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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以来,在民间社会,那些虽然受时代影响而改变了面貌,却仍然深深根植于中国本土传统的作品,几乎成为中国底层大众阅读最多,家喻户晓的作品。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四大类型。一是《西厢记》、《红楼梦》和才子佳人的爱情传统故事;二是《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为代表的整个武侠小说传统;三是《儒林外史》和晚清以来的谴责小说传统,包括后来的社会小说、政治小说等;四是公案类小说,如传统的《包公案》、《彭公案》以及后来借鉴西方的福尔摩斯的现代侦探类小说。笔者将结合时代背景和时人阅读体验分析这类读物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民间社会传播和接受状况。1大众通俗读物的传播方式在广大底层民众中,识字率普遍偏低。据当时国民政府的统计,全国不识字的民众约占总人口的80%,如果总人口按436 094 953人计算的话,不识字的人数就有348 875 962人[1]。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超过80%的人中,绝大部分都是这类旧式的白话通俗故事直接或间接的读者。其中能识字的,可以看文本;不识字的,可以看图片绘本和连环画或者通过民间戏曲的说唱来进行听读。这种情况的存在一方面由于大量的租书铺、廉价小书摊的存在,使书籍的实际阅读者数量要远远大于图书的出版发行数量。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很多流行小说都与大众媒介的传播相辅相承,互相带动,报刊杂志上连载的小说引起单行本书籍出版发行的热潮,单行本的出版又和电影、戏剧、评书的传播同步,互为渗透,一方面既扩大了影响,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促动了阅读。把一种个体式的阅读体验拓展为大众性的传播和情感互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国时期这些通俗作品的阅读者远远几倍于书籍实际发行和出版的数量,且辐射面巨大。以上海为例,彼时的电影和流行小说出版几乎是同步前行的[2]:明星电影公司《火烧红莲寺》、《自由之花》、《啼笑因缘》《姐妹花》等,联华的《渔光曲》和《大路》,艺华的《女人》,电通的《桃李劫》;长城电影公司的《江南女侠》、《妖光剑影》、《一箭仇》;友联电影公司的《儿女英雄传》、《红蝴蝶》、《荒江女侠》等,许多影片公司还拍摄了“鸳鸯蝴蝶派”的电影。《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等作品也先后被搬上银幕,改编成戏剧,连映百余场,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喜爱。在这种风潮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作者开始注重电影艺术带来的视觉力量,为吸引读者,在文本中也更多加入了视觉的效果。如侦探小说讲究的是逻辑推理,但也有人在作形式上的创新,通过照片将小说情节图片化,如侦探小说家俞天愤将他作品的情节拍成照片,穿插在文字叙述之中,他认为电影依靠表情和动作才那么风行,侦探小说要想取得好的效果也应该有表情和动作。他因而首创了中国侦探小说的“连环图片”[3],这种插图式的侦探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借助戏曲或评书等表现形式,广播也成为通俗小说的重要传播方式。北洋时期中国已有了民营的商业和文艺电台,但局限于大城市,功率较小。1928年在国民党政府提出设立中央广播电台计划后的10年里,先后在重要的城市出现了20多座广播电台。1930年代初期,部分大中城市出现了一批民营的广播电台。到抗战胜利后,全国有收音机达100万台[4]。到了40年代后,由于收音机的逐渐普及,很多家庭都有了可以收听当地广播的收音机,自然也可以收听到由各种通俗小说改编的戏曲、评书,这种传播方式也进一步扩大了通俗小说在大众中的传播,市民、工人、有闲阶层成为这些从茶馆、书场走向广播的戏曲及评书的忠实听众[5]。这些书场、茶馆及后来覆盖面更广的广播使大众在听唱中接受了这些作品,成为一大批间接读者。2大众通俗读物的内容特点从上述这些传播渠道主要传播的内容特点而言,总体来说,整个民国时期的读者市场仍然为旧式的白话畅销作品所占领。一些故事曲折、引人入胜的旧式章回小说,弹词唱本仍然在中国底层社会的大众中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尤其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北京政府教育部《新式标点符号》教育令的颁布,新式的标点符号在书籍中得到推广和普及,更好地帮助读者在阅读中分清结构,辨明语气,正确了解文意。