曰中国与域外海洋贸易往来,是极有可能涉及雷州半岛海域的,雷州半岛海域在中国海洋对外交往史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认识。日人真人元开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遇风飘至海南岛,受到了当地佛教徒地方官冯氏的招待,“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三日供养。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已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7]冯氏乃岭南圣母、高凉冼夫人之后裔。隋朝冼夫人受封于海南临振后,即举徙海南。其迁徙路线极有可能是走海路,估计方向仍为雷州半岛西海岸的线路,即茂名—吴川—雷州—徐闻—海南。此也可以从民俗信仰中得到一些佐证。笔者曾对雷州半岛的民俗进行相关调研,发现雷州半岛冼夫人信仰远远比不上茂名及海南,茂名、海南冼夫人信仰遍及其地各处,但雷州半岛冼夫人信仰只是沿半岛的西海岸地区,信仰地方的数量也不多。若以时代航海线路来论证古沉船为唐宋时期铜船,尚待考古资料及文献进一步佐证。2吴阳“番鬼井”的史迹笔者在调研吴阳芷寮港时,发觉离相传的港口遗址北面不远处有一口水井,邑人称之为“番鬼井”。此井即在目前新建的天后宫后面。此井水日前透凉甘甜,邑人仍取之蒸茶、做饭等食用,甚至直接饮用。问之来历,皆曰以前番鬼佬经过此地时,挖井取水的。据观察,除井水甘甜可口外,此井形制上没有很大特殊,为石块相彻,井口圆形,可直接用手抛绳取水。“番鬼井”距离芷寮港口旧址不到三分钟的路程,光绪期《吴川县志》亦有记载:“番鬼井,在芷藔斗门村后。昔有番鬼泊船于此浚而汲泉,其井虽浅,泉出不竭,味甚清。”[8]赵世瑜先生认为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一个凝聚在习俗和传说或者转化为习俗和传说的历史记忆,它反映了一种与征服者的记忆不同的状态,也反映了一种凝聚了特殊经历的地方性色彩。“历史记忆这个词不仅包括它记忆的对象是历史事件,同时记忆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是一个不断传承、延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构成历史。”[9]毫无疑问,“番鬼”一词,是早期沿海民众对到达邑地外国人的称呼。明代来华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整理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里仍有澳门人称西人为“番鬼”的记载:“为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10]清人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一)在“广东方言”条下记有:“海外诸夷曰番鬼。”[11]“明正德至万历年间……由于最早与西人接触的是广东沿海一带居民,故‘鬼子’一词所具有的‘洋’的指向,大多以广东方言‘番’字的形态进入能指。……明万历年后至1840年:在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中国人沿袭明代的称谓,仍用‘鬼’、‘番鬼’指称来华的西方人(主要仍是商人与传教士)”。[12]陈原先生则介绍曰:“番鬼。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华南群众新造的词:‘番鬼’——把外来的(外国的)东西称为‘番’,是古已有之的;但是近代则将这些‘番’邦(外国)来的‘番’人蔑称为‘鬼’,故称‘番鬼’。”[13]可以讲,西人抵华最先到达的广东沿海一带是存在着称西人为“番鬼”、“番鬼佬”之习俗,作为粤语的广府方言的“番鬼”或“番鬼佬”,迄今一直在日常粤语口语中使用,且大多为形容词,如“番鬼佬”、“番鬼婆”、“番鬼妹”、“番鬼荔枝”(佛头果,学名Annona squamosa L)、“番鬼凉茶”(啤酒)等等。