这一时期,旧体的白话小说中也开始采用新式标点和分段,通过这些新式的标点分段,使这些旧式白话小说更具可读性,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如当年作为中学生的吴祖湘先生在回忆阅读时说,“我一到中学,就买到了胡适主持整理的亚东版新出的《红楼梦》……我开始尝到读小说的乐趣,心里明白了小说这东西以及读小说的人所受待待遇在新旧时代如此迥然不同。我们不止为小说的内容所吸引,而且从它学做白话文……新版的《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等不止教会我们把白话文和口语挂上钩,而且进一步开导我们慢慢懂得在日常生活中提成人民说话的语态、语气和意味。如此,我们的表达能力就有了明显的进步”[6]。一些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女性也仍然很喜欢读这些旧白话小说,连几乎就是接受西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张爱玲也自称她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7]。她从小就阅读过《聊斋》、《夜雨秋灯录》、《阅微草堂笔记》等书,并且“很爱看”,对这些白话通俗小说看过好几遍,觉得这些书“耐看,有回味”[8]。到了三四十年代,虽然新文艺作品被更多的读者接受,新文学的作家们也声势浩大,却没有改变新小说阅读面狭隘的局面,更没有瓦解旧式通俗作品的读者群体。“新文学尽管发展,旧式白话的小说,张恨水、张春帆、何海鸥……以及连环画小说的作家还能够完全笼罩住一般社会和下等人的读者”[9]。而读者大众与新文学的关系则仍然令新文学的创作者们失望:“新式小说究竟占什么位置呢?他实在亦只有新式的知识阶级才来读他。固然,这种新式知识阶级的读者社会比以前是扩大了,而且还会有扩大些的可能。然而,比较旧式白话小说的读者起来,那就差得多了。一般社会不能容纳这种新式小说,并不一定是因为它的内容———他们连读都没读过,根本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他们实在认为他是外国文的书籍。”[10]不注意传统的文化精神,只是一味的阐述新思想、新观念,这种作品只能被大众视为“外国书籍”,进入不了普通民众的阅读视野。对这种阅读现象,推行乡村平民教育的叶圣陶对这种阅读状态的批评从另一个角度很好反映了当时实际的大众阅读状况:“社会里各类人,而且数量也较多。他们因为无聊,或者欲期消遣,常常拿了一本石印细字的小册子在那里阅览。这种小册子,比不论什么高文典册都流传得普遍;穷乡僻壤,买不到一本小学教科书是平常的事,石印细字的小册子却是有的———或在庙场上设一个摊,或在市档头墙脚摆一跳板凳,就这样发卖了。所以凡是识几个字的人,识了破体也好,识了小字也好,身边摸得一两个铜元,就有与这小册子接触的机会。”[11]在上海城隍庙的“门板书摊”上,这类书摊上所卖的书,和其他地方普通门版摊上的书籍一样,有石印的小说、《无锡景》、《时新小调》、《十二月花名》之类,很符合当地民众的阅读喜好。所以,一些有经验的经常上城隍庙一类地方淘旧书的读者说,“如果你也注意到这一方面的出版物,你很可以在这里买几本新出的小书,看看这一类大众读物的新的倾向”[12]。另外,城隍庙的附近还有不少旧书铺,这里面有着更丰富的新旧典籍,能够满足读者的多种需要。赵树理曾谈起在二三十年代的在群众中占着压倒之势的“华北文化”就是老百姓家中的《太阳经》、《老母家书》、《麻衣神相》以及写着“洗手开看”的《玉匣记》、《选择捷要》和农村青年手中的《秦雪梅吊孝唱本》、《洞房归山》等等[13]。而这些读物很多都在对河南开封的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中出现过,这种重合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下层大众而言,在阅读内容上是比较相似的。3通俗读物获取的主要渠道特点通过上面对大众通俗读物的介绍,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租借是流行于底层大众中阅读书刊的一种普遍方式。有人对当时的情况做过调查,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对于书刊的阅读,价格问题是一个比大众文化程度不高更为严重的障碍。杂志通常是1到5毛1本,书籍是3到8毛1本。这对于生活在下层的大众来说是很昂贵的,因为它耗尽了每个家庭平均生活水平只许可每年1元钱的娱乐费[14]。所以,在拥有较大阅读人口在城市或小城镇中,租借比购买更适宜于广大小市民。由于大多数民众的购买力薄弱,所以书店营业者想出了很多减轻读者负担的方法吸引读者阅读,使读者能不断到他们那里找书看。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租书回家,以书的价值和租书的次数和时间的长短而分别取租金若干;二是站在书摊上看,取很低廉的租金。另外还有一种专门出租给有钱人家看的书,主是出租品相好的书,给不出门的小姐,太太在家中看,请人送,租金较高,一看约1个月。