故“番”字一词往往隐含着地区与域外发生关系的历史,包括地名、遗迹等在内。据称,在葡萄牙人初登澳门的地方,即被人称为番鬼塘,仍为一村子之名,现该村仍沿用此名。[14]因而吴川吴阳“番鬼井”地名极有可能蕴含着与域外交往的历史。据了解,最早被粤人称之为“番”、“鬼”的欧洲人士,仍为最早来华葡萄牙人及荷兰人。从1601年起,荷兰人多次来到中国,当时中国人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于是就根据他们“毛发皆赤”的身体特征而将他们称为“红毛番”。“红毛番”有时又作“红毛夷”,简称“红番”、“红夷”。明人王临亨《粤剑编》记曰:“辛丑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15]张燮的《东西洋考》则载:“红毛番,自称荷兰国,与佛郎机邻壤,自古不通中华。其人深目长鼻,毛发皆赤,故呼红毛番云。一名米粟果。”[16]“米粟果”即南洋地区的摩鹿加群岛,是当时荷兰在东南亚的重要殖民据点。万历《广东通志》亦载:“红毛鬼,不知何国。万历二十九年,二、三大舶顿至豪镜之口。其人衣红,眉发连须皆赤,足踵及趾,长尺二寸,形壮大倍常,似悍澳夷。数诘问,辄译言不敢为寇,欲通贡而已,两台司道皆讶其无表,谓不宜开端。时李榷使召其酋人见,游处会城将一月始遣还。诸夷在澳夷者,寻共守之,不许登陆,始去。继闻满剌加伺其舟回,遮杀殆尽。”[17]此两处所记皆为荷兰人。是否明代有荷兰人到达吴川吴阳?甚至遗留下古船?查17世纪20年代荷兰为夺取澳门,与葡萄牙发生了冲突。在遭受多次失败后,作为荷兰远东指挥中心的巴达维亚总督陆续提出相应的对策,谋求发展。1632年,时任巴达维亚总督的布劳沃尔(Hendrick Brouwer)提出一项计划,发动一场对中国人的“严酷的战争”,企图用武力迫使明朝就范,开放沿海贸易,封锁澳门,孤立乃至驱逐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1633年8月15日《东印度事务报告》记载,步骤如下:第一,先派快船和帆船占领从南澳到安海的整个中国沿海,消灭活跃在中国海域的海盗刘香,对从暹罗、柬埔寨、北大年和交趾(Cochin-China)及其他地方的来船“不加区别一概拦截”,企图从海上封锁广东、福建两省。第二,进一步的行动是派遣“整个基督徒和中国人的力量前往广州湾,这样从南到北,烧杀掳掠,直到广东的地方官员郑重地准许我们的自由无障碍的贸易,并只限于我们;而且在生活用品、人力和弹药上不再对澳门的葡萄牙人提供任何帮助。”第三,如果在广州、澳门的行动不顺利,荷兰人将分兵三路,攻打占城,在卡姆比尔岛(Pulo Cambir)或马尔岛(Pulo Cecyr deMar)、泰拉岛(Pulo Cecyr de Terra),拦截中国帆船和来往澳门、满剌加的葡萄牙大海船,攻打台湾北部村社麻豆(Mattau)和西部的小琉球(Lamey),惩罚当地土人;攻占台湾北部西班牙人的基地鸡笼(Kelang)和淡水(Tamsuy)。[18]126–128据相关志书,明时期,“广州湾”所指就是吴川一带的海域。“嘉靖、万历间修《苍梧总督军门志》‘全广海图’第三图雷州沙头洋外有‘东海场,属雷州府’字样;在第四图吴川县南仙门港外为‘广州湾’。”[19]也就是说,荷兰人极有可能来到“广州湾”、来到吴川,“番鬼井”很有可能就是当时荷兰舰队的遗迹。如此一来,我们需要考察的,也就是布劳沃尔所提计划是否实施?3海盗刘香佬与古沉船布劳沃尔提及中国海域海盗刘香,原为明朝郑芝龙部下,后叛离郑氏集团,一段时间后成为继东南沿海著名海盗李魁奇、钟斌之后该海域的头目。“刘香,荷人称Jan Clauw、Janglauw,即香老之译音。海澄人,初追随郑芝龙。1628年与李魁奇出走,在李郑之间的海战中逃脱。自1632年,他纠集李的余党,势力渐大,为寇于中国沿海。1633年春,两次被郑芝龙击败。1634年4月10日,攻打荷人热兰遮城未果。郑芝龙曾写信给蒲特曼斯求援对付刘香。”1632年刘香为郑氏击败后,即往广东方面逃离。“中国大官一官于1632年12月4日在漳州湾中与海盗刘香遭遇,从早上塵战到晚上,据中国人传言,在激战中一官一边死亡1000人,刘香一边有2 000人丧生,最终一官保住了地盘,刘香溃败南逃。”