民国时期平津地区的租书铺有三种,一是馒头铺,左右拉旗,卖馒头,这种地方通常代售或租赁各类型的包括子弟书抄本在内的唱本,一般都是恶劣的木活字刻本,质量不高,价格低廉。其中,质量和选本较好的是最受欢迎的百本张的唱本。这些唱本是清代中期以后的抄本,可以读,可以哼,可以表演,可以朗诵。唱本除了作为艺人讲唱的底本,也是满清贵族和一般民众喜爱的通俗读物。百本张出版的唱本,最多时达到一千多种,除京、昆杂剧外,曲艺唱本就选有子弟书、单弦牌子曲、大鼓词、莲花落、马头调等曲种,版本多达几十种。百本张编有《百本张子弟书目录》,著录他售卖的子弟书共二百九十三种。《燕京岁时记》也曾说:“子弟书音调沉穆,词亦高雅。”因子弟书“词亦高雅”,而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自乾隆至光绪朝历百余年在民众中盛传不衰,一直到一九三○年代,在平津地区、东北的小书摊上也还有这些唱本的踪迹,在上海的街头,还随处可以买到这些通俗的唱本。在平津地区人们常常从馒头铺里租赁这些俗曲回家阅读。从当时北京馒头铺里《三国志》、《济公传》、《剑锋春秋》这些唱本的出租情况可看出,这些书是当时人们最为喜欢阅读的,并且大部分都是说唱鼓辞,可见这种形式的文本在北方读者群体最大,影响也最大[15]。另外这些唱本主要是在如北京隆福寺、护国寺等庙会上长期设摊售卖,书商将各种唱本摆在高粱秆儿编制的小帘子上任人挑选,有时还辅导教唱。这些地方也是民众购买和租阅唱本和通俗读物之所。在1934年对洛阳开封相国寺的民众读物调查中,据租书铺的老板介绍“过去这一类的唱本和善书,相国寺中是卖得最多的,近年来因唱本的取缔,所以来路便少了。”虽然政府取缔了唱本,卖书者不敢公开出售,市面上暗地里流通的唱本其实并未消失,事实上,很多民众家中依然有这类的唱本在传阅。另一种租书铺的形式是拉洋片的地方,通常放一些黄色图片,吸引男中学生和一些成年人。当时北京地区最著名的拉洋片的叫大金牙。这里同时也出租图书。还有一种是新式出租铺,一个铺面或者一个摊位专门出租当时最新和最流行的图书,连环画尤其多。这些连环图是当时的大众极为喜爱的一种读物形式,当时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小学生都有过类似的到租书铺看连环画的经历。在1937年后,上述两种旧式租书铺竞争不过这种新式租书铺,以后人们租书就基本是到新式租书铺中。后来,这种新式的租书铺遍及全国各地,成为广大民众阅读的一种重要方式,直至1949年后被取缔。4通俗阅读的主要接受形式连环画,北方叫“小人书”,两广叫“公仔书”,浙江叫“菩萨书”,汉口叫“牙牙书”(即孩子书的意思),上海叫“图画书”,一直到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一部西游记,定名叫做“连环图画”,才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名称[16]。它是一种以读图为主的书籍形式,它以简洁的构图、浅显的文字、低廉的价格及便于携带等优势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流行于民国时期大众中最受喜爱的一种阅读和接受形式。进入民国,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民间印刷市场逐渐扩大。小人书的通俗性和易读性使其成为率先走进民间走进老百姓的读物,很快为劳苦大众喜闻乐见。1930年代以后,连环画在读者中真正红火起来,一批声誉很高的连环画名家,如连环画界的“四大名旦”————朱润斋、周云舫、沈曼云、赵宏本等绘制的连环画深受欢迎。他们类似今日的笑星或歌星,为千万读者迷恋与热爱。周作人的描写成为这种小人书阅读的一个最好的见证:“在上海或是北京的马路上行走,常可以见到路边有些小书摊,却不是卖的,只是借给人看,又不拿回家去,只在摊边翻看。这在北京名为小人书……好些成年人也在那里看着,而且还很滋滋有味的。”[17]连环画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根据阅读需要进行了改良和创新,图文结合更紧密,情节感更强。说明文字被搬到画面内,并增加了人物对话———多在人物嘴前标示出一小块地方,写上说话内容———人物开口说话,就更有看头。这种图文相混的方式,使得图文浑然一体,内容前后更连贯。再加上文字一律由文言改用白话,浅显易懂,一目了然,另外画面的连续性也得以加强,场景的变化与人物的动作,在前后两页衔接得很紧密,好似看电影画面。这样,故事进行得就更顺畅,连环画也就更抓住人,让人爱不释手,成了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通俗读物,也培养了一批伴随小人书成长起来的忠实读者。那个时候,很多民众对于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古典小说的情节人物、生活的小常识,往往最早都是从小人书中得到的。例如,学者黄永年的童年就是在小人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18]。虽然这些连环画用今天的标准来说,有精华也有糟粕,但很多人就是从这种图画式的阅读中获取知识,吸取了营养、认识世界的。