这场战役,福建地区地方志有所记载:“此役即《重纂福建通志》所记载崇祯五年事‘福建巡抚邹维琏遣郑芝龙率兵击海贼刘香,败之,香败走广东。’《重纂福建通志》卷267‘杂录外纪’”。[18]125当时刘香逃往之地,极有可能为粤西吴川一带,随后粤西沿海区域一直为刘香活动频繁的地方。“崇祯御极,兵饷日增……是时九边震动,草寇蜂生,吴川则闽寇李魁奇、刘香老等各二三百艘,年第三四月间入限门,登岸焚掠。”“壬申崇祯五年……四月刘香老又犯限门……癸酉崇祯六年三月,刘香老又犯限门,掳沿江男女,或赎或杀带去。虽有兵船,而客船皆被官拘挛作连环,贼因风纵火,尽为灰烬。”②光绪期《吴川县志》也有相关相同记载。奇怪的是,《吴川县志》记载1633年以后的乡事,相关海盗事迹内容再没出现刘香老名字,书中海盗姓名者如下:“闽寇郑锦”(康熙年间)、“海贼谢厥扶”(康熙年间)、“海盗谢昌洗彪”(康熙年间,谢昌为谢厥扶之子)、“海盗谢昌李積凤”(康熙年间)等。刘香老何处去?难道逝去了?在这里,荷兰人记载向我们道出了刘香老当时行迹:“我们从上述蒲特曼斯长官和泊至海船和的朋友口述中得知,尊敬的先生自从巴城出发后,于7月5日将其全部舰船和两条中国帆船(以前在截获)停泊在南澳岛的北面。然后从南澳或起,由一个海湾到另一个海湾,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寻找海盗刘香踪迹,但没能找到他,因为刘香在广州湾附近遭一官和他弟弟郑鸿逵再次迎头痛击,率其60条小帆船北逃。”此处,另一荷兰史料《热城日记》1633年4月26日内容也反映之:“1633年4月26日到达大员的一条中国商船报告,几天前一官与其兄弟在广州湾再次与刘香麈战,上述海盗损失13条大型和20到25条小型帆船,所有想登岸逃跑的人均遭当地居民攻打。刘香本想乘一官的帆船不备,出奇制胜,但一官已事先获悉,派他的兄弟率船绕到刘香船队的后方出其不意发起攻击。刘香大败。”[18]131由此可知,明代时期,郑芝龙与海盗刘香老在广州湾发生一次较大规模海战,因而从文献上来看,吴阳芷寮古沉船很有可能为明代古船——明代刘香海盗集团与郑芝龙集团在海战中被击沉的船只。当然也很有可能为明代荷兰船。对于明代时期荷兰船舶,时人间有记载。张燮的《东西洋考红毛番》载曰:“或谓和兰长技,惟舟与铳耳。舟长三十丈,横广五六丈,板厚二尺余,鳞次相衔,树五桅。舶上以铁为网,外漆打马油,光莹可鉴,舟设三层,傍作小窗,各置铜铳其中。”明朝遗民、广东名人屈大均在其名著《广东新语舟语洋舶》里记述则记述:“尝有贺兰国舶至闽,有客往观之,谓其舶崇如山岳,有楼橹百十重,上悬五色幡帜,环飞庐皆置木偶以疑远,内则含伏大佛朗机百位,外则包裹牛革数重,月以丹漆涂既一周以为固,梯以藤结而上下。客登,则番人从雀室探其首,眼皆碧绿,发黄而面黧,以手相援,见之惊犹魑魅。……帆绳交结如网罗,或皆在其上坐卧。帆以布凡七张之,绳以棕细藤,窗牖以玻璃嵌之。舱以辟支缎铺之。凡十数重。……贺兰舶亦尝至广州,予得登焉。舶腹凡数重,缒之而下,有甜水井、菜畦。水柜水垢浊,以沙矾滤之复清。悬釜而炊。”[20]据说,崇祯时期的荷兰海船已是“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内有三层,皆置大铳”的夹板大船。[21]对于吴阳古沉船,上述已引述曾昭璇先生《广州唐代铜船》一文的介绍,在此不必重述。也就是说该船存在着许多铜件。上述文献记载提及荷兰船舶铜制品地方不见,而查近代的船只情况,结构虽不明了,却也可能存在诸多铜部件。如许涤新等主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里谈到:“当时(按:指19世纪50、60年代)轮船修理都是用手工,尤其是木工和铜匠(木壳船包铜皮,船上管道仪器均铜制)”。[22]而若以近代船只存在诸多铜部件而推测吴阳沉船为近代沉船,并不可以令人信服。亦有明人记载,当其时,荷兰船只出现以铜皮相包的。广东的刑部官员王临亨在《粤剑编》中说:“辛丑(万历二十九年)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23]张燮的《东西洋考》卷6“红毛番”则记载荷兰海船尾部亦装备铜盘,“大径数尺,译言照海镜,识此可海上不迷”。而若从历史背景出发,考察当时吴川海域海事活动的情况,更能理解吴阳古沉船并非近代沉船,而是17世纪古沉船,甚至为荷兰古沉船。