黄永年在回忆当年的小人书对自己的影响时就认为:“从《三国志》里知道一些粗线条的历史知识,《开天辟地》也使我接触到三皇五帝、夏商周,而不必到中学里再硬记硬背,看了《岳传》还懂得了忠奸之分等。至于《封神》里的法宝自不曾误认为真有,也没有相信岳飞真是大鹏金翅鸟转世。总之没有在这些书里受到多少坏影响。”[19]连毛泽东也极爱看小人书《三国演义》:“一天,我叫他(毛泽东)吃饭,他靠在床上看小人书,不愿动弹。我说:‘主席你还迷小人书啊?’他翻着书说:‘小人书不简单哪!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20]这些连环画的内容多改编自戏剧曲目,内容多是武侠神怪题材,约占连环画总数的一半以上;也有从历史故事、小说和民间故事改编的,约占四分之一;还有一些由电影故事和影片改编的,约有五分之一。另外还有一些取材于现实题材的《直奉血战画宝》、《宋氏三姊妹》等当时反映社会政治时事的佳作;有取材于小人物生活的直到解放后还为人们熟知的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叶浅予的《王先生》系列连环画。尤其是在《三毛流浪记》发表后,立即受到广大小市民的欢迎、同情和喜爱,竟然有读者写信给刊载“三毛”的报纸,表示愿意出钱出力来帮助解决他的困难[21]。四十年代末,在国统区出版的秦征的《红骡子》、罗工柳根据赵树理小说用木刻创作的《小二黑结婚》和一位木刻家创作的《刘胡兰》等无字木刻连环画小册子也流行于大后方的底层民众之中[22]。由于小人书紧密联系经济市场适合读者观赏需求,故事曲折连续性强,文字通俗易懂,所以特别能够吸引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封面上明确写着“男女老幼,娱乐大观”8个字,小人书主要是通过书摊,其中很多是专门的小人书摊向读者出租,对象主要是学龄儿童和工人、店员及其他城市居民,其中多半是文盲和半文盲。同时,由于小人书普及于家家户户,老少咸宜,人人爱看。出租小人书便成了一种行业,分做固定与流动两种。固定的是小人书铺,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铺外悬挂着纸板,花花绿绿贴满小人书的封面,招徕人看;铺内不过用砖块架几条长长的木板,有时坐满大小孩子乃至成人,各看各的,埋头瞪目,心迷而神往。流动的则是一辆手推式租书车,每至夜幕下垂,书贩便推着满满一车小人书,沿街吆喝,呼唤看客。逢到人来,就把车子推到路灯下,以便人们借着灯光挑书。一摞书抱回去,全家老小各抓一本在手,看完便与旁人交换。民国时期小人书销售不仅建立了总的发行机构,其发行网点遍布全国城镇,很多还直接销往香港、南洋等地。在延安、在华北等地区,也有连环图画,还有用“洋片”形式来画的,每张大小如一张整报纸,彩绘,在广场上放给农民看,很受群众欢迎,政治宣传上的收效也很大。如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为题材的《狼心喋血记》、《百劫英雄》,描写大地主压迫农民的故事《文武财神》等都极大唤起了农民大众的爱国热情及对侵略者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仇恨。综前所及,上述大众通俗读物在内容上除了表现市民生活以外,还表现出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除暴安良、因果报应、慈悲为怀、尊老爱幼、赤胆忠心等,虽然这些传统的人文精神里有不少糟粕,但更多的是作为优良的道德标准融合于中国人的是非判断和日常行为规范之中,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内涵也在逐步调整与改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中华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地伤害,传统的文化精神作为中国民族的基本精神被极大的激发起来。此时流行的大众的读物所宣扬的传统的人文精神正契合了大众心目中的价值判断,加之这些作品很好地表现了社会现实和时代情绪,或反或正或曲或直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所以在民间大受读者欢迎。二十世纪上半期我国大众通俗读物的阅读与传播研究@许欢$北京大学!北京100871论文总结了二十世纪上半期在我国底层民众中接受和影响较广的读物状况,分析其传播渠道和接受方式,结合时人阅读体验探讨此类通俗读物受民众欢迎的原因。指出这一时期的大众读者市场仍然为旧式的白话畅销作品所占领。一些故事曲折、引人入胜的旧式章回小说,弹词唱本仍然在中国底层社会的大众中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通俗阅读;;阅读接受;;大众读物;;阅读文化;;民国社会[1]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M].上海:开明书店,193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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