纵观近代,在靠近吴川一带的粤西海域,相关海事活动并非频繁,甚或比较稀少。雷州半岛虽有海盗“乌石二”、“张保仔”集团的活动,但其范围却是以雷州、珠三角一带为主。①而粗略考察整个明代时期,靠近吴川一带的粤西海面却是海事繁忙的,如正德年间,茂名电白曾为市舶司治所;上述也提到郑芝龙集团、刘香集团以及荷兰船队曾在此海域相争。李庆新先生在《17世纪广东与荷兰关系述论》中运用图片表达其观点:“上世纪80年代粤西渔民在广东台山海域打捞到多门荷兰东印度公司铸有‘VOC’、‘1642’年份字样的大炮,其中1门收藏于湛江市博物馆,当为明末在粤西海域活动的荷兰沉船遗物。”[24]惜李先生没有论述到粤西地区与荷兰的关系。希望此处能为李先生的《17世纪广东与荷兰关系述论》作一个补充。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刘香老的海盗集团也是存在荷兰船只的可能,毕竟刘香老与荷兰舰队曾有过对立的。“从我们给上述蒲特曼斯下达的指令中尊敬的阁下您可以读到,我们命令他向与海南(Aynam)一样高度的大陆沿海地区发起攻击,迎战刘香,在他躲藏的地方予以突然袭击,并用夺得的人和船加强他的船队和人力。”[18]127荷兰人与海盗相争过程中,当然存在着荷兰船被夺的可能,如1628年郑芝龙就曾夺取过荷兰船只。4结语在没有进行完全考古挖掘的前提下,笔者结合相关历史文献,结合相关的历史背景,对吴阳古沉船进行了文献的考证。此一方面希望对北部湾海域的历史海洋活动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考古的价值内容提供文献论证,为是否进行进一步的考古挖掘提供建议。毕竟目前,利用古沉船进行历史的考察,利用古沉船文物进行历史考证,推测时代历史无疑是一种好的方法。总之,综合当时海事活动历史背景,结合吴阳古沉船某些特征,笔者认为吴阳古沉船极有可能为明代古船,甚至有可能为17世纪荷兰古船。海外学者曾把环北部湾海域称为“小地中海”,这片从中国的粤西、海南、到东南亚中南半岛的海域,历史一直为交往频繁的海域。粤西雷州半岛上的徐闻早在汉代已是中国对东南亚海上交通的要港,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因而对这片海域相关古沉船作进一步研究,有利于准确定位粤西地区在北部湾历史发展的位置,有利于廓清雷州半岛与域外交往的历史,从而为我们追寻雷州半岛发展的历史,勾勒雷州半岛文化形成的轨迹,积累历史文化基础。广东吴川吴阳古沉船为明代古船文献考析@陈国威$湛江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广东湛江524048广东吴川吴阳镇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境内历史文物众多。因濒临南海,自古为雷州半岛与外界交往的海洋通道。据考察研究及文物普查,该镇存在着一处古沉船遗址。沉船年代未明,一说为唐宋船,一说为近代外国船。通过民俗、历史地理遗迹调查,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论证吴阳古沉船为明代古船的可能性,甚至为17世纪荷兰古沉船。古沉船的历史信息不仅丰富了雷州半岛与域外交往的历史,而且为今后进一步开展雷州半岛航海史考古特别是古沉船考古奠定了文献基础。广东吴阳;;古沉船;;明代;;文献考证①可参阅[美]穆黛安著、刘平译:《华南海盗(1790—18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及李庆新:“17世纪下半叶北部湾的中国‘海盗’”,载李庆新:《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
②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5—236页;另注,光绪期《吴川县志》据盛志记为:“七年甲戍春三月海寇刘香老复犯限门”,似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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